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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平民

北京是座皇城,有着深深的八旗遗风、贵族色彩,天津则不同,它是一座平民城市,平民意识占着主导地位。让天津人感兴趣的是通暖气、修路筑桥、白菜多少钱一斤、水多少钱一吨、电多少钱一度。他们不崇拜明星,不买大款的账,就想过平凡的小日子,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民生活,就像民谣里说的:“天津青年打木器,搞好对象拜天地”。老作家林希研究天津地域文化多年,曾在《北京时间》一书里将天津的文化比喻成草根文化,将天津城市比做平民城市,是非常有道理的。

什么是草根文化呢?它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野草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的平凡,野草看上去散漫无羁,但却生生不息,野草不会长成参天大树,但野草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充满着乡土气息,这就是草根文化,它影响着几代天津人。

民居也以人为本,他们住着规范的四合院,也有大杂院,有的富人住在小洋楼里,但居住条件并不是天津人身份的标志,他们从不以居住区炫耀自己。大杂院里没有围墙,八方居民都住在这儿,院里弯弯绕绕,陌生人进来走着走着就能迷路。

天津人做人堂堂正正,做生意诚信为本,没出过假酒,没卖过假药,不坑人,不害人,不取不义之财。天津没出过状元,全国的各大名书院也没有一个是天津的,但天津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就是因为天津文化的草根特质,他们的教育面对最广大的民众,是最富生命力的教育。

天津最能体现文化草根性的就是天津艺苑,在梨园行里有这样一句行话:“北京学成天津走,上海赚包银。”

在旧时,京剧演员和别的戏曲演员一样被称为“戏子”,成名后才被尊称为“老板”。一个京剧演员只要能在天津唱红了,那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天津的观众觉得你行,你就行。经历一次草根化过程,才具有艺术生命。作为曲艺的发祥地,相声、大鼓,坠子、单弦、评书、时调——天津是培养艺术大师的沃野。“京剧大王”谭鑫培在天津起家,之后才去了北京;京剧老三杰之一余三胜和他的四弟余四胜也长期在天津演出;余三胜的孙子余叔岩,自幼在天津学戏,后来红遍天津。

天津人懂京剧,所以对京剧要求严格,看戏很“刁”,一点马虎也容不得。天津人看戏时如果看出一点毛病,会让你当场下不来台。所以,在天津唱戏是对戏曲演员最大的磨练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马连良在天津唱“王佐断臂”,唱戏的时候不小心将“断”了的左臂摇了一下,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倒彩,马老板什么话也没说,退票谢罪走人。很多年后,马老板又来天津好好唱了一出戏,才又把人缘找回来。

天津就是一座平民城市,天津最基本的居民都是平民阶层,这不光体现在经济状况上,更是体现在他们的平民心态上。

天津也出过不少名人,但你问起天津人,他们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天津人并不以本地出名人为荣,也不以本地没出名人为耻,他们认为一个人出了名,就不再是天津人了。因为历史上天津人一旦成了名,就不在天津待了,天津人也就不把他看成天津人了,就算哪天再回天津,天津人也和他没什么关系了。天津也出过富人,但富人和平民没什么来往。天津平民有自己的居住区,富人大多迁居租界,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意识里,没有名人和富人,这些名人、富人也别想在天津人面前充大爷,他们把名人和富人看得很淡,在他们心里,天津是属于千百万的天津平民的。

在天津,如果一个小店装修的特别豪华,光顾的人就会很少,如果一个小饭馆门脸很小装修的很普通,门口全是自行车,过路人一看,来这儿吃饭的都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也会进去吃饭。如果门口停着几辆小汽车,进来吃饭的人就少。天津人不登高门楼,按他们的说法就是:“不添那个彩儿”。

天津人爱打架,但打架并非天津人的专利。天津人打架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打架的第一个特点是先礼后兵,有了纠纷先商量着解决,解决不了再出去打架。第二个特点是挨打不出声,而且绝不求饶,第三个特点就是讲哥们义气,为了朋友可以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有时候会发生打群架的事,直到见了血才会收手。天津人打架像演戏一样有导演、主角、配角、观众。解放后,这样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虽然偶尔还会有,但已经不像旧时那样频繁了。

天津人喜欢说大话,他们认为谁能把话吹圆了,谁就是英雄好汉。一般人吹牛都爱吹自己家乡,而天津人吹牛不吹天津,而是吹自己,把自己吹得越好,就越容易找饭吃,天津人好打架也和他们爱吹牛皮有关。 l2S6p0ZEucLg/bB/22tgYhJq2Gq12T0eaP4cZx8OH2MMfQCdsiwvmEoONpTYFX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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