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战后日本最著名的首相吉田茂提出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发展路线，但是时势比人强，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刚刚将旧日本军队解体的美国又急不可耐地要来重建日本的军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自卫队终于得以艰难成立。

影响深远的“吉田路线”

对于战后的历任首相，日本最著名的新闻媒体《读卖新闻》曾在2006年举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吉田茂以44%的得票数名列第一。提起吉田茂，中国人还不是很熟悉，了解程度远远不及田中角荣和中曾根康弘，但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却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战后第一首相。

此人1878年出生，生下来还没满月就被过继给横滨的大富商吉田健三郎当养子。1889年养父吉田健三郎去世，给他留下了50万日元的财产，而当时日军一名普通少尉的月薪才30日元，已可以维持普通一家人的生活，50万元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一般的巨款了。1899年吉田进入培养皇室与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学习。1904年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于1906年从政治系毕业。大学毕业后，吉田茂通过外交官考试，进入外务省。1908年，吉田茂与日本政界巨头牧野伸显的长女雪子结婚。牧野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天皇的重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借助岳父的人脉关系和自身的努力，1928年就担任了外务省次官。1936年他的东京大学校友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本来想任命他为外交大臣，但遭到了军部的反对，最终只让他担任了驻英大使。这次仕途的挫折，可以说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一方面使他对军部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另一方面驻英大使的职务使他远离了东京的政治中心，从而也没有与军方有过多交往，在战后成为极少数没有污点的政治家。1939年他卸任驻英大使，回到日本后就和岳父一起为反对与德意结盟，反对与英美开战而积极奔走，成为坚定的反战派人士。甚至在战争后期还大胆地不顾军部的威胁，发表了题为《尽快结束战争》的文章，公开批评军部，呼吁结束战争。也因为这样，他自然成为军部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仅长期受到监视，甚至在1945年4月还被逮捕下狱。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场牢狱之灾，也成为他在战后赢得美国青睐的巨大本钱。而曾经想提携他的校友广田弘毅却因为与军方牵涉过深，最终沦为战犯，而且成为被处死的28名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

1946年以鸠山一郎为总裁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本来首相的位置毫无疑问应该由鸠山来坐，但是美国认为鸠山能力强威望高，如果他出任首相将很难驾驭，便以在战时曾协助军国主义的名义解除了他的公职，自然也就剥夺了他担任首相的资格。鸠山只好赶紧找人来当首相，于是就选中了自己的至交好友吉田茂，就这样吉田茂意外地当上了首相。而此后吉田茂就一发不可收拾，连任五届首相，总任期达七年之久（1946-1947，1948-1954），成为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吉田茂上台面临的两大难题，就是恢复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和结束占领状态恢复独立。他首先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与美国发展全方位的合作才最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即便牺牲一点主权也是值得的。所以，他构建的国家战略是依靠美国的保护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以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来作为保卫日本安全的重要屏障，使驻日美军成为日本国防的主力，而日本自己的自卫队只是作为辅助美军的次要力量。他的这一战略被后人称为“吉田路线”。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日本被美国占领，并通过驻军的方式被美国控制着国防、外交甚至政治，这是迫于无奈的现状。吉田茂正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做出了尽可能符合日本长远利益的决策，将发展经济作为整个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几十年过去了，这一路线被证明还是比较成功的。

尽管“吉田路线”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和深化与美国的结盟，但是自卫队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也是“吉田路线”的产物。虽然说吉田茂执政期间，一直都比较积极地执行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各项指令，但是也在可行范围内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一点就很明显地表现在自卫队问题上，当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要求日本重新武装时，吉田茂就屡屡用和平宪法作为挡箭牌，一再拒绝重新武装的要求。这并不是说吉田茂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而是他认为以日本目前的情况，恢复军备就可能影响经济复兴，当务之急是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而重整军备这样“奢侈”的事情，还是留待以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之后再说吧。最后还是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一再严令下，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了有限度地恢复军备。在创建自卫队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想过要复活“大日本皇军”，这很可能与他早年坚决反对军部的经历有关。但是他也不是认为日本就永远不需要恢复军备，他始终认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拥有军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他希望的军队是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国家和国民的军队”，当然他更认为在他执政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还为时过早，只有到了经济大为发展、国力明显增加之后才会去考虑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军队。

尽管吉田茂时代已经过去了60年，连他本人也都已经去世快50年了，但是在今天的日本人心中，他依然是战后最伟大的首相。之所以认为他伟大，不是在他执政时期自卫队创建了起来，而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将防务发展放在次要地位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广大日本民众的认可。“吉田路线”的形成固然有美国对于占领日本的非军事化政策的外因，日本国民深受战争困扰而对战争的极度厌恶和对和平发展的热切渴望的内因，恐怕有更大的影响。

无庸置疑，日本在战后迅速振兴与发展，是得益于“吉田路线”长期以来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性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吉田茂去世之后获得了国葬的荣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他所制定的“吉田路线”的肯定。

在吉田茂执政的1951年，美国与日本签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使美国几乎包办了日本的国防乃至外交事务，但同时也使日本可以埋头专心发展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日本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之后，希望改变“吉田路线”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从中曾根康弘开始，历届日本政府都努力地想把日本塑造成政治大国，但是由于日本国民对“吉田路线”的深深认同，这些努力都难见成效，所以说直到今日，“吉田路线”的影响依然还在发挥着作用。

借壳上市的海自

在日本三大自卫队中，海上自卫队（简称海自，下同）是最早成型的，而且海自和陆上自卫队完全切断与当年旧日本陆军的血脉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海自就是旧日本海军的后裔。

日本投降后，旧的陆海军很快就被解体，日本的国防完全由美国占领军来负责，大的国家防务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小问题，如海盗、走私、偷渡等应该由类似海岸警备队来负责的治安警备方面的问题，就无人问津了。到1947年，这些问题愈演愈烈，使战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日本社会更是雪上加霜，如何维护周边海域的安全和秩序，就成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迫在眉睫所要应对的问题了。于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就想到了成立一支类似于美国海岸警卫队性质的海上警察，来处理这些海上安全和权益的问题。

1947年8月，海上警备队的组建正式开始启动。28艘原来旧日本海军遗留下的反潜特务艇被改装成沿海巡视艇，由复员厅第二复员局（也就是以前的海军省）移交给了运输省。

1948年5月1日，海上保安厅作为运输省的外设机构（简称为外局）正式成立，主要负责海岸警备、沿海船只航行安全、反走私、反偷渡、海上救助以及清扫水雷等任务。这其中在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扫水雷。在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本土周边海域总共布下了约67000枚水雷，在战争中确实是把日本本土基本上给封锁了起来，但是现在，战争结束后就成了大麻烦了，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海上交通，进而严重影响着日本的经济建设和国民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所有旧日本陆海军中，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特意保留下一支部队，这也是旧日本陆海军700万军队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部队，就是由第二复员省军务局长前海军少将山本善雄指挥的约1万名海军官兵。他们装备着约350艘小型扫雷舰艇，就是负责海上扫雷。而这支扫雷部队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海上保安厅成立后所辖的第一支部队。

美国对于重建日本武装，至少在1948年的时候还是很忌惮的，生怕再重新造出像当年那样的“大日本皇军”来，所以对于海上保安厅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其总人数不得超过1万人，所装备的舰艇不得超过125艘，总排水量不得超过5万吨，最大的舰艇单艘排水量不得超过1500吨，人员只能装备轻武器，活动只能限于日本沿岸。这样就使海上保安厅充其量也不过就是海上警察的角色。

海上保安厅成立之时，总人数8156人，没有超过规定。拥有29艘巡逻舰和103艘小型巡逻艇，乍一看舰艇数量超过了规定，但是这些舰艇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即将报废的破船烂艇，根本派不了用处。不到一年，就有24艘舰艇因为确实无法使用而彻底报废，而剩下的舰艇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又从旧日本海军遗留的舰艇中挑了7艘巡逻舰和28艘小型巡逻艇给了海上保安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事件使美国彻底改变了原先的政策，开始重新武装日本。而已经成立的海上保安厅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大好机遇。特别是1950年10月，美军在朝鲜元山登陆时就遇到了朝鲜人民军布设的大量水雷，距离又近又一直处在扫雷工作状态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扫雷部队，自然就成了美国在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扫雷力量了。只是前往朝鲜扫雷显然是违反刚颁布不久的和平宪法的，在日本高层引起了争议，最后还是首相吉田茂拍板才得以成行，但是这一行动被列为最高机密，除了日本政府高层的极少数人外，就连执行扫雷任务的官兵都不知道任务区域是在哪里，还严格规定撤除了所有国籍标志，等于是以无名部队的名义参加了扫雷。当时日本派出了46艘扫雷艇和1200人组成的特别扫雷队前去执行元山扫雷任务，最后花了两个月时间，以死1人伤18人，损失1艘扫雷艇的微小代价，扫除水雷27枚，清扫出327公里的安全航道。其效率之高，损失之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的预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专业水准由此获得了美国的认可。也正是从元山扫雷之后，美国开始真正帮助日本重建武装。1951年1月，美国同意将海上保安厅的编制人数增加到18000人，足足增加了80%。装备的舰艇数字也放宽到200艘，同时取消了最大舰艇单艘不得超过1500吨的限制，还允许海上保安厅配备飞机。另外还将美国海军闲置的40艘警备艇和海岸警卫队的一批小型执法船借给海上保安厅使用。就这样，到1951年4月，海上保安厅就已经扩充到13000人，还新增了45艘巡视艇。同时，为培养高中级人才的海上保安大学和海上保安训练所也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起来。而随着海上保安厅的迅速发展，新订制的舰艇无疑是给了正处在奄奄一息状态的日本造船工业一剂强心针，使日本造船工业得已熬过了战后最困难的冰河期。

而为日本海军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的扫雷部队也于1952年8月随着保安厅（后来防卫厅的前身）的成立而从海上保安厅转到保安厅警备队（也就是后来海自的前身）的麾下，不要小看了这个管辖关系的转变，也就是说，海上保安厅将继续担负海上警察的使命，而保安厅警备队就将朝真正的海军发展了。所以，日本海自的建立，等于是通过了海上保安厅来了个借壳上市。

今天，海上保安厅还是海上警察的定位，隶属于国土交通省，但在战时可以转隶到防卫省。其任务还是海岸警备、沿海船只航行安全、反走私、反偷渡、海上救助等老一套，只是少了扫雷这一项，几十年来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过，日本政府现在反而觉得海上保安厅使用起来可能比海自还要顺手，因为可以回避海自出动所引起的一系列外交上和法律上的麻烦，所以日本政府越来越把海上保安厅作为其负责周边海域巡逻和监控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近年来更是大力加大了投入，不仅在机构设置，而且在新装备舰艇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力扩充。如1992年和2014年服役的2艘“敷岛”级巡视船，排水量7100吨，可载2架直升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海警执法船。2013年日本政府还宣布，海自退役的“初雪”级驱逐舰也将交给海上保安厅作为执法船使用。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今后的争端中，海上保安厅甚至会替代海自成为主力。

再回到海自的话题上，在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利好消息刺激下，旧日本海军的重建之路也终于开始了。1951年1月的一天，一批旧日本海军的前军官在保科善四郎的家里聚会，成立了“新海军研究会”，而这个研究会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头—“野村机关”，因为这个研究会的总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前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这个研究会的阵容极其豪华，成员中不乏像山梨胜之进、小林矶造、长谷川清、夏本重治这样的前海军大将中将，前海军的佐级军官就更多了。虽然这个研究会并没有在厚生省注册，但是由于其成员大多是在战争前有过反对与德意结盟，反对与美国开战的共性，再加上野村等人在美国也有相当深厚的人脉关系，所以美国人对此也就眼开眼闭了。

“野村机关”就是为了研究如何在新的和平宪法的框架内重建海军，由于这个问题太过敏感，所以是以民间研究会的身份秘密进行，而研究会的总干事保科善四郎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在日本投降时任海军省军务局长，是海军中将。他1891年出生，1925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海军大学，1930年公派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是日本海军中的“美国通”。正是因为他对美国的了解，所以他也是坚决反对与美国开战的，尽管当时他还官微言轻，但却由此进入了日本海军反战三杰之一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视线。1945年8月，就在日本投降前夕，米内特意把保科善四郎召来，郑重其事地将日后重建海军的大任交付他。因为米内知道保科的经历，以及之前坚定的反战观点，战争中又没有直接参加一线作战，战后不仅不会受到美国的惩处，反而会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重用，再加上他担任军务局长，负责的又是人事和编制，在日本海军内也有相当的人脉资源，所以是最佳人选。老到的米内果然没有看错，保科很快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看中，在第二复员省任职，凭借着这一职位，保科进行了重建海军的大量前期工作，并成为“野村机关”的核心人物。

时至今日，“野村机关”还有很多内幕没有公开，但是这个研究会在日本海军重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甚至可以说海自成立以及早期发展的每一步都和这个研究会密切相关。

1951年1月底，野村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提交了凝聚着研究会智慧和心血的成果—《新海军建设计划书》和《关于日本安全保障的洞见》，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利·艾伯特·伯克（Arleigh Albert Burke）称这两份文件是“堪称完美的报告”，认为文件既符合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也符合美国对于重建日本武装的构想，同时又摈弃了旧日本海军的那套糟粕，简直是太完美了，所以立即呈报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相当于海军总司令）谢尔曼上将，并得到了谢尔曼的认同。然后，伯克又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游说重建日本海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是在伯克的不懈努力下，“野村机关”和美国海军的高层建立起了直接联系的渠道。要知道这个伯克在美国海军中可是鼎鼎有名，在太平洋战争中他曾担任第23驱逐舰支队的司令，创造出一套全新的驱逐舰战术，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绩，并赢得了“31节伯克”的外号。后来他连任三届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是美国历史上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最久的人。现在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伯克”级也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谁也没想到，曾经与日本海军浴血奋战的伯克，居然成为重建日本海军的重要推动者。日后这两份文件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成为了自卫队（不仅仅是海上自卫队）创建的原则和框架。

在这之后，“野村机关”乘热打铁，又提出了新建海军的三个方案：一是新建机构，由日本政府直接领导；二是新建机构，但是由美国海军指挥领导；三是与海上保安厅进行合并重组。见到这个方案里有涉及海上保安厅的利益，自然引起了海上保安厅的强烈不满，第一任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和现任长官柳泽米吉一起出马，四下活动，但是他们太低估旧日本海军的能量了。

1951年10月，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授意下，成立了日美联合委员会（也叫Y委员会），名义上这个委员会负责美国援助舰艇的归属和使用，实际还担负着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作为重建海军的筹备机构，确定建军原则、组织编制以及琐碎的技术细节。日本政府将挑选这个委员会日方委员的工作交给了柳泽米吉和第二复员省的前海军少将山本善雄。毫无疑问，这两人一个代表海上保安厅，一个代表着旧日本海军，这矛盾还会少？最后旧海军派大获全胜，有8人入选，而海上保安厅方面只有2人入选。人选决定了，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在联合委员会从1951年10月成立到1952年4月解散期间，总共举行过31次会议，每次都是争得不可开交，而争论的焦点，一是要不要恢复海军，二是美援舰艇归谁管。可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事关各自核心利益，怎么能不拼死相争呢？双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最后只好由联合委员会中的美方委员来仲裁，美方最终还是站在了旧日本海军一边，成立新的机构，但是由于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暂时由海上保安厅管理，但最终还是要从海上保安厅独立出来。

旧海军派能得到美国的鼎力支持，并不只是因为野村等人与美国高层私交密切，最关键的是“野村机关”的想法正好与美国合拍，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就是希望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能随时听命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并且能在必要时候与美军并肩作战。要是新海军是在海上保安厅的领导下，那就麻烦了。一方面海上保安厅是日本政府运输省的下属部门，如果要动用这支力量就有干涉日本内政之嫌。另一方面，海上保安厅再怎么说，都是警察的角色，真要到了紧要关头，美国总不能调日本的海上警察一起参战吧。所以，海上保安厅方面就是再有道理，也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

目前为什么不立即成立新机构，还要让海上保安厅代管呢？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确实让美国吃了不小的亏，如今虽然是迫于形势要重建海军，但多少总还有点不放心，所以先让海上保安厅来代管，既是一个考察的过程，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当然也有安抚海上保安厅的意思。不过从此以后，海自和海上保安厅就结下了梁子，两家从此形同仇家，相互掣肘。

经过这么一番争论，联合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为组建新海军的筹备委员会，而“野村机关”更是成为了指导海自创建和发展的真正大脑。海自的创建已经指日可待了。

1952年4月26日，海上警备队正式成立，名义上是在海上保安厅的管辖下，但实际上就是新海军的开始。所以，这一天后来就被作为海自成立的纪念日。同时还成立了海上警备队总监部，由海上保安厅次长山崎小五郎担任总监。根据之前的约定，总务部长、后勤部长和技术部长由海上保安厅的人员担任，警备部长、地方监部（也就是日后地方舰队司令部前身）由旧海军人员长泽浩、吉田英三（这两人都是旧日本海军大佐，“野村机关”的重要人物）来担任。在海上警备队中，99%的干部都是旧海军人员，几乎就是旧海军的重生。刚创建之时的海上警备队几乎是一穷二白，只有刚从美国手里借来的4艘护卫舰。之后还不到三个月，8月1日海上警备队就从海上保安厅分离出来，改称保安厅警备队，隶属保安厅第二幕僚监部（也就是日后海上幕僚监部的前身），由山崎小五郎任第一任的第二幕僚监部的幕僚长。这时的保安厅警备队比起海上警备队来，还是稍有发展，舰艇总吨位达到8900吨，还不及当年旧日本海军一艘主力大舰的吨位，仍然可以说是相当寒酸。同年11月，美国与日本签署了舰艇租借协定，向日本出借了10艘（后来又追加了8艘）1450吨的“塔科马”（Tacoma）级巡逻舰。这些巡逻舰原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战后苏联还给美国的，当时正停泊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此外，美国还向日本出借了50艘300吨的登陆支援艇（LSSL）。这两种舰艇，日本分别称为“楠”级警备艇和“百合”级警备艇。这68艘舰艇就成为了海上警备队最早的家底。

1954年7月1日，日本颁布实施《防卫厅设置法》与《自卫队法》，因此保安厅警备队也随之改名为防卫厅海上自卫队，成立之时海自共有官兵7590人，山崎小五郎也就自然成为第一任海上幕僚长，不过一个月后就由长泽浩接任。这时的海自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下设3个舰队群，总兵力达到了1.5万人，拥有各型舰艇150余艘，总吨位5.8万吨，还有约50架飞机。舰艇中的82%是由美国提供，其余则是旧日本海军遗留下的，而飞机则全部是美国提供。

正是由于海自几乎是在旧日本海军人员一手操持下成立的，所以其编制、操典、礼仪、号令甚至军歌军乐都是沿用了旧日本海军的那一套。在联合舰队覆灭才刚刚九年，飘扬着十六条旭日旗的日本海军又出现在了太平洋上。旧日本海军军人重建海军的梦想，可以说终于实现了。

警察预备队的创立

1948年，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国内军国主义的余孽被基本清除，民主化改造也基本实现，政府内部也结束了内阁走马灯一般更换的混乱局面，开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吉田时代。主宰日本命运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方面，权力重心也从以前的左翼人士民政局局长惠特尼转移到了右翼人士二部部长威洛比手中，对日本政策的大方向也从打压逐渐改为扶持。

这时在日本国民心目中，战争的苦难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些苦难都是由军部一手造成的，所以国民对于军部乃至扩展到对军人都可以说是极度反感和厌恶，主流民意根本就没有恢复军备的念头。当然一些旧军队的人员还是对重建军备念念不忘，认为无论是出于对付苏联的威胁，还是日本恢复国家威信的考虑，都有必要重建军备。对于这些非主流意见，当时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是一口否定，在他看来重建军备就是违反了和平宪法，再退一步，等到了将来缔结日美和平条约，美国占领军撤出日本，日本重新武装，也只能是三流军事国家，最多也只能建立对付国内骚乱的小规模的武装警察，超过这一标准的任何武装都是要禁止的。

但是形势比人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原来韩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只是个根本无足轻重的小卒子，但是战端一开，美国就认为这不简单地只是朝鲜对韩国的战争，而是共产党阵营对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挑战，必须予以迎击，正是从这一战略考虑出发，美国立即出兵朝鲜半岛。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自然就是驻扎在日本的美第8集团军了，于是第8集团军在第一时间就被陆续调往朝鲜，这样一来，就在日本留下了巨大的军事真空。这种情况下，美国倒不是担心日本会出现什么反对占领的举动，而是担心苏联会趁机从北海道长驱直入，横扫整个日本列岛。这种担心也不是毫无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苏联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但并不满足，一直对北海道虎视耽耽，因为占领了北海道就能获得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这可是苏联早从沙皇俄国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只是迫于美国坚持独自占领日本本土的强硬立场，才没有遂了心愿。所以在现在情况下，可是不能不防。

7月8日，麦克阿瑟就向日本政府发布指令，要求其迅速组建4个师团，总兵力达7.5万人的军事力量。对于麦克阿瑟的这一指令，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并不想执行，因为“吉田路线”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轻军备重经济”，但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意见，吉田茂是不可能无视的，他再心不甘情不愿都要落实。而麦克阿瑟的动作就更加急不可待，7月14日就成立了民事局分部。这个名称真有点文不对题，说是民事，其实却是要负责日本新的军事力量的设立、培训和指导。这个新的军事力量名字叫作“警察预备队”，这绝对是个闻所未闻的名称，难道警察还需要什么预备吗？因为这个军事力量的定位相当奇怪，是在警察之上，军队之下。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不能用军队的名义，却要发挥军队的作用。当然也考虑到国际上对日本重新武装的反对，美国刻意淡化军事色彩，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下属的民事局局长杰帕特来负责此事。这就是最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在民事局下面设立了军事顾问团，负责具体的编制和训练，从警察预备队到保安队再到陆上自卫队，全都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一手操办。

到10月，7.5万人招募到位，在最初的三个月，警察预备队的各级指挥官都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来担任，以后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被人知道是自己又重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所以军事顾问团也就逐渐转到幕后。警察预备队成立之初，由于美国之前彻底销毁日本军事装备的工作，在日本所有的军事基地里都已经找不到任何武器装备，于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只好调拨了7.4万支卡宾枪来交给警察预备队使用。

一开始对于警察预备队指挥官的条件并不明确，起初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参谋二部部长威洛比想让前陆军大佐曾担任过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服部卓四郎来担任警察预备队的参谋长，并打算由服部挑选旧军队中的400名军官来担任各级指挥官。但这一想法遭到包括日本首相吉田茂、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在内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只好改以从公职人员，主要是由警察系统或战前内务省的官僚来担任。

1950年12月29日，警察预备队正式成立，分别在东京、北海道、兵库和福冈组建了4个“管区队”（相当于师团），总兵力7.5万人。其中实力最强的第2“管区队”被立即部署到了北海道，还为这支部队提供了50辆M24坦克，尽管M24坦克只是20吨的轻型坦克，但却是战后日本装备的第一种坦克，并且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的薄皮“豆坦克”要先进多了。

每个“管区队”下辖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每个步兵团下辖3个步兵营和1个坦克连，每个步兵营下辖4个步兵连，这样全团共12个步兵连，番号就从1到12统一排序，第13连是团直属重迫击炮连，而第14连则是团直属坦克连。炮兵团下辖3个炮兵营、1个高射炮营、1个支援营和1个后勤营。由于《波茨坦公告》中有“战后日本必须解除全部武装”的限制，在这里日本人又玩了个文字游戏，将步兵称为“普通科”，将炮兵称为“特科”，将坦克连称为“特车中队”。

在招募警察预备队的人员时，出于政治考量，就已经刻意将原来旧日本陆军的军官排除在外，即使有旧日本陆军经历的，也都是技术人员或军事研究人员。靠这样的措施来保证与旧日本陆军彻底划清界限，保证新建立的警察预备队的清白背景。如此一来，警察预备队的各级指挥官就只好由警察系统或战前内务省的官僚来担任。这些指挥官，叫军官显然不成，叫警官也不合适，最后只好叫作“干部”，属于特别公务员序列。在这些“干部”中，包括担任最高指挥总队总监的林敬三，都是内务省出身的官僚，他们在战争中深受军方的压制，所以现在一旦翻身掌了权，自然反过来对在战争中有过军队背景的人大力打压，在林敬三掌权的十多年里，有过旧军队背景的人始终都是吃不开，所以他们便愤愤不平地将内务省出身的“干部”叫作“内务军阀”。

在警察预备队成立的初期，高层职位基本上都是被“内务军阀”所把持，而一些基层管理职位则大多是由旧军队的下级军官来担任，当时警察预备队明确规定在旧军队中军衔在少佐以上不要，当过参谋的不要，参谋在日本军队中名声实在太响了。

但是要想光靠这些“内务军阀”和警察干部来组建军队，实在是有心无力。几个月过去，到了1951年2月，警察预备队的进展还是步履蹒跚，杰帕特也只好要求尽快解除对旧日本军人开除公职的处罚，逐步解除旧军人进入警察预备队的限制。

1951年6月，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8期毕业生进入警察预备队。

1951年10月，除了少数将级军官外，大多数军人都被取消了开除公职的处罚，同时大批的旧军人开始进入警察预备队，随后就有405名旧军队中佐级军官和10名大佐级军官进入警察预备队。

1952年4月28日，日美缔结《旧金山和约》，结束了日本被占领状态。8月1日，根据刚刚通过的《保安厅法》成立了日本保安厅，统一领导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警备队，由首相吉田茂兼任保安厅长官。10月15日，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归属保安厅第一幕僚监部（也就是原来的警察预备队总队总监部，后来陆上幕僚监部的前身），由林敬三担任第一任的第一幕僚监部的幕僚长。此时保安队的总兵力已扩充到11万人，还组建了专门应付“北方威胁”的北部方面队，这是日本组建的第一个方面队，可见日本是把“北方威胁”列为最高级别的。

1954年7月1日，日本颁布实施《防卫厅设置法》与《自卫队法》，同一天保安厅改称防卫厅，保安队也同时改称陆上自卫队（简称陆自，下同）。木村笃太郎担任第一任的防卫厅长官，筒井竹雄担任第一任陆上幕僚长，林敬三也水涨船高，高升一步，出任第一任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此时，“管区队”也从4个扩编到6个，另外还成立了第7、第8混成旅，混成旅是由步兵团、炮兵团和工兵营等多兵种混编的单位，负责地区守备，和管区队的职能基本相同，只是规模稍小一些。

1956年12月和1958年6月，又分别成立了第9、第10混成旅，形成了6个“管区队”和4个混成旅的十大骨干战术单位。至1960年1月，在建立北部方面队后又相继成立西部、东北、东部和中部方面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五大方面队体制。1962年，日本防卫厅对6个“管区队”和4个混成旅进行了整编，全部改为师团，番号从第1师团依次到第10师团，又成立了第11、第12、第13师团，形成了13师团体制的陆自基本架构，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此时陆自的总兵力已扩充到17万人，装备坦克约400辆，大口径火炮400门。

尽管陆自刻意划清与旧日本陆军的界限，但是在不少地方还是保留了旧日本陆军的痕迹，比如不少部队的番号就沿用了旧陆军的番号和代号，如驻大阪的陆自第37普通科连队就沿用旧陆军第37步兵联队的番号和“菊水”的代号，还有驻北海道的第11特车大队也是沿用旧陆军第11步兵联队的番号和“士魂”的代号。

航空成军的梦想

在日本帝国时代，和美国一样，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空中力量分别属于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主要是陆军航空兵。战后日本的航空兵人员就认为日本之所以战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空军的忽视。和海军一样，这些人也成立了研究会，为创建独立的空军开始努力。在这些人中主要的核心人物是旧日本陆军航空兵的三好康之少将和浦茂中佐。

但是显然，建立独立的空军难度比重建海军可大得多。麦克阿瑟在1948年曾表示日本不能拥有以任何形式存在的空军，甚至连民用航空也不能存在和发展。同一时期，就连一向以温和著称的美国陆军参谋长（相当于陆军总司令）的布雷德利五星上将也明确表态：“关于日本创建空军的问题，现在和将来美国都不会考虑。”尽管困难是如此之大，但三好等人还是不抛弃、不放弃，坚持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于1952年7月向驻扎在日本名古屋的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递交了《关于日本空军创建的意见书》。美国空军作为与陆军、海军平起平坐的独立军种直到1947年才刚刚成立，所以在心理上和三好很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加上远东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受到很大损失，如果还要增加在朝鲜半岛的空军力量，那么必然造成日本领空将成为无人保卫的真空地带的现实考虑，所以远东空军很快就向美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创建日本空军的构想，并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支持。

在美国空军的大力奔走和帮助下，美国军方终于在1952年10月改变了原先态度，正式表示日本可以拥有航空力量。随即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远东空军总司令威兰中将和驻日大使墨菲就建立日本空军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沟通，并将协商结果整理成题为《适切的日本空军设置》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了美国政府和军方。这个报告在1952年年底获得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一致认可，这让三好等人大受鼓舞，但是他们没料到的是，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美国的支持，却在日本政府这里遭到了否定。

恰在此时，苏联空军频繁从北方四岛起飞，侵入北海道等地，日本媒体更是大肆渲染，在这样的压力下，日本内阁终于决定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在驻日美军的帮助下采取断然措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吉田内阁终于同意组建航空部队。

1953年10月，保安厅成立了制度调查委员会，从名字上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其实这个委员会就是航空部队的筹备机构，其成员全部都是旧日本陆海军的航空人员。

进入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组建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月制度调查委员会终于可以扔掉遮遮掩掩的假面具，正式更名为航空准备室，全面开始创立航空自卫队的前期工作。美国也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在《1954年度日本陆海空军部队训练经费援助》中，对日本空军的援助是26124615美元，相比之下给日本海军是7467948美元，陆军更是可怜，只有547270美元。给予空军的经费几乎是海军的3.5倍，陆军的47.7倍。

6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增设了由47人组成的空军顾问部，负责帮助正在组建中的航空部队进行训练。为此，美军还大方地让出了位于宫城县的松岛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培训出35名飞行员和58名地勤人员。此后，松岛基地也逐渐发展成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重要的飞行员培训基地。

7月1日，也就是在防卫厅成立的同一天，航空自卫队（简称空自，下同）正式成立，首任航空幕僚长是内务省官僚出身，前任保安厅官房长官的上村健太郎。成立之初总兵力为6738人，规模并不大，但是这些人员大都是来自于旧日本陆海军有过实战经验的航空人员，可以说素质相当高，是真正的小而精。到1954年底，空自已经发展到拥有T-34教练机56架、T-6教练机63架、T-33A教练机和C-46运输机16架、KAL-2联络机1架。

由于空自是战后建立的新军种，虽然其成员主要来自旧陆海军的航空人员，但是毕竟没有什么传统可以继承，因此几乎所有方面都是仿照美国空军，甚至空自成立40年来都没有自己的军歌，遇到检阅等重大活动场合，都是采用美国空军的军歌，直到1994年才选定矢部政男创作的《空中精锐》作为空自军歌。所以，空自也就成为日本三大自卫队中美国色彩最浓厚的军种。

另外，还必须要说明的是，陆自基本上切断了与当年旧日本陆军的血脉传承，几乎是完全脱胎换骨的新军。海自虽然沿袭了当年旧日本海军的衣钵，但是创建海自的大多是战前的反战派人士，深受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与军国主义有着天然的抵触。反倒是空自，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旧日本陆海军的航空人员，也没有像警察预备队成立后全体人员进行民主教育的过程，有相当多的人都仍旧存在顽固的军国主义思想，所以成为三大自卫队中右翼思潮最汹涌的地方。

文官治军是原则

三大自卫队成立，当年旧军队的军官们都是喜笑颜开，他们觉得自卫队虽然没有军队的“名”，却有了军队的“实”，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要有一国军队所应该具备的权限和待遇，但是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的希望可以说是彻底落空了。虽然自卫队是在自卫权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的法理基础上成立的，但是日本国内上自首相吉田茂，下到普通民众，以及国外亚洲各国都有着深深的担心，自卫队会不会成为当年“大日本皇军”的再生复活版？为了打消国内外的这种深切顾虑，日本政府给自卫队设定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线就是文官治军原则。

为什么说文官治军是底线？这还得从“皇军”的发迹历史说起，军部之所以会后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可以将整个国家和民族绑上战争的机器，根源就在于“明治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比如规定陆军和海军分别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指挥，受陆军省和海军省管理，天皇是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所以陆海军不需要向议会和政府负责，只听命于天皇一人。这样文官政府的权威被削弱直到被架空，就是早晚的事情。到1936年“二二六”兵变之后，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文官体制彻底崩溃，军部完全把持了国家的最高政权。除了“明治宪法”之外，《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又规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而现役军人担任大臣又得经过军部批准。任何只要是军部不满意的政党上台，军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派现役军人去担任陆海军大臣，那么这个首相就会因为无法组阁而下台。而且所有关于军队的法令都是不需要经过总理大臣也就是首相同意，只要陆海军大臣同意就可以了。等于说，除了天皇一人外，是根本没有人可以左右军部的。而任何政党或政治家要想稳稳地坐上位，就一定得看军部的脸色。正是这些规定，造成了军部逐渐坐大的严重后果，最终将国家和民族都带上了险些亡国灭种的不归路。

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在建立三大自卫队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文官治军的基本原则。所谓文官治军，是西方民主国家一项通行的有效处理军政关系的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军队必须由民选的政治家来控制。这个制度的第一点就是防卫厅长官（后来升级为防卫省，那就是防卫大臣）必须是文职官员，任何现役军人都是绝对禁止担任这一职务的。不仅自卫队的大当家是文官，就是自卫队具体的控制管理、政策制定也都必须由文官负责。例如，日本政府的组织结构里，各省厅都会有下属的局级单位，这些局都被称为内部部局，简称为“内局”。内局是大臣的业务管辖单位，向大臣负责。但是还有一些归各省厅管理的直属外设机构，就对应的被称为“外局”，而大臣可以对外局进行业务指导，但不能干涉外局的日常运作。具体来说，如海上保安厅就是国土交通省的外局。

在防卫厅直接领导下共有五大内局，分别是长官官房、保安局、人事局、财务审计局和装备局，其成员都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官僚，和自卫队的成员不同，是不穿制服的，所以也被叫作“西服组”，他们就是直接管理自卫队的人事、编制、财务，有时还能监督指挥权。相对应的三大自卫队的幕僚监部则都是由自卫队的军官来担任，所以也被叫作“制服组”。看起来，“西服组”和“制服组”构成了防卫厅的左膀右臂，各自从自己的业务范围出发，辅佐防卫厅长官。比如自卫队执行联合国海外任务，内局就是从法律、程序方面向防卫厅长官提供建议，而幕僚监部则是从“是否有能力”的角度向防卫厅长官提出建议。似乎两者是相辅相成，井水不犯河水，而实际上这两个系统经常会发生争执，但结果从来输家都是“制服组”。

在管理体制上，也是贯彻文官治军的原则，各内局的职责就是根据防卫厅长官的指示制定保安队和警备队所有领域的建设方针和基本实施计划，然后下发给各幕僚监部具体实施，也就是说，“制服组”只是个实施者，根本就对决策没有什么影响，整个就是一小跟班。

除了防卫厅长官必须由文官来担任和内局由文官来领导这两点外，日本还发明了一项具有鲜明东瀛特色的制度，这就是“防卫参事官制度”，等于是给“制服组”额外再戴上了一道紧箍咒。根据1954年颁布实施的《防卫厅设置法》，参事官是围绕相关事务制定基本政策时辅佐长官的官员，当然参事官的前提还必须是文官。结果防卫厅的内局局长都有了参事官的身份，这样一来内局局长的地位就等于变相提高了，完全压倒了三军幕僚长，所以为什么几十年来“制服组”就没赢过“西服组”也就不难理解了。“制服组”的最高职务，从统合幕僚会议议长到三军幕僚长，几乎都被内局踩在脚下，完全是被管理的角色。而且为了防止“制服组”获取外部的支持，防卫厅还有严禁“制服组”成员与参众两院议员、内阁大臣联系的训令。

另外，1954年防卫厅成立之初，内局的中高级领导都是内务省官僚和警察系统的干部，也就是被旧军人愤恨不平地称之为“内务军阀”的那批人。要知道警察和军人曾经有过不小的矛盾冲突，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33年的大阪事件，一名陆军的一等兵因为违反交通规则又不愿接受处罚，与值勤警察发生打斗，随后被带回警局。第二天，他所在部队第4师团的师团长亲自带人冲进警局将他带走。事情闹到军部，结果军部认为军人不归警察管，所以这名士兵没错。从此内务省警察便和军方结下了怨。现在好不容易等来了“内务军阀”执掌大权的时候，哪还有“制服组”的好果子吃？所以几十年来，“制服组”受压制的地位始终都没有改变。这种官场上的矛盾内斗，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官治军制度的实行。 e4bDVnn1BUPK3IOIE/dnjaEtEKlybf9rpYJE1U/BeUn0OKXJh8WFuO36zPOled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