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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入确认，没有比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更容易让人犯错误了。关联交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利于充分利用集团内部的市场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集团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和上市公司的营运效率，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多元化经营、进入新的行业领域及获取专项资产等。另一方面，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不同，由于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为规避税负、转移利润或支付、取得公司控制权、形成市场垄断、分散或承担投资风险，提供了市场外衣下的合法途径，尤其是上市公司利用不当关联交易操纵报表，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关联交易是中性的，遏制关联交易不是最好的办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为了减少关联交易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提高关联交易的透明度才是治理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根本途径。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即将实质是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转化为非关联交易，从而达到粉饰业绩的目的。美国的SFAS57、英国的FRS8、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IAS24以及中国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等均不仅将存在经济依存性的双方视为关联方，而且在判断某一方是否是报告主体的关联方时，关键应关注双方关系的实质，而不应仅仅看到关系的外在形式。只有双方中一方能够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于另一方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制定，或双方受同一方的控制或重大影响，使得其中一方难以按其独立意志全力追求和维护自身的独立经济利益，双方才互为关联方。如果仅看到关系的形式，则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安然违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没有将几个“实质”上应并入合并报表的SPE并入报表，导致安然利用SPE转移亏损、隐瞒巨额债务，其会计报表严重误导了投资者。为此，会计准则和实务再树“实质重于形式”大旗，强调财务会计和报告“原则导向”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是对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一般原则和确认计量的一般原则的补充，是具有修正性质的一般原则。我国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就是这一原则出台的背景。根据职业判断，注重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能够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如果企业的会计核算仅仅按照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进行，而其法律形式又没有反映其经济实质和经济现实，那么其最终结果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不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实质为关联交易的经济行为中。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一些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转移经济利益的行为，而为规避监管，公司常常以不违规的形式来掩盖其不合规的实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手法主要有：
（1）形式上消失但仍具有一定实质意义的关联关系，尽管从名义上看不再是其关联方，但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仍能对相互间的交易发挥影响。
（2）刻意隐瞒或藏匿关联关系，找一个过桥公司，一笔关联交易变成两笔非关联交易。如上市公司将资产高价出售给非关联方，关联方则通过其他方式弥补非关联方的损失或者干脆再以同样的高价从非关联方购回资产，这两笔交易就成了非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就可以逃避暂行规定的约束，确认高价出售资产带来的收益。
（3）潜在关联方通过多重参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隐瞒关联方关系重组过程中，利用潜在关联方来为公司输血。将交易时机选择在正式入主上市公司前，按非公允价格交易，交易事项完成后，才正式加盟成为关联方，因为交易时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联方，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开关联方交易的监管。投资者应从交易价格、交易频率、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等方面识别潜在的关联交易。
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从利益角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输入利益型的关联交易；另外一种是抽取利益型的关联交易。抽取利益型的关联交易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一般在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中很少发现，但经常会在整改报告中出现，如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尤其是资产重组的关联交易，往往是输入利益型的关联交易，对于输入利益型的交易，关联方充当“活雷锋”，表面上看对投资者是有利的，但实质上，输入利益型关联交易只是手段，而抽取利益型关联交易才是最终目的，关联方进行输入利益型交易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关联交易包装上市公司或掩盖上市公司黑洞，前者是为了再融资或炒作，后者是为了避免问题曝光。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上市公司如果不靠关联方输血，可能会立即休克（暂停上市）或死亡（终止上市），所以管理层从稳定股市出发，也鼓励这些输血式重组。从证券市场实践来看，这些“活雷锋”往往不是真的“雷锋”，除了政府引导的输血式重组不讲成本外，非政府主导的输血式重组往往是报表重组，表面上的输血实质上把上市公司最后一滴血榨干。所以，我们对非政府主导的输血式重组持消极态度，如果上市公司实在不行了，宁可让它退市，也不能让它继续招摇撞骗。
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从表现形式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经常性的关联交易，另外一种是经常性的关联交易。非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频率低，相关的信息披露也较为详尽，是否公允有可能通过公开信息识别，一般说来，如果是资产（非商品）买卖，往往是买入方为卖出方输送利益，所以对上市公司收购关联方资产的关联交易，包括关联方以实物抵债，作价是否公允应是非经常性的非公允关联交易关注的重点。但目前最大的非公允交易风险在于经常性的关联交易，主要表现是日常的购销及其他往来，这种交易相比于非经常性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较低，是否公允很难从公开信息识别。这种经常性的关联交易与非经常性的关联交易相比，规模可能更大、影响也更大，关联方如果控制了上市公司的采购或销售环节，通过关联购销操纵利润就轻而易举了。而且，这种非公允关联交易表面上也是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低吸高抛，账面上确认了巨额的收益。殊不知，这些收益要么是账面收益（现金没有回笼），要么是其他收益粉饰为主业收益，这样，关联方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打造了上市公司绩优蓝筹形象，而实际上，上市公司由于现金无法回笼或其他收益（如炒股收益）断掉，最终导致上市公司业绩无法持续，业绩急剧变脸，投资者防不胜防。这些关联交易有些已在财务报告上披露，有些根本就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或者通过前述的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手法隐藏关联交易，这种通过“明的”或“暗的”关联交易打造出来的“绩优蓝筹股”才是投资者最担心的，不知道地雷什么时候引爆。一旦引爆，往往表现为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业绩和股价都大幅下滑，不时发生的“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丑闻，就是“明为输送，实为抽取”非公允关联交易酿下的苦果。
关联方交易是真实的，但管理层有意不在财务报表中确认、计量和披露。例如，被审计单位的关键管理人员个人所控制的企业向银行借款，由被审计单位提供担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担保应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由于该担保行为在经股东大会批准之前已经发生，管理层有意不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又如，被审计单位每月初向关联方提供大额资金并在月末收回，但在银行日记账与往来账中均不进行记录，亦未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从而实现关联方长期无偿占用被审计单位资金的目的。再如，为隐瞒关联方向被审计单位输送利益这一事实，被审计单位有意不在财务报表中披露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这类交易通常包括被审计单位收到关联方捐赠的资金，关联方豁免被审计单位的债务，或者关联方的员工无偿为被审计单位提供劳务。
例如，为实现业绩增长目的，被审计单位与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签订虚假销售合同，通过转移存货存放地点的形式制造商品已经发出的假象，虚增营业收入。被审计单位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该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等信息，并声称交易是公允的。又如，被审计单位与关联方签订虚假的设备采购合同，以预付款的形式向关联方支付采购款，但长期不进行结算，年末以合同终止为由收回预付款项。被审计单位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该项交易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隐瞒了交易的真正目的是实现关联方无偿占用被审计单位的资金。再如，被审计单位分别在采购和销售环节设立特殊目的实体，能够对其实施控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被审计单位应将这两个特殊目的实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但是，被审计单位有意不在财务报表披露其与特殊目的实体之间存在的控制关系，其原因是受业绩压力影响，被审计单位在年末利用采购环节的特殊目的实体伪造产品原材料采购合同和原材料入库验收单等，并向其支付材料采购款。同时，被审计单位利用销售环节的特殊目的实体伪造产品销售合同、产成品出库单和货运记录等，并向其收取销售款。通过与特殊目的实体的串通，被审计单位的采购和销售交易均有了真实的货物流转和资金流转，并为被审计单位带来大额利润。为避免因将特殊目的实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而抵消虚假交易产生的利润，被审计单位有意不在财务报表披露其与特殊目的实体之间存在的控制关系。
可能导致其无法有效防范通过未披露关联方实施舞弊的核查风险：
1.风险评估程序执行不到位。一是不进行舞弊风险评估，例如不分析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等风险因素；二是不更新对公司及其环境的了解和评估，尤其不关注与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情况；三是不重视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
2.分析程序流于形式。一是不重视分析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关系；二是对于识别出的异常或偏离预期的关系不进行调查或简单认可管理层的解释；三是会计师较少设定独立的预期。
3.关联方识别程序缺失。一是未向管理层或内部其他人员询问有关关联方的信息；二是未通过检查重要会议纪要等方式识别未披露关联方；三是对异常交易关注不足，未采取有效措施核实异常交易的对手方是否是未披露关联方。
4.其他重要审计程序不到位。一是函证程序不到位，未能通过函证程序发现资金、交易往来等通过未披露关联方实施舞弊的线索；二是对存货监盘程序不到位，未能有效利用收入、成本和期末库存之间的关系识别通过未披露关联方实施的虚假购销业务；三是不注重利用专家的工作，特别是对某些交易存在重大疑虑时未考虑利用专家的工作以识别未披露的关联方。
未披露关联方关系通常具有以下一项或几项特征：
1.交易对方曾经与公司或其主要控制人、关键管理人员等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对方注册地址或办公地址与公司或其集团成员在同一地点或接近。
3.交易对方网站地址或其IP地址、邮箱域名等与公司或其集团成员相同或接近。
4.交易对方名称与公司或其集团成员名称相似。
5.交易对方主要控制人、关键管理人员或购销等关键环节的员工姓名结构与公司管理层相近。
6.交易对方和公司之间的交易与其经营范围不相关。
7.互联网难以检索到交易对方的相关资料。
8.交易对方长期拖欠公司款项，但公司仍继续与其交易。
9.交易对方是当年新增的重要客户或重要供应商。
识别未披露关联方交易是核查人员识别未披露关联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未披露关联方交易通常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
1.交易金额通常较大，为公司带来大额利润。
2.交易时间往往接近资产负债表日，发生频次较少。
3.交易价格、交付方式及付款条件等商业条款往往与其他正常客户明显不同。
4.交易一般不通过银行转账结算，而是采用现金交易或多方债权债务抵销方式结算。
5.付款人与销售合同、发票所显示的客户名称不一致。
6.与自然人发生的大额交易。
7.与同一客户或其关联公司同时发生销售和采购业务。
8.交易对象与交易对方的经营范围明显不符。
9.交易规模与交易对方业务规模明显不符。
10.合同条款明显不符合商业惯例或形式要件不齐备。
11.实际履行情况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如未按约定日期发货或未按结算期付款。
12.交易形成的款项长期以债权债务形式存在，购销货款久拖不结。
13.其他商业理由明显不充分的交易。
核查人员认为必要的其他记录或文件可能包括：
1.除了向银行和律师获取的询证函回函外，核查人员从其他第三方取得的询证函回函。
2.被审计单位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被审计单位提供给监管机构的信息。
4.被审计单位的股东登记名册（用以识别主要股东）。
5.管理层和治理层的利益冲突声明。
6.被审计单位有关投资和养老金计划的记录。
7.与关键管理层或治理层成员签订的合同和协议。
8.超出被审计单位正常经营过程的重要合同和协议。
9.被审计单位与专业顾问的往来函件和发票。
10.被审计单位购买的人寿保险单。
11.被审计单位在报告期内重新商定的重要合同。
12.内部审计人员的报告。
13.被审计单位向证券监管机构报送的文件（如招股说明书）。
如果识别出可能表明存在管理层未识别出或未向核查人员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关联方交易的安排或信息，《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3号——关联方》第二十一条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相关情况是否能够证实关联方关系或关联方交易的存在。在确定时，如果认为必要并且可行，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实施的程序的例子包括以下几项。
1.调查重大或非常规交易的交易对方的背景信息，如股权结构、经营范围、法人代表和注册地址。
2.就交易对方是否与被审计单位存在不寻常的关系，询问直接参与交易的基层员工。
3.对存有疑虑的重要客户或供应商进行实地观察或询问。
4.查询互联网或外部商业数据库。
5.向被审计单位的重要股东或关键管理人员进行询证。
6.检查银行对账单和大额资金往来交易。
7.利用注册会计师的专家工作，如反舞弊专家。
例如，银行询证函回函中显示被审计单位为甲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甲公司又通过银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资金使用方为乙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核查人员应当向管理层询问甲、乙公司是否为被审计单位的关联方。如果认为有必要，核查人员可以向甲、乙公司进行询证。如果对回函的可靠性存在疑虑，核查人员可以考虑对甲、乙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实地观察或询问其管理层，以确定甲、乙公司是否确为被审计单位的关联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联方之间可能串通舞弊，在本例中，即便是对甲、乙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实地观察或询问其管理层，也只能为管理层的陈述提供佐证，并不一定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核查不但要关注上游、下游与发行人存在疑似的关联关系，更要关注的是上游内部、下游内部以及上、下游内部存在的疑似关联，要从注册名称、注册时间、注册地点、办公地址、注册电话、注册联系人等多种方式核查发行人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否存在疑似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