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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试图对这些作品及有关的研究材料进行把握，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
首先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陶文鹏先生讲过一些对新诗的批评。那些写新诗的人听了可能觉得并不那么公平，因为喜欢新诗的人也还很多，在诸多文学刊物订数年年锐减的情况下，诗歌刊物却稳中有升。一个人在十六至十九岁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大概都可能是诗人吧。但是无论如何，那些比较平庸的创作在李商隐的诗歌面前，应该感到非常惭愧。不仅是惭愧，反过来还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李商隐在一千多年以前，竟把汉诗写到那么好的程度？
对文艺理论，对意识形态，对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李商隐的诗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对教条主义，对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学的狭隘性，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的诗学、文学、美学的一些框架，一些概念，一些符号系统，也是一种挑战。
譬如说创作方法，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充其量就是所谓写实、写意，这是讲绘画的，也可以说有一点创作方法。赋、比、兴很难说是创作方法，最多算是讲文体。
西洋的那一套创作理论，用来研究李商隐的创作，总觉得不是特别够用，因为西洋的分得比较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李商隐的诗里，好像什么都有。当然我指的不是他的政治诗、咏史诗那一类，而是读者最感兴趣、最欢迎的那些抒情诗、无题诗。他有的句子非常写实，但有的句子写得也非常虚。还有用典，这在西洋的创作论中缺少研究，中国作家用典非常之活，西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总觉得李商隐的诗中有一种唯美的成分。它表达的情绪是那样悲伤，那样颓唐，可他的用词又是那么华丽，有时甚至是非常富贵。他很少用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寒伧的破烂的词，他是不搞审丑的。他用的一些词，如珠、玉、金、鸳鸯蝴蝶、桃花芙蓉，非常地富丽，又非常地女性化。我们不但可以研究李商隐描写的女性，而且可以研究他的女性意识。他本人有时是用一种相当的女性化的眼睛来审美，用相当女性化的词语来写诗的。按我们的传统，男人应该写大风，“大风起兮云飞扬”，觉得这属于男性。李商隐却写了许多女性诗。有些诗被公认为写狎妓的，但他写得并不轻薄，很少用轻薄的语言。柳永的词有轻薄的语言，《西厢记》里有，连《红楼梦》里也有，它们摆脱不了那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作为性游戏对象的心态，它们总要露出一种玩弄的味道来。但李商隐的诗里没有，相反比较体贴，例如，他写嫦娥的诗就是这样。
苏雪林的小说，不能算是正式的李商隐研究，那是有关李商隐情史的一种外延。在中国古典诗人中，很少有像李商隐这样的现象。一生有许多爱情故事，又很婉丽，但又不是从一而终，矢志不渝，同时又不流于轻薄和玩弄。写出来的情诗是那么美，用美来节制自己的悲伤，用美来包装悲伤。这种节制和包装的唯美的过程，又使他不会一味地颓唐下去，所以他从不疯狂。古今中外写颓唐的作家比较多，颓唐的人总是带着点歇斯底里和疯狂。李商隐的不疯狂，可能与美的节制颇有关系。
李商隐的创作心态，他的性意识，性心理，也颇值得研究。他有时候甚至有点性错乱，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因此说，李商隐的诗也是对文艺心理学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李商隐是唯美主义的，那么唯美主义往往总是和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汉字作诗很容易作得美。它的整齐、对仗和音乐性，特别适合作对联。李商隐的对联有两种，有的是天成，那是最好的对联，比如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的是他作出来的，比如说“梦为远别啼难唤”，这是天成的、诵出来的、没有毛病的，但下联“书被催成墨未浓”，虽然漂亮极了，然而是作出来的，它和整首诗没有必然联系。是后配，不是原配。但他对得极美，他是运作形式的高手。
李商隐的诗里，有写实的，有写意的，有象征的因素，有心理的某种变化（心理的某种变异产品。讲他心理变态实在难听），有唯美的因素，有形式的，当然也有正常的。而从整个李商隐的诗来说，又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记得叶剑英同志还引用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用以谈干部“四化”和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从整个来说不好下那样的结论。
李商隐对接受美学也是一个挑战。长期以来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贬低李商隐，但很多杰出人物又非常偏爱李商隐。比如毛泽东，还比如郁达夫、张爱玲等。如果研究毛泽东，这也是很有趣的。毛泽东的文学生活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他的文艺思想，那是用来指导全党全国全军的。他的文艺思想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如他提出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等，非常地革命功利。这是有道理的。以他的地位，他的任务，当时在延安他必须这么做。他当然不能提倡大家都写李商隐一类的诗。但毛泽东文学创作的这一部分，是又一路。我觉得他的诗主要特别是言志，豪放，当然也不废婉约。但毛泽东对诗的爱好就有点稀奇古怪了，他爱“三李”，这种爱好是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的一种补充，三种并不完全一致。毛泽东最喜欢的还是李贺，他的诗意不断地和李贺的诗意近和。所以在接受美学中，李商隐提出的挑战特别有意思。譬如说到懂不懂的问题，一般人们认为李商隐的诗难懂，可恰恰是这一类所谓难懂的诗家喻户晓。他的政治诗、咏史诗并不家喻户晓，读这些诗有时要不断地看注，注看多了还有可能越来越糊涂。而家喻户晓的那些诗，有的句子脍炙人口，快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心有灵犀”等等。连大批判都能用得上，“×××与帝国主义和台湾的反动派心有灵犀一点通”。再如“夕阳无限好”也是，家喻户晓，非常地普及。如果说不懂，难道大家都在爱一些他们不懂的东西？不懂不可能成诵，不懂不可能普及。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思的现象。
这里涉及我们文学研究中比较习惯比较偏爱的所谓阐释的方法。但是对待文学，对待诗歌，和阐释同样重要的是感受。我所知的一些欧美的文学朋友，他们就非常注意文学的感受。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我国的昆曲剧目《牡丹亭》去德国上演，事前剧团做了很好的台词译文的幻灯片。要听懂台词，幻灯片不仅在德国需要，即使在北京演出也常常是需要的。因为音乐虽然很动听，但不知道演员嘴里出来的是个什么词。但德国的演出经纪人坚决拒绝，他们认为一边看戏，一边让打幻灯，是对艺术的一种侵犯，一种侮辱。他们只同意发说明书，让观众明白故事梗概就行了。因为人们是来感受中国情调的，未必要弄清每一个具体细节。感受的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情调。最初我们的剧团很担心，但演完之后，全场热烈。这就是感受的魅力。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经常被邀请参加作品朗诵会。就让我用中文朗诵，没有翻译。我参加过的一个朗诵会上，有西班牙语、印地语、汉语、英语和法语等作品的朗诵。与会精通五六种语言的几乎没有，但大家还是有所感受，有所交流。那么，什么叫读懂？我觉得颇值得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张明非女士概括李商隐研究动态的时候，认为我主张李诗无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本来是很明了的句子，每位读者都可以简单地解。如《锦瑟》中的“思华年”，字面意思很明了，本身就解了，说的就是爱情。当然，这并不是它意蕴的全部。把“思华年”解成爱情，再加以详释发挥，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解可以是无限的，而不是无有的。
我读李商隐的诗，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诗都那么活着。反复地读，他的那些语词、那些诗，都变得活起来了。似乎它们还在那儿组合着，奔走着，跳跃着，它们像一组组彩灯似的，一会儿这里亮了，那里暗了；一会儿这里暗了，那里亮了。它们都通着电。
甚至可以说，李商隐的诗对文学史也是一个挑战。李商隐现象的出现，至少对我这样知识水平的人，还是感到有些突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可以找到与他的诗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诗，但他的诗却又显然完全不同。《红楼梦》还多少能查出些渊源来，受《金瓶梅》、话本等的影响。李商隐的出现，他诗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主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喜欢李商隐的诗，受他诗歌的影响，比如郁达夫，但都没有办法和李商隐相比。所以有时候在李商隐面前，我感到我们文学的语言的贫困，阐释方法的贫困。如果用中国传统的那些阐释语汇，风骨呀，意境呀，等等，这些词语用滥了，也就失味了。如果用很洋的那种分类法硬往李商隐上拉，也显然不够。选取什么样的方法呢？这个题目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套东西出现，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苏联式的，就是西方式的，再不就回到金圣叹的路子上去了。倘若搞批注评点的话，现在我们恐怕还不及金圣叹。
越研究李商隐，越感到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可能把李商隐作为一个契机，把我们整个国家的理论水平，文学史的水平，诗歌创作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
摘自在李商隐学会1996年
年会上的讲话。崔健飞整理
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