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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千里之外，安庆老城喧闹、破败，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随时飞驰而过。
这个如今显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之地。清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诗书寒门，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陈章旭是禀生，为人精明强干。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安庆，他与长子衍藩投笔从戎，辅佐官府，在清军收复安庆后，获“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缺；衍藩被太平军刺伤，不久身亡。
陈独秀生父衍中是陈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苏做过几年小官，后以塾师为业，33岁客死苏州，那年陈独秀3岁。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他过继到四房做了嗣子。陈衍庶举人出身，官运亨通，从知县升至道员，由宦致富，在多处置有田地、商铺。
陈独秀6岁跟着祖父读书。陈章旭在家族中被唤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严著称，对天资聪颖的陈独秀管教尤为严格，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总是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院试时，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选》中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凑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满一篇皇皇大文”。捷报传来，陈独秀被取为院试第一，寡母查氏高兴得几乎掉泪，陈独秀却由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897年8月，陈独秀随大哥庆元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们背了考篮、书籍、文具、烧饭用的锅炉和油布，挤进脏乱的考棚里。天气奇热，在高墙围住的号门里，士子们熬过3场9天的考试，自己生火做饭。陈独秀吃着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则睡在考棚里。
乡试期间，他看到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丝不挂，踏着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着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说：“好！今科必中！”这副怪异的考生形象强烈地刺激着陈独秀，“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南京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来自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从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和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等安徽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康梁文章。
乡试后，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政府献策。洋洋洒洒近万字长文中，他分析了扬子江的地理、人文和军事设防问题，提醒清政府和海内有识人士认清国家的严峻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叔父在东北做官府书记的陈独秀大受震动，由此萌生留学念头。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他和留学生潘赞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后因与章宗祥、曹汝霖等“稳健派”分歧扩大而脱离该组织。接着，他又加入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
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03年，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消息传出后，上海、东京出现了拒俄运动。这一年，许多新式青年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接受“排满革命”的思想。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开始热销。
回故乡后，陈独秀与几个新派学生组成“青年励志会”，发起安徽首次拒俄大会。在藏书阁，陈独秀当众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政府与俄签订辱国密约。
两江总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抚缉拿“首要分子”。陈独秀逃亡上海。此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士钊已获自由，随后创办更为激进的《国民日日报》，邀请陈独秀参与编辑事务，日日宣传“排满”。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再次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皖省第一份白话报纸。
陈独秀寄居在科学社小楼上，日夜梦想着革命大业，臭虫爬满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觉不到。他以“三爱”为笔名撰写了许多政论，观点激进，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排满”情绪的推动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团体开始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曾卷入其中。当时，黄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寿辰时起义。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芜湖到上海，正式参与暗杀活动，天天和杨笃生等人实验炸弹。
1905春，杨笃生又组织了北方暗杀团，派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回乡安排家事，路经芜湖，与陈独秀在科学社小楼上密谋。同年10月24日，吴樾在北京火车站实施暗杀行动，因火车起动时猛烈震动，炸弹自行爆炸，殉难。
暗杀“五大臣”事件后，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参加暗杀活动，而是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军的革命力量，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组建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出任会长，从此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岳王会后来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
多年后，陈独秀谈到暗杀，说那“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携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原为清廷旧官僚，好佛学，还有抽大烟的爱好，许多政事都落到陈独秀肩上。他大刀阔斧搞革新，常与同事发生口角。
1912年，孙毓筠进京改任袁世凯高级顾问。皖省都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和柏文蔚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他协助柏做了许多工作，被赞誉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开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并出任皖省讨袁总司令。陈独秀随柏回到安庆，协助讨袁，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缉，逃到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安庆的老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闻讯脱逃，亲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第五次赴日参与政论性杂志《甲寅》。虽然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却再次振奋起来了。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人把国家和社稷、忠君等同，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国家目的是在保障国民权利，共谋幸福。救国之道在于提高“国民之智力”，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入现代化。
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