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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座皇城，有着深深的八旗遗风、贵族色彩，天津则不同，它是一座平民城市，平民意识占着主导地位。让天津人感兴趣的是通暖气、修路筑桥、白菜多少钱一斤、水多少钱一吨、电多少钱一度。他们不崇拜明星，不买大款的账，就想过平凡的小日子，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民生活，就像民谣里说的：“天津青年打木器，搞好对象拜天地”。老作家林希研究天津地域文化多年，曾在《北京时间》一书里将天津的文化比喻成草根文化，将天津城市比做平民城市，是非常有道理的。
什么是草根文化呢？它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野草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的平凡，野草看上去散漫无羁，但却生生不息，野草不会长成参天大树，但野草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充满着乡土气息，这就是草根文化，它影响着几代天津人。
民居也以人为本，他们住着规范的四合院，也有大杂院，有的富人住在小洋楼里，但居住条件并不是天津人身份的标志，他们从不以居住区炫耀自己。大杂院里没有围墙，八方居民都住在这儿，院里弯弯绕绕，陌生人进来走着走着就能迷路。
天津人做人堂堂正正，做生意诚信为本，没出过假酒，没卖过假药，不坑人，不害人，不取不义之财。天津没出过状元，全国的各大名书院也没有一个是天津的，但天津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就是因为天津文化的草根特质，他们的教育面对最广大的民众，是最富生命力的教育。
天津最能体现文化草根性的就是天津艺苑，在梨园行里有这样一句行话：“北京学成天津走，上海赚包银。”
在旧时，京剧演员和别的戏曲演员一样被称为“戏子”，成名后才被尊称为“老板”。一个京剧演员只要能在天津唱红了，那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天津的观众觉得你行，你就行。经历一次草根化过程，才具有艺术生命。作为曲艺的发祥地，相声、大鼓，坠子、单弦、评书、时调——天津是培养艺术大师的沃野。“京剧大王”谭鑫培在天津起家，之后才去了北京；京剧老三杰之一余三胜和他的四弟余四胜也长期在天津演出；余三胜的孙子余叔岩，自幼在天津学戏，后来红遍天津。
天津人懂京剧，所以对京剧要求严格，看戏很“刁”，一点马虎也容不得。天津人看戏时如果看出一点毛病，会让你当场下不来台。所以，在天津唱戏是对戏曲演员最大的磨练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马连良在天津唱“王佐断臂”，唱戏的时候不小心将“断”了的左臂摇了一下，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倒彩，马老板什么话也没说，退票谢罪走人。很多年后，马老板又来天津好好唱了一出戏，才又把人缘找回来。
天津就是一座平民城市，天津最基本的居民都是平民阶层，这不光体现在经济状况上，更是体现在他们的平民心态上。
天津也出过不少名人，但你问起天津人，他们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天津人并不以本地出名人为荣，也不以本地没出名人为耻，他们认为一个人出了名，就不再是天津人了。因为历史上天津人一旦成了名，就不在天津待了，天津人也就不把他看成天津人了，就算哪天再回天津，天津人也和他没什么关系了。天津也出过富人，但富人和平民没什么来往。天津平民有自己的居住区，富人大多迁居租界，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意识里，没有名人和富人，这些名人、富人也别想在天津人面前充大爷，他们把名人和富人看得很淡，在他们心里，天津是属于千百万的天津平民的。
在天津，如果一个小店装修的特别豪华，光顾的人就会很少，如果一个小饭馆门脸很小装修的很普通，门口全是自行车，过路人一看，来这儿吃饭的都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也会进去吃饭。如果门口停着几辆小汽车，进来吃饭的人就少。天津人不登高门楼，按他们的说法就是：“不添那个彩儿”。
天津人爱打架，但打架并非天津人的专利。天津人打架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打架的第一个特点是先礼后兵，有了纠纷先商量着解决，解决不了再出去打架。第二个特点是挨打不出声，而且绝不求饶，第三个特点就是讲哥们义气，为了朋友可以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有时候会发生打群架的事，直到见了血才会收手。天津人打架像演戏一样有导演、主角、配角、观众。解放后，这样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虽然偶尔还会有，但已经不像旧时那样频繁了。
天津人喜欢说大话，他们认为谁能把话吹圆了，谁就是英雄好汉。一般人吹牛都爱吹自己家乡，而天津人吹牛不吹天津，而是吹自己，把自己吹得越好，就越容易找饭吃，天津人好打架也和他们爱吹牛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