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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很多男孩儿都叫“帕科”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在马德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父亲在马德里的《自由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帕科，星期二中午到蒙塔尼亚饭店来见我。往事一概不咎。爸爸。”结果，一下来了八百多个青年，最后不得不用一个中队的骑警才把他们赶散。但是，在卢阿卡寄宿公寓里当餐厅侍者的这个帕科，却既没有父亲原谅他，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需要父亲原谅。他有两个姐姐在卢阿卡做女侍，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这家寄宿公寓曾经有一个女侍是她们的老乡，那个女侍干活勤快，为人又诚实，因而给她的村子和同村的人都赢得了好名声。两个姐姐出盘缠让弟弟乘长途汽车来到马德里，并且还为他找到了做侍者学徒的活儿。他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村庄，那里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真叫人难以相信，食物匮乏，也就谈不上什么生活舒适了。他能记事时，就一直是拼命干活的。
他是个身材结实的小伙子，漆黑的头发，有点儿卷曲，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皮肤细腻，让姐姐们都非常羡慕；脸上还总是挂着一抹开朗的微笑。他手脚麻利，活儿干得出色，也很爱他的姐姐，她们看上去很标致，很世故。他喜欢马德里：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方；他也喜欢这份工作，穿着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夜礼服在明亮的灯光下干活儿，厨房里还有很丰盛的食物，这工作似乎充满了浪漫的梦幻色彩。
还有另外八到十二个人住在卢阿卡，并在餐厅就餐，但是在帕科的眼里——他是三个侍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实际存在的就只有那些斗牛士。
二流的剑刺手住在这家公寓里，是因为圣赫罗尼莫路地段很好，食物精美，而且费用还便宜。对于一个斗牛士来说，即使不显得阔气，至少得显得体面些，因为在西班牙，体面和尊严就是人们最重视的美德，勇敢倒还在其次。斗牛士们直到花光了最后几块比塞塔，都一直住在卢阿卡。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斗牛士搬出卢阿卡，住进了一家更高级或者更豪华的旅馆，因为二流斗牛士从来不会成为一流斗牛士；可是卢阿卡却可以使人迅速的潦倒下去，因为只要是能挣点钱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只要客人没有要求，就不会把账单拿给他，除非经营这家寄宿公寓的那个女人知道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斗牛士一般可分为三种，“剑刺手”是斗牛队里的主要斗牛士，是唯一可以用剑刺杀公牛的人；“骑马长矛手”骑在马上，于斗牛开始时，用带有钢尖的长矛刺牛，将其激怒；“短枪手”手持成双的短枪，将其插入已被激怒的牛的肩部和颈部。每个斗牛队通常由一名剑刺手，两名骑马长矛手和三名短枪手组成，以剑刺手为首，其他五人须服从他的指挥。
眼下，卢阿卡公寓里就住着三名正式的剑刺手，两名很好的骑马长矛手和一名出色的短枪手。对于家在塞维利亚，春季要住在马德里的骑马长矛手和短枪手来说，住进卢阿卡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是他们工作稳定，收入不错，雇用他们的剑刺手在即将到来的斗牛季节中，都签订了大量的合同，所以这三位副手中的每一个挣的钱，都有可能比那三个剑刺手中的任何一个都多。那三个刺剑手中的其中一个生了病，却想装得没病似的；另一个是刚出道的，没红几天便成了过眼云烟；而第三个则是个胆小鬼。
这个胆小鬼，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勇猛，技艺非凡，他第一次作为剑刺手参加正式比赛时，出场就被牛角狠狠地戳了小肚子，受伤严重，从此就变成了胆小鬼，不过那豪爽的派头倒不减当年。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不管有没有人逗他，他总是笑口常开。当年风光的时候，他喜欢搞恶作剧，但现在已经不再来这一套了。可能是没有心情了吧。他有着一张聪明的、非常坦率的面孔，举止很有派头。
生病的那位处处小心，从不显出生病的样子，餐桌上摆的每一道菜，他都细心地吃上一点。他的手帕特别多，总自己动手在房间里洗。近来，他还卖起了自己的斗牛服。圣诞节前他很便宜地卖了一套，到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又卖掉了一套。这些服装都很值钱，保存得也很好，如今他身边就只剩下一套了。生病之前，他是一个大有希望、甚至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士。尽管他不识字，却收集了一些剪报，上面说，他在马德里的首秀表现得比贝尔蒙特还要出色。现在他总是独自一人在一张小桌旁进餐，很少抬头。
那位曾经昙花一现的剑刺手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很有派头。他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就餐，脸上很难看到一丝笑意，更不用说哈哈大笑了。他来自瓦利阿多里德，那里的人总是一本正经的。他还算是个有才能的刺剑手，只是还没用他临危不惧、镇静自若的长处赢得公众喜爱，他的风格就已经过时了，观众们再也不会因为海报上他的大名而去斗牛场了。他当年的特色就是身材矮小，甚至看不到公牛的肩隆；但身材矮小的斗牛士并不只他一个，他始终没能给观众留下持久的印象。
至于那两位骑马长矛手，一个是花白头发的瘦子，长着一副秃鹫般的面孔，虽然没有健壮的体格，但胳膊和腿却像铁打的一样，总是穿一双牧牛人穿的长筒靴，每天晚上都要喝很多的酒，色眯眯地盯着公寓里任意的一个女人。另一位则生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容貌俊朗，两手大得特别，头发像印第安人那样乌黑。这两位都是很出色的骑马长矛手，不过大家都说第一位因为贪恋酒色，技艺已经大不如前；而第二位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和人吵架，所以跟任何剑刺手，都顶多只共事一个斗牛季节。
那个短枪手是个中年人，头发已经斑白，可是尽管上了年纪，却仍像猫一样敏捷；他坐在餐桌旁边，看上去就像是个很会赚钱的商人。对今年这个斗牛季节来说，他的腿脚依然很利落，到了上场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还足以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用为没有人正式雇佣他而发愁。所不同的是：当他脚下不够敏捷时就会惊慌失措，而如今不管场内场外他都胸有成竹，镇静自若。
这天晚上，餐厅里就只剩下那位长着秃鹫面孔和喝了过多酒的骑马长矛手，每逢节日，在西班牙集市上拍卖表的那位脸上带有胎记、也同样喝了很多酒的商人；另外还有两个加利西亚来的神父，他们坐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子旁，酒即使喝得不算太多，肯定也已经不少了。当时在卢阿卡，酒是包括在寄宿费中的，而侍者又刚拿来几瓶巴耳德佩尼亚斯红葡萄酒，先送到拍卖商的桌上，再送给骑马长矛手，最后又送去给两个神父。
三名侍者站在餐室的一头。这里的规矩是：侍者要等他们所负责的餐桌上的客人全部走光以后才能下班。负责两个神父那张餐桌的侍者预先约好要去参加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会，帕科事先已答应帮他照料那张餐桌。
楼上，那位生病的剑刺手正一个人躺在床上。那位过气的剑刺手正坐在那里望着窗外，想要去咖啡馆坐会儿。那位胆小鬼剑刺手则把帕科的一个姐姐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想要让她干什么事儿，可她却笑着不肯答应。剑刺手于是说：“来啊，野姑娘。”
“不，”帕科的姐姐说，“我为什么要来？”
“行个好吧。”
“你吃饱了，现在准备拿我当甜品。”
“就一回，又有什么害处呢？”
“别碰我，我告诉你，别碰我。”
“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儿罢了。”
“我告诉你，别碰我。”
在下面餐室里，那个个子最高的侍者这时已经误了开会的时间，他说：“瞧瞧这些黑猪喝酒的样子。”
“话不能这么说，”第二个侍者说，“他们都是些体面的顾客，酒又喝得不算太多。”
“我倒觉得自己说得很恰当，”高个子侍者说，“西班牙有两个大祸害，公牛和神父。”
“当然不是指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神父。”第二个侍者说。
“当然是，”高个子侍者说，“只有通过个别的人，你才能向整个阶级发动进攻。必须先从个别的杀起，再统统杀光。这样才不会再有新的出来。”
“把这些话留到会上说吧。”第二个侍者说。
“瞧瞧马德里的野蛮劲吧，”高个子侍者说，“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些家伙还在大吃大喝。”
“他们是十点钟才开始吃的，”第二个侍者说，“而且你也知道到，菜多，酒便宜，他们都付了钱，再说，这酒也不凶。”
“有你这样的傻瓜，工人们怎么能团结一致呢？”高个子侍者问。
“听我说，”第二个侍者说，他是个五十岁的人了。“我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活啦。下半辈子也一定要干活。对此我毫无怨言，干活是很正常的。”
“是呀，要是没活干，就要命了。”
“我一直在干活，”年纪较大的侍者说，“去开会吧。用不着待在这里了。”
“你真是个好同志，”高个子侍者说，“不过你缺乏思想。”
“Meiorsimea faltaesoqueelotro，”年纪较大的侍者说（意思是没有思想总比没有活儿干好点儿），“去开会吧。”
帕科一直没有吭声。他还不懂得政治，但是每次听高个儿待者讲到必须杀死神父和宪警时，他的心情总是很兴奋的。在他看来，高个子侍者就代表着革命，而革命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他本人倒很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革命者，在保有现在这份工作的同时，还是一个斗牛士。
“开会去吧，伊格纳西奥，”他说，“我替你照应着”
“我们俩来照应。”年纪较大的侍者说。
“一个人就足够了，”帕科说，“去开会吧。”
“那我走了，”高个子侍者用西班牙语说，“多谢多谢。”
同时，在楼上，帕科的姐姐已经摆脱了那个剑刺手的拥抱，那副熟练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摔跤运动员摆脱对手的擒拿。她现在发起火来，说：“你们这些饿狼般的家伙。一个不够格的斗牛士，胆小如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它用到斗牛场上去吧。”
“你这种说话的腔调就像个婊子。”
“婊子也是女人，可我不是婊子。”
“可也快了。”
“反正不会让你第一个来糟蹋。”
“离开我的房间。”剑刺手说。这时候，他因为遭到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又感到胆怯起来。
“离开？什么都没做怎么离开？”帕科的姐姐说，“不需要我帮你铺好床铺吗？老板花钱雇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离开我，”剑刺手说。那张英俊开朗的脸紧蹙起来，就像是在哭泣。“你这婊子，你这个小臭婊子。”
“剑刺手，”她说，顺手关上了门，“我的剑刺手。”
在房间里，剑刺手一屁股坐在床上。他的脸仍然那样紧蹙着。每当他在斗牛场上这样时，总是强颜欢笑，还会吓到第一排的观众，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大声说，“竟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还记得自己得意的日子，那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他还没有忘记五月里那个炎热的下午，那件沉重的、盘着金丝花的斗牛服披在他的身上，那时候他在斗牛场上的嗓音像在咖啡馆里一样从容，响亮。他还记得，当他刺向公牛的时候，牛角正低下来，他紧握着剑，剑锋朝下，对准牛肩膀的顶端，只看见两只宽大的、可以撞倒木栅、尖端已经裂开的牛角，牛角上的肉峰长着布满尘土的黝黑色短毛，他那时还吁了一口气；他记得剑扎进去时就像扎进一堆硬黄油一样容易，他用手掌推着剑柄，左臂朝前，臂膀低低地伸过去，左腿承担着所有的重量，接着忽地一下重量不在左腿上了。那时，身体的重量竟落到了他的小肚子上，公牛抬起头来，一只牛角戳进了他的小肚子，他被牛角戳着转了两下，才被别人救下来。所以现在，他即使有难得的机会去刺杀公牛，也不敢去正视它的牛角了。一个婊子又怎么能体会到，每次斗牛前，他所经历的思想斗争呢？这帮人经历过些什么场面，居然敢来嘲笑他？她们都是些婊子，自己清楚会干什么勾当。
在楼下餐厅里，那个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打量着那两个神父。要是这里有女人，他便会直勾勾地盯着她们。要是没有女人，他就饶有兴趣地盯着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但这会儿既没女人也没外国人，他只好傲慢无礼而又自得起乐地盯着那两个神父。他正盯着的时候，那个脸上带有胎记的拍卖商站起身来，折好餐巾，走了出去，把他要来的最后一瓶葡萄酒剩下了一大半。倘若他早已付清了在卢阿卡的账目的话，他准会把这瓶酒全部喝光的。
两个神父并没有回看这个骑马长矛手。一个神父说：“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他十天了。整天坐在接待室里，可他就是不肯见我。”
“有什么办法吗？”
“一点也没有。能有什么办法呢？像咱们这样的人是没法抗拒权贵的。”
“我也一样，在这里等了两个星期了，他们就是不肯见我。”
“咱们都来自被人遗弃的乡下。等钱花光后，就可以回去了。”
“再回到被人遗弃的乡下去。马德里对加利西亚有什么好关心的呢？咱们那个省份简直太穷了。”
“咱们的巴西略兄弟所干的事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对巴西略阿尔瓦雷斯是否诚实还是不敢肯定。”
“人到了马德里就学会懂事了。马德里扼杀了西班牙的生机。”
“只要他们愿意见一下我们，哪怕是拒绝我们的要求也好啊。”
“不会的，干等着吧，就是要让你等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
“好吧，咱们就等着瞧吧。只要别人能等，我就能等。”
正在这时，那个花白头发秃鹫面孔的骑马长矛手站起身，走到神父们的桌旁，面带微笑地站在那儿，看了他们一会儿。
“一位斗牛士。”一个神父对另一个说。
“而且还很出色。”骑马长矛手说，然后便走出了餐厅。他身穿灰色夹克衫、紧身马裤，身材很好，双腿呈弓形，脚上是一双牧羊人的高跟皮靴。当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稳健地踏着大步走出去的时候，这双皮靴在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他生活在一个自己安排的很好的职业小天地里，在这个天地里，他自得其乐，夜夜买醉，夜夜狂欢，什么都不放眼里。此刻，他点起一支雪茄，在门厅把帽子歪戴在头上，便出门向咖啡馆走去了。
两个神父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成了餐厅里最后的两个人，于是便紧跟着那位骑马长矛手离开了。现在餐厅里除了帕科和那个中年侍者外，已经空无一人。他俩收拾好餐桌，把酒瓶拿进了厨房。
洗盘子的小伙子待在厨房里。他比帕科大三岁，为人玩世不恭，尖酸刻薄。
“来，拿过去。”中年的侍者说。他给他倒了一杯巴耳德佩尼亚斯红葡萄酒。
“有好喝的为什么不喝？”小伙子把酒杯接了过去。
“你呢，帕科？”年纪较大的侍者问。
“谢谢你。”帕科说。他们三个人都喝了。
“我要走了。”中年的侍者说。
“晚安。”帕科和那个小伙子对他说。
他走了出去，只剩下他们俩了。帕科拿起一个神父用过的餐巾，两腿笔直地站定在那儿，然后顺势将餐巾放低，把双臂一挥，模仿斗牛士从容摆动披风的那种架势。他转过身来，稍把右脚向前移一下，又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对着假想的公牛占据到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接着又做了一个摆动披风的动作，这一次动作徐缓、恰到好处、洒脱极了，然后他把餐巾收回到腰部，脚步不动，身子一闪，躲过了公牛。
那个洗盘子的名叫恩里克，他用嘲笑的目光打量着帕科。
“公牛怎么样？”他说。
“非常勇猛，”帕科说，“你瞧。”
他挺直瘦长的身子，又做了四个无可挑剔的摆动披风的动作，身段干净利落，优美极了。
“公牛呢？”恩里克问，他腰上系着围裙，背靠洗碗槽站着，手里拿着酒杯。
“还是很勇猛呢。”帕科说。
“你真叫我恶心。”恩里克说。
“为什么？”
“瞧我的。”
恩里克脱下围裙，引逗着假想中的公牛，做了四个漂亮的、吉卜赛式的挥动披风的慢动作，最后把围裙的一端放开，用手成弧形地一摆，掠过从身边冲过的公牛的鼻子，又绕到了自己的腰上。
“瞧瞧我这身手，”他说，“可我却在洗盘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恩里克说，“害怕，如果你面对着的是真的公牛，也同样会害怕的。”
“不，”帕科说，“我不会害怕。”
“去你的吧，”恩里克说，“每个人都害怕。只是斗牛士能抑制住，所以他才能引逗公牛。我参加过一次业余斗牛，结果吓得要死，就逃了。每个人都认为很有趣，但当真正面对的时候都会害怕。如果不是因为害怕，那西班牙所有的擦鞋匠早都成了斗牛士了。你，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准怕得比我还厉害。”
“不会。”帕科说。
他曾经在想象中，斗过很多次牛了。有好几次，他甚至看到了牛角，湿漉漉的牛嘴，抖动着的牛耳朵，然后，当他挥动着披风时，就看到牛把头一低，猛冲过来，蹄子啪啪作响，激怒的公牛擦身而过。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挥动披风时，公牛便一次又一次地猛冲过来，接着他做了一个漂亮的闪身动作，使公牛兜过来绕过去。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去，短上衣的金花上黏着公牛擦身而过时碰下来的牛毛；公牛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观众为此欢呼不已。不，他才不会害怕呢。别人是会害怕，但他不会。他知道自己不会害怕的。即使曾经感到害怕，但他知道自己总有办法应付的。他有信心。“我不会害怕。”他说。
恩里克又说了一遍：“去你的吧。”
他接着说道：“要不咱们试试看？”
“怎么个试法呢？”
“听我说，”恩里克说，“你只想到牛，但却忘了还有牛角，牛的气力很大，冲过来的牛角就像刀子一样锋利，一样快，杀起人来像棍棒一样凶狠。瞧，”他说着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两把切肉刀。“我把它们绑在椅子腿上，然后我举着它给你扮演公牛。刀子就是牛角。如果你还能像刚才那样，就算你真有本事。”
“把你的围裙借给我，”帕科说，“咱们到餐室里去试试。”
“不，”恩里克说，他突然变得不那么刻薄了，“要不算了，帕科。”
“要试，”帕科说。“我不怕。”
“等你看见冲过来的刀子，就会怕了。”
“咱们等着瞧吧，”帕科说，“把围裙给我。”
恩里克用两块油迹斑斑的餐巾系住了刀身的中央，打了个结，把这两把刀身沉重、刀锋像刺刀一样犀利的切肉刀牢牢固定在了椅子腿上。这时候，那两个女侍，也就是帕科的两个姐姐，正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她们要去看葛利塔嘉宝主演的《安娜克里斯蒂》。而那两个神父，一个正穿着内衣读祈祷书，另一个则穿着睡衣念玫瑰经。除了生病的那位以外，所有的斗牛士都到了福尔诺斯咖啡馆。那位身材魁梧、深色头发的骑马长矛手正在打弹子，那位矮小、严肃的剑刺手正同那位中年的短枪手和其他几个一本正经的工人挤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
那位喜欢喝酒、头发花白的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杯卡扎拉斯白兰地，笑嘻嘻地盯着另一张桌子，因为那位胆怯的剑刺手跟另一名已经抛弃了剑，改做短枪手的剑刺手正和两名面容憔悴的妓女坐在那边。
拍卖商站在街道的拐角处同朋友聊天。高个子侍者正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会议上等待着发言的机会。中年侍者坐在阿尔瓦雷斯咖啡馆的平台上喝着一小杯啤酒。卢阿卡的女老板已经熟睡在自己的床上了。她仰面躺着，两腿夹着垫枕；她体型又大又胖，为人随和，诚实而清白，笃信宗教，丈夫死了二十年，她每天都想念他，为他祈祷。那个生病的剑刺手自己躺在床上，嘴巴上盖着一块手帕。
在空荡荡的餐厅里，恩里克用餐巾固定好后，打了最后一个结，然后把椅子举起来。他把有刀片的两条椅腿朝前，又把椅子高举过头，头的两边各有一把笔直的冲着前方的刀子。
“这椅子很重，”他说，“听我说，帕科。这会很危险的，还是算了吧。”他都冒汗了。
帕科面朝他站着，展开围裙，拇指朝上，食指朝下，各捏住围裙的一边，把它展开来逗引“公牛”的注意。
“笔直冲过来吧，”他说，“像公牛那样转身。想冲多少次就冲多少次。”
“你怎么知道该什么时候停止挥披风呢？”恩里克问，“最好是斗三个回合以后，中间来个休息。”
“好，”帕科说，“对着我来吧。嘿，小公牛，来吧，小公牛！”
恩里克低下头朝他冲了过去，帕科就在刀子前面挥舞着围裙，刀子从他的肚子前面刺过去。对他来说，这刺过来的刀子简直就是真正的牛角，角尖白晃晃的，光滑而锋利；当恩里克从他身边冲过去又再次转过身子朝他冲过来时，就像是公牛那热乎乎的、两边血迹斑斑的硕大身躯砰砰砰地冲过来，又好比是敏捷的猫转过身，在他缓缓地挥动披风时再次向他冲来。接着，当他盯着来势凶猛的刀尖时，他的左脚向前多迈出了两英寸，刀子没能从身旁掠过，而是像插进酒囊那样一下子捅进了他的小肚子。从突然插进去的坚硬的刀片上和周围，涌出了滚热的鲜血。恩里克大声喊道：“啊呀！唉！快让我拔出来！快让我拔出来！”帕科朝前扑倒在椅子上，手里仍拿着那件当披风用的围裙，恩里克拉着椅子，这时刀子就在他的小肚子里，在怕科的小肚子里转动。
刀子抽出来了，他坐在地板上一摊越来越大的、热乎乎的血泊里。
“把餐巾盖在上面，快捂住！”恩里克说，“紧紧捂住。我这就去请医生。你必须捂住不让血出来。”
“应该预备一只橡皮杯子。”帕科说。他曾经看见在斗牛场上用过那种杯子。
“我笔直地冲过来，”恩里克哭着说，“只是想让你看到这有多危险。”
“别担心，”帕科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去请医生吧。”
要是在斗牛场上，会被抬起来扛着跑去手术室的。如果到那儿之前，股动脉里的血就流光了，那么他们就把神父请来。
“去把那两位神父中的随便一位找来。”帕科说，一边用餐巾紧紧捂住自己的小肚子。他简直没法相信这事儿真的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但这话恩里克并没有听到，他正沿着圣杰罗尼莫赛马场，向通宵服务的急救站跑去。帕科独自一人，先坐起身，后来又把身子蜷作一团，终于摔倒在地板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过。他感到血正在一点一点流干，就像拔掉浴缸里的塞子以后，缸里的脏水很快流光一样。他害怕起来，觉得头发晕。他想作一次忏悔。他还记得是怎么开头的：“我的上帝啊，我因为触犯了您而感到由衷的悔恨，您真值得我敬爱，我决心……”他虽然说得很快，但还是没等说完就昏沉的，脸朝下躺在了地板上，很快就死了。股动脉一经割断，血液总是会很快流光的，那速度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当急救站的医生由一名警察（他紧紧抓住恩里克的一只手臂）陪同走上楼梯时，帕科的两个姐姐还在大马路的电影院里。她们对嘉宝演的这部电影大为失望。她们已经习惯了在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的地方看到这位大明星，而在这部影片中她却生活得那样凄惨、卑微。观众根本不喜欢这部影片，他们吹口哨，跺脚，表示抗议。旅馆里所有其他的客人几乎都在做着帕科出事儿时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只有那两个神父都已经祈祷完毕，正在准备睡觉；那个头发花白的骑马长矛手已经端着酒跟那两个面容憔悴的妓女凑到一张桌上去了。过了一会，他便跟她们中的一个走出了咖啡馆。这个妓女刚才的酒钱都是那个胆小的剑刺手付的。
对于这些事儿里的任何一件，帕科这个小伙子都永远不会知道了，同样也不知道这些人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他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结束一生的。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结束了一生。正像西班牙有句谚语说的那样，他是“充满着幻想”死去的。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甚至没来得及经历幻想的破灭，甚至在临死之前也没能把忏悔做完。
他甚至连对嘉宝演的那部电影表示失望的时间也没有，这部电影使整个马德里的观众失望了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