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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么一句话：“梦产生于消化不良。”这句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梦的刺激和来源是何所指。在这些观念后面，包含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梦是睡眠受干扰的结果。如果我们在睡眠中没有受到干扰，就不会有梦，梦就是对干扰的反应。
刺激成为梦内容的来源的争论，成为这类文献的主要部分。很显然，这个问题的出现一定是在梦成为生物学研究对象之后。古代人都相信梦是神灵的启示，因而没有必要探求梦产生的刺激原因：梦由神的意愿或魔力产生，梦的内容是这些力量的真知和意图的产物。如今，科学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使人们做梦的刺激是一样的呢，或者各有不同呢？这个问题涉及梦成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还是属于生理学的领域。大多数权威似乎一致认为：干扰睡眠的原因——即梦的来源——也许有多种类型，而且躯体刺激和心理兴奋同样可以成为梦的刺激因素。但是，关于梦来源的时间顺序和这些刺激因素重要性的主次顺序，人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因素，存在很大的分歧。
任何有关梦来源的详细分类，都包括下列4类，它们也可用做梦本身的分类，分别是：
1．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
2．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
3．内部的躯体刺激；
4．纯粹精神来源的兴奋。
哲学家斯特姆培尔关于梦的著作已经多次给予我相关问题的启示。他的儿子小斯特姆培尔发表了一篇有关他一位病人的观察记录。这位病人患有全身皮肤感觉缺失症和几个高级感官的麻痹症。如果这个人其余几个感受外界的感觉通道关闭了，他就会昏睡。当我们想睡眠时，我们习惯于设法创造一个与斯特姆培尔的实验相似的环境。我们关闭自己最重要的感觉通道和我们的眼睛，并尽量使其他感觉受到各种刺激，或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发生变化。然后，我们进入了睡眠，尽管我们的计划从来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既不可能使自己的感觉器官完全避免刺激，也不可能延迟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兴奋性。事实是，相当强的刺激随时可以把我们惊醒，这证明了“即使在睡眠中，心灵仍与体外的世界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在睡眠中给予我们的感觉刺激很可能变成梦的来源。
这类的刺激有许多，包括睡眠状态本身必需的或者时常必需容忍的种种刺激，直到那些偶然的足以唤醒睡眠的刺激。例如，射入眼内的强光，可以听见的噪声，可以刺激鼻黏膜的强烈气味，等等。通过我们睡眠中的无意识动作，我们可以使身体的某些部分暴露在外，使它们感受寒冷，或者通过姿势的改变，我们可以使自己产生压力和接触的感觉。在夜间，我们被一只蠓虫叮咬后，或者发生的某些小小的不幸事件，可能对我们几种感官立即产生影响。
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搜集到了一系列梦例，在清醒时可注意到的刺激与一部分梦的内容有着影响深远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梦的来源为刺激。
下面我会引用耶森（1855）的论述，他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梦例。这些梦可以把我们引向客观的、带有某些偶然性的感觉刺激上来。
“每一种可感觉到的模糊的噪声可以引起相应的梦象。一阵雷鸣使我们置身战场；公鸡的啼叫可以化成一个人的惊叫；而吱吱嘎嘎的门声可以梦见窃贼入室。如果被子在夜晚滑下，我们可能梦见裸体行走或跌入水中。如果我们横躺在床上，双脚伸出床边，可以梦见站在吓人的悬崖边上或者从悬崖上掉下去。如果我们的头碰巧滑到枕头下面，我们就会梦见头上有一块高悬的岩石，它正要把我们压在身下。精液的储聚可以引起色梦，局部疼痛产生被虐待、被袭击或受伤的感觉……”
“迈耶曾经梦见被几个人袭击，他们将他打翻在地，在他大脚趾和第二趾之间钉上了一根桩子。此时他从梦中惊醒过来，发现有一根稻草夹在他的两个脚趾之间。根据亨宁斯的记载，另一次，迈耶把他的衬衣紧紧缠在他的颈上，他梦见他被吊了起来。霍夫鲍尔梦到，在他年轻时从高墙上跌下，醒后发现他的床架塌了，他真的跌在地板上了……格雷戈里报道，有一次他睡觉时把脚放在了热水壶上，梦见了他爬上了埃特纳火山，地上热不可耐。另一个人睡眠时把膏药敷在了额上，梦见被一群印第安人剥取头皮；而第三者，他穿了湿的睡衣，梦见被拖过一条小溪。在睡眠中，痛风突然发作，使病人在梦中认为自己在宗教法庭法官手中，在拉肢刑架上受尽折磨。”
如果慎重地对睡者施以感觉刺激和使他产生与这些刺激相关的梦内容，这样做如果有可能，则基于梦刺激与梦内容之间存在相似性的论点就可得到有力的证实。根据耶森引证的麦克尼希所言（在上述引文中），吉龙·德布泽莱格恩已经做了这种类型的实验。“他裸露自己的膝盖，梦见夜间乘坐在邮车内赶路。他对这一点评论道，旅行者一定知道夜间乘坐在邮车里膝部会如何受冷。又一次，他自己的后脑勺裸露着，则梦见了他站在室外参加宗教仪式。这只能这样解释，在他居住的地方，人们习惯于将头部遮盖，除了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例外。”
莫里发表了对他自己所做的梦进行的一些新观察（其他一些实验则没有成功）。
1．他的嘴巴和鼻尖上粘了根羽毛。—— 他梦见一种惊人的折磨：脸上贴上一层由沥青制成的面具，然后撕去，最终将他的皮给撕了下来。
2．一把剪刀来回地在钳子上摩擦。—— 他听见响亮的铃声，继之是警钟声，将他带回到了1848年革命的日子。
3．有人让他闻到科隆香水。—— 他梦见到了开罗，在约翰·玛丽亚·法林娜的店内。随之是一些记不清的荒唐冒险。
4．有人在他的颈部轻轻地掐了一下。—— 他梦见医生正给他上芥末软膏，想到了儿时给他看病的医生。
5．一块热熨斗放在他的脸旁。——
他梦见“司炉”
破门而入，强迫居民把双脚伸入燃烧的火盆内，迫使他们交出钱财。然后出现了阿布兰特公爵夫人，他想象他是她的秘书。
6．一滴水落在他的前额上。—— 他想象他此时在意大利，大汗淋漓，正在喝奥维托酒。
7．烛光透过一张红纸不断地照着他。—— 他梦见炎热至极的天气，然后出现了一场他曾经在英吉利海峡遇到的风暴。
赫维·德·圣丹尼斯、魏甘德和其他作者已经尝试用其他实验方法引发梦。许多作者对“梦具有惊人的技巧，它们能把感官世界的突然感受编织进它们自身的结构，因此它们的出现就似一种预先安排好了的逐渐到来的结局”这句话作了评论。同一作者继续写道：“我在青年时代，习惯用闹钟在固定的时间把我唤醒。无疑这闹钟产生的上百次响声与一个显然很长而有关联的梦相符合，尽管整个梦正在被引向那一事件，在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高潮中达到它预定的结局。”
我将引用3个在其他方面有联系的这类“闹钟”的梦例。
福尔克特（1875）写道：
“一位作曲家曾梦到他正在上课，并力求把问题向学生讲清楚。他讲完后，问一个男生是否听懂了，这个男生发疯似地叫喊道：‘哦，是的！’他气愤地训斥男生不该高声喊叫，然而整个教室发出了阵阵叫声，先是‘Orja！’接着是‘Eurjo！’最后是‘Feuerjo！’
恰好此时他被街上一阵真正的‘Feuerjo！’叫喊声惊醒了。”
加尼尔叙述到拿破仑一世在马车中入睡时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了。他梦见在 奥地利人的炮击下，他正在再次越过塔格利蒙托河，最后惊起大喊：“我们遭到暗算了。”
莫里做过一个极为著名的梦。他抱病在家休息，他的母亲坐在他的旁边。 他梦见此时正值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期。在他目击了许多恐怖的杀戮景象后，最终他自己被带上了革命法庭。他在那里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和其他在那恐怖日子里不妥协的英雄们。他受到他们的审问，在一些记不清的事件之后，他被判处死刑，并被带到在大量暴动者包围之中的行刑处。他走上断头台，被刽子手绑在木板上。木板翻起，断头台的刀片落下。 他感觉到身首分离，在极度焦虑中醒来——发现床的顶板已经落下，正好击中了他的颈椎，与断头台上刀片落下铡他的方式相似。
这个梦成了洛兰和埃格在《哲学评论》上进行有趣讨论的基础。争论的关键在于梦者是否可能或如何在他感知唤醒刺激到他惊醒这一瞬间，将如此丰富的材料压缩进这一短暂的时间内。
这一类梦给人的印象是：在梦的所有来源中，最能肯定的是睡眠中的客观感觉刺激。而且常人普遍认为它们是梦的唯一来源。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文献不太熟悉的人在被问及梦是如何产生时，他一定会用某些他所遇到的梦例来回答。这个梦可以用他醒后发现的客观感觉刺激来解释。但是，科学研究不应仅停滞在此。在观察到的事实中，可以发现有值得进一步提出问题的地方，在睡眠中给予感觉的刺激并不是以真实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另一种通过某种方式与之有关的另一个意象所取代。但是，梦的刺激与刺激引发的梦之间的关系，引用莫里的话来说，“具有某种密切关系，但并不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关系”。让我们思考一下希尔德布兰特三个闹钟的梦之间的这种联系。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种刺激会引起三个如此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恰恰引起这些梦而不是另外一些梦。
“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散步，正在穿过绿色田野，向邻村走去，我看见村民们穿着盛装，带着赞美诗涌向教堂。当然，这是星期日，早礼拜即将开始。我决定也参加，但首先由于走得太热，就先到了教堂的院内凉快凉快。正当我读几块墓志铭时，看见敲钟者爬上了教堂阁楼。楼顶上，我看见有一只小钟，即将发出晨祷开始的信号。钟挂在那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动，最后它开始摇摆，突然发出清脆响亮的钟声，将我从睡眠中惊醒过来。然而敲响的却是闹钟。”
“这是另一个梦例。那是一个明朗的冬日，街上积雪很深。我已同意乘坐雪橇参加一个聚会。但是，在被告知雪橇停在门口时，我已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我准备上雪橇——将皮毡打开，将暖脚皮筒放好——最后我坐到了座位上。然而就在出发前的那一刻仍还有一些事情耽搁。直至马缰绳一拉，给等候的马发出信号，马匹才开始出发，一阵猛烈的摇晃，雪橇挂铃发出那熟悉的叮当声，这样强烈的铃声实际上一下子就撕破了我的梦网。事实上又是那闹钟的尖锐响声。”
“现在列举第三个梦例。我看见一个厨房女仆，手捧着几打叠起的盘子，沿着过道向餐室走去。她捧着的那高高叠起的瓷盘有失去平衡的危险。我叫喊道：‘小心！不然你的瓷盘会全部打碎。’她迅速作出了回答：她已相当习惯于这类工作，等等。但我仍焦急地盯着她那向前走的身影。接着，果然不出所料，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那些易碎的盘子掉了下来，满地尽是盘子的碎片。但是那声音仍持续不断，不久似乎不再是瓷盘摔碎的破裂声，而是变成了一种铃声。在我醒来后我知道了，那是闹钟到了该闹的时候了。”
斯特姆培尔和冯特二人对为什么在梦中心灵会把接收到的客观感觉刺激弄错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在睡眠中，心灵在有利于形成错觉的情况下，接收到达它的刺激。感觉印象被我们所认识并被正确地理解了，也就是说，这个感觉印象被置于我们的记忆群中，只要这个印象有足够的强度、清晰和持续的时间，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件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历，它属于那个记忆群。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我们就会把印象来源的事物弄错：我们就对它产生了错觉。 “如果一个人在空旷的乡间散步，看到远处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他最初可能认为它是一匹马。” 到走近一些，他认为是一头躺着的牛，到最后能肯定地认出那是一群坐在地上的人。大脑在睡眠中从外界刺激所接收的印象具有一种相似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印象的基础上，大脑形成了错觉，因为或多或少的记忆景象由印象所引起，通过它们从而获得了精神价值。在与许多与景象有关的记忆群中，至于哪一群被唤起，哪一个可能有关的联系相应地要产生作用，根据斯特姆培尔的理论，这些问题也无法确定，就像它本身一样，由心灵任意作出选择。
在此，我们面临的是在两者中作出一种选择。实际上，我们会承认，不可能再进一步遵循梦形成的法则，因此，我们不必再去探索是否再有其他因素决定梦者对感觉印象引起错觉所作的解释。或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作用于梦者的感觉刺激对于梦的产生只起着有限的作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着将他选择唤醒的记忆景象。实际上，如果我们详细分析莫里用实验方法引发的梦例（由于这个原因我已加以详细叙述），我们不禁会说，实验所解释的只不过是梦的一个元素之来源，而梦的其余内容似乎是自身控制的，其细节十分肯定，以致没有必要单纯从外界引入实验的元素来解释。确实，当人们发现有时那些梦中的印象只能用最特殊和最牵强附会去解释时，人们开始怀疑错觉理论以及客观印象对梦的明确作用力了。因此，西蒙告诉我们一个梦，他在梦中看见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并能清楚地听见他们咀嚼食物时，由上下颌闭合所发出的可怕咔咔声。当他猛然醒来时，听到的却是一匹马在窗外疾驰而过的马蹄声。如果没有梦者的帮助，我可以大胆地作出解释，马奔驰所产生的声响可以提示与《格列佛游记》有关的一组记忆——巨人国的巨人和有理性的马。因此，除了采用客观刺激以外，选择这样一组不寻常的记忆作为最易于产生梦的动机，难道不是很恰当吗？
无论存在怎样的反对意见，我们都必须承认，客观感觉刺激对在睡眠中产生梦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倘若这些刺激不管从性质上或是频率上不足以解释每一个梦景，这就要求我们寻找产生类似作用的梦的其他来源。我不知道何时起人们突然将感觉器官的内部（主观）刺激与外部感觉刺激放在了一起考虑。然而，最近有关梦的发生学的许多讨论，或多或少明显地涉及了这一点。冯特（1874）写道：“通过那些在清醒状态时我们非常熟悉的主观的视觉和听觉，我们在梦中产生了错觉，如在我们的视野一片黑暗时，一片无形的光亮能被我们看见，就像耳中的铃响声或嗡嗡声，等等。它们中特别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性。这就可以解释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梦中老是能呈现出这么大量类似或相同的物体。我们看见我们面前无数的飞鸟、蝴蝶、游鱼、色彩缤纷的彩泡和花朵，等等。在此黑暗中进入视野的闪烁尘埃呈现出一种虚幻的形状，它所组成的无数光斑点融入梦中，变成了相同数量的不同景象，由于它们的运动性，使人们把它们当作是正在运动的物体。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什么在梦中常常出现各种各样动物形态的基础；而且，这种形式的不同变化易于调节自身，而适应于主观发光景象的特定形式。”
身为梦景的来源，主观感觉刺激与客观刺激不同，它有不依赖于外部变化的优势。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提供解释。但是，与客观感觉刺激相比较，它们也有缺点。在引发梦的作用中，它们很少或并不能像客观感觉刺激那样通过进行观察或实验去证实。支持主观感觉刺激激发产生梦的主要证据，可由所谓“睡前幻觉”或采用约翰内斯·米勒的术语“幻视现象”来提供。在即将入睡时，这些景象通常非常生动并变化迅速，它们容易产生，特别在某些人有产生的习惯；在眼睛睁开后，它们还能持续片刻。莫里非常容易感受到这种现象，并对此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使它们保持（在他之前米勒也这样说过）与梦象的联系和真正的一致性。为了产生这些睡前幻觉，他认为，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精神被动性，使紧张的注意力放松。然而，为了产生睡前幻觉，只需进入这种嗜睡状态片刻就足够了（假使有事先准备的必要）。在这以后，人们或许再次醒来，这种过程可以重复几次，直到最后入睡。莫里发现，如果他在不太长的间隙之后再一次醒来，就能觉察在梦中出现的相同景象，这些景象就是在入睡前漂浮在他眼前的那些睡前幻觉。一次他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在他将要入睡前，看见一些脸孔扭曲、发式怪异的古怪人物形象，他们紧缠他不放，在他醒后仍能记起梦中见到的这些形象。还有一次，他因为控制饮食而饿得发慌，在临睡前的幻觉中，他看见一只盘子和从盘子中叉取食物的一只握着叉子的手。而随后的梦，梦见了他坐在丰盛菜肴的餐桌旁，听到进餐者用餐时的刀叉响声。又有一次，在睡前，他的双眼又胀又痛，在睡前的幻觉中他看到了一些微型字符，只能艰难地逐一加以辨认；一小时后他从梦中醒来，并记得在梦中他在读一本打开着的、字体极小的书，读得苦不堪言。
听觉幻觉也能像视觉幻觉一样常常出现，也会不断在梦中再现，就像歌剧中的序曲预示着主题曲即将到来一样。
近来一位睡前幻觉现象观察者G.特朗布尔·拉德（1892）沿用了米勒和莫里同样的方法。他经过实践，可以让自己在逐渐入睡的2～5分钟后突然醒来但无须睁开眼睛。这样他就有机会将刚刚消失的视网膜感觉与保留在记忆中的梦象相比较。他认为在每一个梦例中，都能发现在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因为视网膜上自动感受的光点和光线是梦中心灵感受到的形态的轮廓或图像。例如，视网膜上以平行线排列的亮点与他在梦中看到的、正清楚地展现在他面前的、他正在阅读的一些印刷线条相符合。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梦中正在阅读的清晰印刷页面，逐渐隐退成为一个在我清醒意识状态下的一部分真正的印刷页面，这页面就像我从远距离通过一张纸上的椭圆形小孔，去辨认一些片段文字，它们非常暗淡”。拉德的观点是（虽然他并没有低估大脑中枢因素在这个现象中的作用）：若没有眼内的视网膜兴奋提供的材料参与，单一视觉景象的梦几乎很少出现。这特别适用于在暗室内入睡不久所发生的梦。而在早晨即将醒来时，短暂产生的梦的刺激来源，是室内逐渐增亮的、透过眼睑的客观光线。视网膜上自感光线兴奋的改变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与我们在梦中出现的不断运动的景象确实相符。只要承认拉德观察的重要性，人们就不会低估这些主观刺激来源在梦中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视觉景象是我们梦的主要构成成分。至于其他感觉的作用，除听觉的作用之外，是断断续续的和不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探讨机体内部的梦源问题而非外部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所有的内部器官在健康状态时，它们几乎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它们工作时的信息。然而，在它们处于兴奋状态时，或在疾病状态中，都将成为我们痛苦感觉的一个主要来源。我们必须将这些感觉与到达我们身体的来自外界的感觉或痛苦刺激同等看待。斯特姆培尔曾对“持久的经历”这一主题发表过评论：“在睡眠时，心灵比在清醒时能更深和更广泛地意识躯体发生的变化。它应该去接收来自身体各部位的刺激和身体发生改变的印象，并受其印象的影响，而这些在清醒时是往往感觉不到的。”
像亚里士多德这些早期的作者认为，疾病刚开始时，在清醒时还不能觉察发生任何变化前，在梦中已经可能有所感觉了。这是由于梦的印象所产生的放大作用之故。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些不太相信梦有预示力量的医学工作者也没有驳斥它们作为疾病预示物的重要性。
有关梦的诊断能力的例子，好像近几年来才在一些书中有所记载。如蒂茜从阿蒂古那里引证过一位43岁的妇女的例子：在 她身体看上去还健康时，那几年已被焦虑梦所困扰。然后她进行了医疗检查，发现她患有早期心脏病。最终她死于该病。
在许多情况下，内脏器官的功能严重失调明显是梦的刺激物。心脏病和肺部疾病焦虑梦的发生一般已为人所认同。确实，梦生活的这一方面已被许多权威放在了令人注意的地位，我在此只举出一些参考文献：拉德斯托克，斯皮塔，莫里，西蒙，蒂茜。蒂茜的观点甚至认为，不同的患病器官表现给予梦内容特定的印象。
那些心脏病患者的梦一般很短促，在唤醒时有一个可怕的结局，梦的内容总是包括恐怖的死亡状态。肺病患者则梦见窒息、拥挤和飞翔，他们显然容易产生熟悉的梦魇。（顺便提一句，伯尔纳在这方面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他把面孔朝下俯卧或捂住呼吸器官，结果诱发了梦魇。）消化功能紊乱的梦包括了与食物的享受或厌食有关的想法，最后，有关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能从每个人自己的体验中得到证实，为梦是由于器官刺激激发所致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此外，凡是研究过这一主题文献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作者，如莫里和魏甘德，都是由于自己的疾病对他们所做梦的内容有所影响，而开始研究梦的问题。
虽然这些事实已明确地建立了起来，然而，它们对于研究梦的来源的重要性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重要。原因在于梦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体验，是发生于每个健康人身上的现象，而且每晚都有。显然，机体疾病是导致做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某些特殊梦的起源问题，而是引发正常人日常做梦的原因。
为了讨论比我们迄今所讨论的任何一个更为丰富的梦的来源，我们只需再前进一步。如果能够证明，躯体内部处于疾病状态时，它可以作为梦的一个刺激来源；如果我们承认在睡眠中，从外部世界离开的心灵能够对身体内部给予更多的注意，那么认为内部器官在能引起睡眠中的心灵兴奋——这兴奋多少能转化为梦景象——之前并不一定需要处于疾病状态，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在清醒时，能意识到一种广泛的一般感觉或普通感觉，但仅是一种模糊的心境；从医学角度考虑，所有器官系统都参与了这种感觉。但是到了夜间，这同一种感觉看上去逐渐产生有力的影响，通过它的不同部分发生作用，从而变成了激发梦景象最为强烈同时又是最普遍的来源，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研究器官刺激通过何种法则转化成为梦景象。
现在我们已经在探讨医学家专家们所关心的有关梦的来源的理论问题了。掩盖着我们认知存在核心（蒂茜称之为“内脏自我”）的模糊性与有关梦来源的模糊性极为相符，以致很难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机体功能的器官感觉作为梦内容的构成物这种想法对医务工作者更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能用一元论去解释梦和精神病，这两者间有许多共同的表现；因为来源于内部器官的普通感觉的变化和刺激也与精神病的病因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关于躯体刺激理论方面可以找出不止一个的独立来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争论仍在继续。1851年哲学家叔本华发展的思想方针对一些作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宇宙图景的获得，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摄取外界与我们密切接触的种种印象，然后把它们置入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的模式中重新铸造。白天，有机体内部和交感神经系统的种种刺激，对我们的心境最大限度地施加潜意识的影响。但到了夜间，当白天的印象不再对我们起作用时，那些发自内部的印象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了——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那白天被喧嚣的声音所淹没的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但是理智除了对这些刺激施以自己特殊的影响外，是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的呢？这些刺激因此被重新铸成占有空间和时间的模式，并遵循因果关系的法则，梦于是由此产生了。施尔纳和他后面的福尔克特随后更详尽地研究了躯体刺激和梦景象之间的关系，但我将把他们的这些探索留到梦的不同理论这一节中加以讨论。
精神病学家克劳斯（1859）进行了一项为期很长的调查，结果也证实，梦、谵妄和妄想的来源都追溯到同一因素，也就是由机体决定的感觉，如果不把机体的任何部分看成是梦或妄想的起始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机体决定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①构成一般心境的感觉（普通感觉），和②机体功能有机体的主要系统固有的特殊感觉。后者又可分成五组：a．肌肉的；b．呼吸的；c．胃的；d．性的；e．外周的感觉。克劳斯认为以躯体刺激为基础的梦景象产生的过程如下：被唤起的感觉根据一些相关法则引起一个同源的景象，这种感觉与意象结合而成一个有机结构，然而，意识对这种结构产生不正常的反应。因为意识不对感觉产生注意力，而是将它倾注于伴随产生的景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长期被错误理解。克劳斯对这个过程用了一个专门术语：感觉的“超具体化”而成梦象。
如今，机体的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作用几乎已被广泛接受。可是对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法则的看法却仍然存在争议，而且往往含糊其辞、模糊不清。根据躯体刺激作用说，梦的解析就面临着特定的困难，即从梦内容追溯到引起梦内容的机体刺激；如果不采纳施尔纳提出的梦的解析规则，往往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即展示机体刺激的事物恰恰就是梦内容本身。
有关所谓“典型的”梦的各种解释的报告特别多，却有相当的一致性，这是因为梦在许多人身上发生，其内容近乎相似。这是一些人们熟知的梦，如高空跌下、牙齿脱落、高空飞翔，以及因赤身裸体或衣冠不整而感到狼狈不堪。最后一种梦简单归于仅仅是由于梦者在睡眠中感觉到被子滑落而暴露在被子外面。牙齿脱落的梦可归结为一种“牙齿刺激”，尽管这种牙齿兴奋并不一定是指某种病理性的。按照斯特姆培尔的说法，飞翔的梦可以这样解释：当咽喉部皮肤失去感觉时，肺叶伸缩时所产生的刺激是心灵所发现的一种合理景象，后一种情况下引起它产生一种漂浮的感觉。从高处跌下的梦被认为是因为当皮肤压力的感觉开始丧失时，身体的一臂从身体上落下或屈曲的膝部突然伸张，这种运动毫无疑问引起触觉再一次被感知，这种意识的转变在心理上便以跌落的梦再现出来。这些尝试的解释听起来尽管很合理，但其明显的缺点在于缺乏任何证据，它们可以不断地假设这一组或那一组机体感觉在心灵知觉中出现或消失，直到梦的大量可能性解释出现为止。我将在后面有机会再讨论这些典型梦及其来源的问题。
西蒙通过比较一系列类似的梦，试图推断出一些机体刺激决定其所产生的梦的一些支配性法则。他证实，在正常情况下对情绪表达起作用的机体器官，在睡眠中，由于某种外来原因进入某种兴奋状态，这种状态通常只由情感所引起，此时产生了梦，生成的梦包含了与情感相适应的景象。他提到的另一个法则是，如果在睡眠中，一个器官处于活动、兴奋或干扰状态，则梦产生的景象必定与所累及的器官表现出的功能情况有关。
穆利·沃尔德曾着手用实验方法证明，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梦产生的作用可以用躯体刺激作用理论去证实。他的实验内容包括改变睡眠者肢体的位置，然后将产生的梦与肢体所做的改变进行比较，他将他的实验结果公布如下：
1．在梦中一个肢体的姿势大致与现实生活中的位置一致。因此，我们梦见与实际情况相符的肢体静止状态。
2．如果我们梦见自己的某个肢体在运动，那么在结束这个动作过程中的某个位置必定与该肢体的实际姿势相符合。
3．梦者自己肢体的姿势在梦中也可以属于他人。
4．梦中做出的某个动作也许会遭遇阻碍。
5．任何特殊姿势的肢体，在梦中可以以动物或怪物的形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
6．肢体的姿势在梦中可引发与之相联系的思想。所以，如果手指也能碰到，就会梦到数字。
基于这类研究的发现，我倾向于认为：虽然是躯体刺激作用学说，也不能完全排除关于导致梦景的决定作用。
当我们在讨论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和梦材料的问题时，我们察觉到关于梦的最古老的与最现代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人们梦见的是白天的所作所为，或是清醒时最感兴趣的事物。从清醒生活带入睡眠中的这种兴趣，不光是把梦与生活连接起来的一种精神纽带，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梦更进一步的来源，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确实，如果把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作用于睡眠者的刺激考虑进去，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梦景象的来源了。然而，也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梦使睡眠者远离白天的兴趣。一般只有在它们已经丧失了清醒生活中真实性的情趣后，我们才能开始梦见白天最能打动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分析梦生活过程的每一步，总觉得如果不加上“经常地”、“一般说来”或“就大部分而言”这一类限定词，或者不准备承认例外的有效性，我们将不能做出一个概括。
如果清醒时的兴趣加上睡眠时的内部和外部刺激可以囊括梦的成因，我们就该对梦的每一元素的来源作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梦的来源之谜将得到解决，剩下的只需将每一特定梦例中的精神作用和躯体刺激的作用分别加以确定就行了。实际情况却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一种全面的梦的解释，而且凡是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发现，梦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很大一部分）的来源，他简直无法说清。白天的兴趣显然不是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来源，因此绝不能断言每一个人在梦中都继续着他白天的工作。
除了这些，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精神来源。因此，在有关解释梦的一切文献中的所有梦的解释——施尔纳的作品可能例外，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它——在要求谈到构成梦的最具特征的材料的观念性意象的来源时，都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在这种难堪的情况下，这个主题的大部分作者都倾向于尽量缩小在梦的激发中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因为这些因素是最难获得的。他们确实把梦分成两大类，一类“源于神经的刺激作用”，另一类“源于相关性”，后者的唯一来源是再现（已经经历过的材料）。然而它们并不能消除“是否任何一个梦的产生都不受某种躯体刺激的激发”这个疑问。甚至要描绘一个纯粹是相关性的梦都是困难的。“在相关性梦的本身中，不存在这种（来自躯体刺激的）固定核心的问题，就连梦的核心本身也不过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梦中不受理性和常识支配的那些观念性过程，在此不再因任何相对重要的躯体刺激或精神刺激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只好陷入其本身的千变万化和杂乱无章的混乱之中”。冯特也尽量减小精神因素在梦刺激中的作用。他认为把梦的幻想视为纯粹的幻觉似乎毫无道理；大多数梦的景象实际上是错觉，因为它们都来源于睡眠中从未停息过的微弱感觉印象。魏甘德采用了相同的观点而且加以普遍应用。他主张所有梦象“最初主要来源是感觉刺激，只是到后来再现的相关性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蒂茜更进一步限制了梦的刺激作用的精神来源。他说，“不存在什么‘纯粹精神来源’”，又说，“我们梦中的思想来源于外部世界”。
一些作者，如著名哲学家冯特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立场，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出，在大多数梦例中，躯体刺激和精神刺激（不论是未知的还是已得到承认的白天兴趣）是协同工作的。
后面我们将通过揭示一种不容置疑的精神来源的刺激来解开梦的形成之谜。同时，我们对于不是源于精神生活的那些刺激，在梦的形成中所起作用受到过高评价也无须诧异。这类刺激不仅易于发现，并可以用实验方法予以证实；而且梦的躯体来源的观点与现代精神病的流行思想模式是相一致的。确实可以非常肯定大脑支配有机体。然而，只要任何可以表明精神生活在任何情况下不依赖于躯体的改变与否，或者在任何情况下其表现自发地警示现代精神病学家，尽管对此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带回到自然哲学的年代，或者回到心灵性质的形而上学观的时代。精神病学家的怀疑将心灵置于监护之下，现在他们坚持心灵的冲动不允许提示其有任何自身方式。他们的这种表现形式仅能表明他们对于躯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因果联系的有效性是多么缺乏信任。甚至有调查表明一个现象起初激动的原因是精神层面的，逐步深入的研究必将有朝一日沿着这条路进一步向前发展，并发现精神活动的有机体基础。但是，如果目前我们的知识还不能充分提示精神的作用，那么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否认精神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