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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齐鲁文化，在先秦被称为“齐、鲁文化”，因为它是由差异较大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两种区域文化融合而成的。在古代，不同类型的文化传播，首先就是邻近地域之间的传播。齐国和鲁国相邻，既无高山之阻，又无江河之隔，且有共同的东夷文化之源，因而，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
齐鲁两国都拥有自己的文化策略，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齐国建国之初，姜太公把经济的发展放在了首位，采用“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举贤而上功”的建国方针。而鲁国在建国之初则施行任人唯亲的政策，采用“变其俗，革其礼，尊尊亲亲”的政策。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就形成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正由于齐文化和鲁文化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两者必然会发生冲撞，这种冲撞正是文化融合的前奏。
齐文化和鲁文化之间有着很多对立因素，在政治方面，齐文化尚霸道，鲁文化尚仁道；在经济发展方面，齐文化讲究农、工、渔、商共同发展，而鲁文化则讲求以农为本而抑商；在律法方面，齐文化重“刑政”，鲁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齐文化主张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鲁文化则弘扬王道，平治天下。鲁国的孔子和孟子都曾去齐国，希望能用鲁学影响齐学，孔子宣扬“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希望以此改变齐国的思想和风尚，但却以齐学的坚决抵制而宣告失败。孟子劝齐宣王行仁义之政，同样未能如愿。
齐学和鲁学是从战国时开始结合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极大地推动了齐、鲁文化的融合，而完成两种文化融合过程的中心则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学宫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内部有很深厚的民主气氛，可以容纳道家、法家、墨家、儒家等各家自由讨论和竞争，是一个民主自由、兼收并蓄的学术机构。孟子和稷下学者淳于髡等人进行过争论，虽然没有说服对方，但却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齐学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和齐学相通的东西。荀子也在齐学中吸取了营养，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再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稷下学宫，后来的《苟子》就是齐学和鲁学相融合的产物。
《管子》一书是管子学派的著作总集，尽管它并非管仲所作。此书的核心思想虽是道家思想，但法家和阴阳家等思想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位。书中既有道家的“无为而治”，又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富民强国，还有法家的法、势、术，是部诸子百家的文献。它的形成就标志着齐、鲁文化真正的融合了。两种文化对立且互补，这就使得融合后的“齐鲁文化”更加强大，更加丰富。
两种文化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拥有共同的渊源，在历尽沧桑后终于融汇在了一起，共同构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已经达到中国最高的文化水准，出现了一大批齐鲁文人，如孔子、孟子、孙武、孙膑、扁鹊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崇法家思想中的君主个人专制。为了巩固统治，统一思想，他先后禁私学、焚书，最后坑杀儒生。而这些儒生主要由齐鲁文人组成，所以，秦始皇的做法，受打击最大的是齐鲁文人。
秦王朝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是独尊法术策略的失败。汉初统治者深深了解到国家初定，人民生活困苦，于是采用齐文化的“以静制动”的统治术，实行“德化”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顺应天意人心，缓解了内部矛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