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更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厦散发传单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这14年间，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

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

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

他自认，“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告终。

一根南瓜藤爬在门上，几朵黄花兀自绽放。

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门口蹲着一对小石狮子，斑驳的紫黑门开了半扇。从门缝朝里望去，能看到过道里一侧堆积着各类杂物，一侧停着自行车。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走了出来，看到陌生人，“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大门右手贴着牌子：“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箭杆胡同的一侧，是民政局高高的围墙，有一扇紧闭的门。墙角下，蹲着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妇。

看到记者拿出纸笔，他们跟了上来，说，他们从河北某县来，是为一桩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来北京上访的。6年里，只要地里没活，他们就到这里排号“递状子”。

正谈着，一白胖壮硕、基层干部模样的四十多岁男子走过来，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盘问老夫妇从哪里来，接着又盯上了我，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故居。

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携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这座院落，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经常到这里讨论、争辩。

你一定知道吧，在陈先生的倡导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e2KDSh3pC1ol/qzUP/F7tauPK7m1UKdzYi+i155um4DJO3O713p1mso9ZmJXP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