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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早在大学期间,钱锺书已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而学术研究伴他一生,未曾须臾相离。

承家学渊源,16岁时他已读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大学期间,专习西语的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对照注释和原文,大量检索所引书籍加以验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深研力索中,他已建立比较文化的观念;留学英法期间,眼界大开,“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谈艺录》)

可以说,钱锺书一生治学,都在实践他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先生眼里,所有学问都可以打通,所有知识都有一体性。”王水照回忆道,“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析,他反对建立体系,但我认为,他的学术世界有个核心,即‘融通’,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

据杨绛记述,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锺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钱锺书已完成一半书稿,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他“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身处“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困境,却以坚强毅力“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建国后,钱锺书“奉命”编撰《宋诗选注》,该书以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另类”的编选目光,令学界叹服。然而,50年代中期的这部古典文学选本,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白旗”,后来,在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书评相继刊发后,钱才获得“平反”。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两百年前,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两百年后,历经“文革”劫难,钱钟书用同样方法撰著《管锥编》。全书以古奥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万本著作(包括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以130万字通盘考论《周易》、《诗经》、《左传》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以求在学术世界“泯町畦(打破疆域)”,“通骑驿(互相沟通)”。

1979年,李慎之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向钱锺书祝贺,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锺书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管锥编》是一部写在‘人生深处’的大著,”陈子谦说,钱锺书“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在具体鉴赏评析中抒发他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识见,“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看似琐细冷僻的一些资料汇集和解释,实际上涉及文化、哲学、宗教、民俗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隐射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当然有,大量的!《管锥编》可以帮助打开思路,我这思想跟钱先生说过,他非常高兴,表示你懂我这样一个意思。”丁伟志如许回忆道。

刘再复指出,“(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那一辈的人文学者,他们在1949年前有所创造,而之后则忙于自我否定和依据新的意识形态标尺‘照着说’,结果反而‘后’不及‘前’”。这辈学人中间,“钱锺书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他在不能为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大有可为的著述方式,写出了似堡垒又如深渊的《管锥编》,而且蕴含着可让后人阐释不尽的‘接着说’与‘创着说’”。(《当代人文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 CzGPTs3p1H0W7FwCpJD6TdKlFOcd2EJmMN2xoybdgtdSSDU7TJrF6a8lb9qSz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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