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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深圳这么多年，只做了两件事：读书和过日子。读书可从少年时算起，但青葱岁月与生活不沾边，算不上过日子。过日子需要体味、沉淀，像腌咸菜，全须全头全尾地浸泡，滋味方能慢慢透得身心。如此看来，一些人到了四五十岁，仍停留在“混日子”的初级阶段，只有像我这等惜日如命的老人才能说是已经进入“过日子”的最高阶段。
人到七十以后，特别关注社会的发展。读书也常喜欢把古人与今人、古事与今事杂糅在一起，大都贯穿着一个思路：视古今为一脉，把古今综合起来看。我自认为这也是一种史观，叫“古今咫尺间”，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看法。这点大概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的概念相契合。它的意思大概是单独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像我的读书、给报纸专栏写文章，连同过日子本身都在不断重复，形成互文。生活给予人的历练，会影响人读什么，怎么读；读书反过来也会左右人的生活态度。此种“互文关系”须慢慢体会，才嚼得出滋味。
我形成“古今咫尺间”这个思路，与先哲的启发大有关系。比如鲁迅，我最近又读到他说过的这样两段话：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在鲁迅看来，我们古今人相似或相同的东西太多了！民国就像是南宋明末，酷刑更是古今一脉相传，真仿佛今古就在咫尺之间。不仅是鲁迅，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许多大学者，都总是把古今融在一起思考。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为“资治”而写“通鉴”，陈寅恪以写《柳如是别传》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垣以写《通鉴胡注表微》传播抗日思想……他们的“发思古之幽情”，都离不开解决当世问题。他们学问大，但都不做死学问，他们的学问与天下兴亡大有关联。
鲁迅引古书，说古事，把游荡在现世的古老幽灵捉出来给人们看，其立意是为了挖掉封建老根，为改造愚弱的国民性，为使我们的民族自醒、自立、自强。我觉得，鲁迅的这种立意和法子，今天还用得着，因为，封建遗毒还在。
关于清除封建遗毒的问题，邓小平有许多警辟的论述。他说：“搞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又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终身制。”(《邓小平年谱》)这方面的例证是极多的，举不胜举。每念及此，便会给我们平常过日子带来某种苦涩。
封建的东西，在我国，韧性是极强的，剪不断、理还乱，纠结一团，至今不绝。马克思曾感叹：“中国真是活的化石。”这话是说清代的中国不长进。话说得有点尖锐，但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性，认识封建主义那一套的顽固性，确有启发意义。鲁迅所说的“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实际与马克思的观察大体相同。这就需要我们做长期、坚韧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