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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1989年辞职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等，散文集有《读沧海》《寻找的悲歌》《人论二十五种》《漂流手记》等。作品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多种文字。
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
先是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现在没有了。
贵族精神的缺失造成我们“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造成我们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造成我们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鲁湘：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贵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一种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意味着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
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和缺失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请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为我们作答。
刘先生，我知道您1989年出国以后，就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文化漫游，您有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
刘再复：整整十九年了。
王鲁湘：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再回来是什么感受？
刘再复：这次借着凤凰的翅膀能够回来，看到北京的变化真大。像我以前住的建国门外，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认不得了。
王鲁湘：包括社科院那座您很熟悉的大楼，外表也完全变了。
刘再复：对，完全变了。
王鲁湘：有人说，一个人离家远游，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回家，为了感受家里的亲切，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您这么多年一直游历欧美，在海外进行文化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家园，会有什么样新的感悟？
刘再复：我过去读《荷马史诗》，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模式：《伊利亚特》是出征，《奥德赛》是回归。对于中国，我觉得处在中国看，可能看不太清楚；反而从国外回来再看，会感到今天的中国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您对贵族精神的思考，可能也是游历欧洲的过程中，反观自己家园时产生的一个灵感吧。
刘再复：有这方面原因。欧洲的贵族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虽然法国大革命打断了一下，但历史上形成的一些贵族精神至今还在延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大国的崛起不只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人文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走了近三十个国家，视野打开了，再看我们的国家，会看得更清楚，也更低调。
我是研究新文学的，也研究文学理论。我对“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评价很高。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文字奉还”，使文字不再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掌握。在“五四”以前，文和言是分开的；新文化运动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提倡用白话来写文章，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字奉还”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