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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武、宣三朝的晚唐前期诗坛上，李白、杜甫的诗歌已经确立了他们在唐代诗坛上最崇高的地位。韩、柳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大体奠定。李商隐在《漫成五章》之二中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樊南甲集序》中又将“杜诗”与“韩文”并提。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这里韩柳并提，乃指其古文而言（杜牧《读韩杜集》云：“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此处“韩集”实指韩文，因调平仄而改为集）。而中唐两大主要诗派的主将元、白、韩、孟在诗坛的地位则还没有被人们所公认。不仅如此，对元白一派，杜牧还颇有微词。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戡）墓志铭》中谓李戡“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实际上杜牧自己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李商隐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谢思炜认为李商隐的这段话也是针对元、白而发的，他在《白居易与李商隐》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李商隐批评的两个重点（怨刺居多与绮靡为甚），即分别对应于元、白的乐府讽谕与风情感伤两类创作”。谢文还认为，《献侍郎巨鹿公启》所谓“枕石漱流”、“枯槁寂寞”，是指“与韩愈有密切关系的孟郊、贾岛一流诗风”，“他所要超越的对象，并非孟郊、贾岛等二流诗人，而正是声名远被、教化广大的白居易其人”。如果谢文的这些论述大体符合实际，那就说明，在晚唐主流派的两大巨擘看来，先前的唐诗除了李、杜的地位不可动摇，其成就难以超越以外，对于作为诗人的元、白、韩、柳，他们似乎都没有拜倒倾服之意，而有所批评，甚至是相当尖锐的批评。杜牧说他自己“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李商隐说自己“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上崔华州书》），都表现出他们力求创新的精神。
在晚唐前期诗坛的三大诗人群体中，前辈著名诗人与显宦组成的群体这时无论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上都已消失了昔日锐意创新的精神和关注国运民瘼的爱国精神、人道精神。随着人生态度的转变，诗歌艺术趋于平淡甚至流于滑易，这一点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姚合、贾岛为核心的诗人群体，只是在一联一句中下苦吟功夫，力求从身边琐事和日常生活的冷僻处发现一点诗美，小结裹处虽有所收获，大的方面却没有多少创造。因此，创辟诗歌新局面、新境界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小李杜、温、许这群诗人身上。
在这一诗人群体中，温庭筠的主要成就在新起的文学样式——曲子词的创制上。约在大中六年，已经写成了代令狐绹作的《菩萨蛮》词，实际上已达到了他个人文学创作的高峰。他也有一部分格韵清拔的咏史怀古诗，其中颇寓时世、身世之感，如《经五丈原》、《苏武庙》、《过陈琳墓》等，以及抒写旅思、闺情的律绝佳篇，如《商山早行》、《瑶瑟怨》等，但其主要成就和艺术创新精神显然表现在曲子词的创作上。许浑擅长五七言律和怀古题材，对仗工稳整密，但作品意象的重复、意境的雷同，是其诗歌创作的突出弊病。在晚唐前期主流派的四家中，许浑是创新精神较弱的诗人。
杜牧的艺术才能与李商隐不相上下，李商隐对他也极为推崇，《杜司勋》诗至有“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赞誉。小杜诗豪宕健丽，且能于俊爽峭健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就其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言，完全可以归入唐代第一流诗家的行列。但是从推动诗歌发展的角度看，杜牧诗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都未能提供较多新的东西。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杜樊川雄姿英发，李樊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这里的“窠臼”，如果理解为一种成功的艺术范式，那么李商隐确实因为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艺术范式而超过了杜牧。
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之所以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原因在于：第一，他全面地继承了宋玉、庾信、杜甫、李贺等人的传统，而集感伤主义传统之大成，成为晚唐诗歌“伤春”、“伤别”特征最突出的代表，建立了感伤诗的最高范式。第二，在李、杜所创辟的理想、现实境界之外，创辟了表现心灵境界的成功范式，《无题》、《锦瑟》诸诗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第三，进一步发展了李贺以来的象征诗风，创辟了象征诗风和朦胧诗境的范式。这一切，不但使他在晚唐诗坛上独执牛耳，而且使他居于中国诗歌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大家的行列。
摘自《李商隐传论》（增订本）
黄山书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