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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做出完满的回答并非易事。几年前，我听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就此讲过六条：为了求知，为了学艺，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满足感情、情绪的需要，为了寻求意义和人生的榜样。丁教授是哈佛学子，自有广博的阅读经验，他言之成理，我也听之有得。
胡适写过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读书》，他讲了三条：第一是为了接受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第二是为读书而读书；第三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
鲁迅也说过，读书的目的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讲读书的目的只四个字：“获得知识。”中国孔子也是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看得出来，中外圣哲都把读书当作求知求乐的手段。
读书是一种认知的手段，即认识外部世界，认识内心世界。认识外部世界是使人获得与它和谐相处而不是单纯地改造它的智慧，这属于工具性的目的；认识内心世界使人可以拥有一个独立完善的人格而不是凌驾于同类之上，这是以人格修为为目的的。可是，尼采却说：“我作为认知者，对自己一无所知。”如何认识自己的确是一道难解的课题。人们总是认为，人的正直或虚伪，诚实或狡诈，仁厚或暴虐，善良或凶残，公正或偏狭，民主或专制，勇敢或怯懦，勤奋或慵懒，文雅或粗野，清廉或贪婪……往往是因为读书或不读书的结果。但在我看来，倘若把读书的注意力局限在征服自然、出人头地方面，而不是征服自我，那就不仅有丧失自我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对人类或自然造成难以预料的破坏。试看古往今来的独夫暴君，又有哪一个是未曾读过书的所谓白丁呢？补救的办法，诚如洛克所说：“我们必须考察人格一词所代表的东西。在我看来，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有理性、能反省的一种东西。”丁学良教授讲读书是为了寻求意义、寻求人生的榜样，就是讲要变化气质、完善人格，这是每一个读书人所要追求的最高层次的目标。
人刚一出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怯生生、迷蒙蒙，茫然于未来，于是就识字、读书。读一本书就得到一份知识，获得一份自由、快乐；读的书越多，知识就越多，获得的自由、快乐就越大。比如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他重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终生坐着轮椅，身体的自由度极小极小，但他的精神自由度却可以得到最大最大——他对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神游八极、迁想妙得的地步。他写的《时间简史》以及他对太阳黑洞的研究，已使他在时空领域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快乐，而且还使别人分享了他的自由、快乐。
不读书的人是无法理解读书人的幸福的，就像足不出户者无法理解环球旅行者或登月者的心情。既然书籍总结了人类的一切财富，总结了做人的经验，那么读书的多少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知识、才能和气质。一个人只有当他借助书籍进入精神境界，洞察万物时，他才算是跳出了现实世界的局限，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快乐的人。
我爱读书。读大学那几年，为着多读点书，差点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还是喜爱读点书，即使出差在路上，也总要找一本相宜的书翻看。读书似乎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需要，不，一种乐趣。曹孟德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不会饮酒，我只喜欢读书。我觉得读书是一件解忧寻乐的好事。
每当我四处去淘书的时候，就像是去寻找朋友。在风风雨雨的人生途中，为寻找一条回家的路。购书、读书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对我来说，书是这样一件事物：于其人也，犹如吃饭穿衣。不读书的人，肉体上虽然活着，精神上却是死寂凝固的状态。而只要有书读，即便老之将至，也一定不是空虚、落寞的。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吟道：“江淮飘零客，老来依然穷。藏书近万册，从中可淘金。”我们中国有个传统叫“书贵久藏”，我以为藏且读才会使书斋的生活充盈着生机。读书如同与朋友促膝谈心，这是人间至乐之事。因此，书房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仅保存了我的藏书，而且也记录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成了我做人的一个支点。
古人有“读书得间”的说法，大概是说要读出书中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字处看出字来，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读书犹如“读人”，“读人”很难，但“不知人，无以知言也”，“知人”正是“知言”和“知书”的重要前提。比如说，我读林语堂的《武则天传》，认识到武则天当朝时的暴虐和蔑视人性；但她稳固江山之后又陆续迎接被贬斥的老臣归朝，而且自己死后又立下一块令人迷惑不解的“无字碑”，这不能不让人发出惊叹，又多少消弭了几许我对那位荒淫残忍的女皇所投下的鄙夷。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发现苏轼因写有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只有蛰龙知”的诗句而为小人所谗——说皇帝在位，只能说有龙在天，不能说在九泉之下。中国的皇权是不可挑战的，但是皇帝再圣明，也架不住围绕他的佞臣贼子日进谗言。这就是为什么从屈子到苏子都逃脱不了因谗被逐的命运。特别是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我最为欣赏的是陈先生为王国维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一段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是一位博览群书者，后学没有不佩服其卓识的。他的一生，基本上是足不出户、谢客读书的。如说中国真正的读书人，陈先生可列第一。他在史学界冠绝群伦，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作为庸鄙之辈，当然不能望其项背。不过，通过“读书得间”之法，我们能从这位中外罕见的国学大师身上看到中国学人最难得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通过读书，可以调整自我的步调，用更长远的目光来定义成功；通过读书，可以认清世间的美好和丑恶，使我们失去对某种低级趣味的欲求；通过读书，我们还可以随时面对生命中的冲击，调整心态，找到新的方向。总之，通过读书，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更主要的是一种向上的理想，一种人生的乐趣，一种生活的勇气和智慧的力量。因此，我说，天底下第一等好事就是读书。
近几年国民阅读率调查显示，中国人年均读书不超过四本，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一年连一本书也没读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读书大国，孔子就是中国读书人的老祖宗之一。他编《春秋》、办蒙馆，不读书怎能发言？后来他的弟子所编的《论语》就是他的言论汇编。《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讲读书是快乐之事。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实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读书种子。尽管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文字狱以及曾将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慌乱时期，出现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狂暴与喧嚣，但中国从未断绝过读书种子。纵观中国文化，耕读传家始终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行干部知识化之后，“学而优则仕”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的某些光泽。这至少说明，如今，对知识的尊重——儒家传统中关于生活态度的主要说教——开始回潮。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贫困及现实中精神信仰的缺失，当下中国人对赚钱和物质成功过度膜拜。因此，环顾今日，真正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不独中国如此，据说它还是一个弥漫全球的文化现象。新西兰人费希尔曾写过一本书，名曰《阅读的历史》。书中谈到，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塞万提斯，不过是高中生或大学生的阅读作业，毕业之后则很少有人问津。“虽然教育制度依然在竭力维护文学这一古代文明的中流砥柱，并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对阅读的渴求，然而与19世纪相比，一个惨淡的事实是，整个社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5页)
与此相反，现在读屏的人越来越多。走路、吃饭、坐车、睡前……无时无刻，手机相伴，刷微信、聊天，这是当今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粘在网络上，囿于虚拟中，似与世界零距离，实与现实很疏远；看似是读屏人被这个世界抛弃，实为读屏人抛弃了这个世界。今天，微博和微信太过流行也让我担心，它们会不会塑造出只能阅读片断信息、只会使用网络语言的下一代？
在我看来，读屏代替不了读书。如今，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进行了，包括阅读。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浅阅读。正如艾柯所说：“在电脑前呆上12个小时，我的眼睛就会像两个网球，我觉得非得找一把扶手椅，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看看报纸，或者读一首好诗。所以，我认为电脑正在传播一种新的读写形式，但它无法满足它们激发起来的所有知识需求。”(《书的未来》)我对此也深有同感。我是个老网虫，上网后我默声不语，无视周遭，偶然与旁人聊聊，却忽然不知魏晋，难以融入。我总觉得在网上固然可以获取信息，却无法完成深度阅读。所谓深度阅读是指，你忘记周围的世界，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感受快乐、悲伤、愤怒、平和。它是一段段无可替代的完整的生命体验，不是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和夸张的视频可以取代的。我的经验是，倘在网上见到好的文章或电子书，必须下载、打印出来，再静下心来重读它。只有读到了纸版，我的心里才踏实下来。
最近读到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他颇有感悟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自己7岁起，无一时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每日求有所闻。”(《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97页)钱穆是国学大师，他也给做学问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读钱穆，又使我想起了学者甘阳的几句话：“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二流的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0页)
稍加解读，这几句话说的应该是如下道理：谈学论道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是从何而来？当然是来自读书。书读得足够多，就有了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有思考、有想法。如此，与别人交谈、讨论，才可以做到气盛言宜，即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否则，你就不敢说话，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因为一说话就露怯，就露出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本来面目，那是会被人笑话的。
我本来是要谈全民阅读的问题，最终却跑到了读书做学问这里。既如此，我就干脆“篡改”孔子的一句话，与爱读书的朋友共勉。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把它改成：不读书，无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