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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中成书最晚而颇多创新的《后汉书》
马彪
如果拿一本《后汉书》去问中小学生：你读过这本书吗？回答大概多是：没有！但如果问：你知道东汉有位不屈服权贵的“强项令”董宣，还有位“暮夜却金”的廉洁大臣杨震吗？十有八九的回答是：那谁不知道呀！教科书里读到过。其实，他们“读到过”的课文就出自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范晔的《后汉书》。
《后汉书》虽为私家修史却被列入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虽然所谓“前四史”说起来都算是私修国史，班固因此还遭诉讼坐过牢狱，但毕竟司马迁是太史令，班固是兰台令史，陈寿是著作郎，他们修国史都是有朝廷许可证的。然而范晔就不同了，据《宋书·范晔传》载：“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用今天的话说，范晔不过一介业余作家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业余”有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后汉书》最终能超越“规范”，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独创性的原因虽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无论如何，《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记载了从王莽末年至汉献帝之间约二百年的历史。其价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也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经常有学生提出《后汉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我回答：范晔、司马彪。《后汉书》的纪、列传是南朝刘宋范晔（三九八至四四五）所撰，八志是晋朝司马彪（？至三〇六）所撰。两位作者相距近百年，所以他们虽是作者但不是同时代的合作者。
实际情况是先有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八十篇，这是一部“通综上下，旁贯庶事”（《晋书·司马彪传》），纪、志、传俱全的东汉史。自此一百多年之后才有了范晔的《后汉书》，由于此书尚未完成时作者去世，所以书中只完成了纪、传而缺少志。又过了五六十年，梁朝刘昭见范书缺志，就抽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此说虽见于范晔《后汉书》南宋绍兴刻本，但不见于《梁书》本传。无论如何，刘昭的“以合范史”之举充其量是个人行为，“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又过了近一千年，在北宋时才有人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与范晔《后汉书》的纪、传九十卷合刊，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
必须指出，常见的那种所谓司马彪“续作八志”的说法，以及自刘昭开始“范书”已与司马彪“志”合成一书的观点都是误解。
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史记》、《汉书》同样也是多位作者撰写，为何只提司马迁、班固呢？回答是：因为那是家学著作，撰述人是合作者关系，他们在共同认可的宗旨、编纂原则框架之下从事的是集体创作，所以确实存在一个“主创人”。但是，《后汉书》的两位作者并非如此。准确地说，此书的第一作者是范晔，第二作者是司马彪。
范晔出身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官宦士族，一族从高祖、曾祖、祖父至父亲，累世为州刺史、郡太守二千石高官。范氏还是当时的文学名族，祖父范宁曾撰著《古文尚书舜典》、《尚书注》、《礼杂问》、《文集》、《谷梁集解》（后来成为《十三经注疏·谷梁传注疏》的底本）等，父亲范泰曾任东晋朝的国子博士，也有《古今善言》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影响，范晔自幼聪颖好学，年轻时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闻名。范晔年轻时也曾致力于仕途，二十七岁时官场失足被左迁为宣城太守时才业余修史，目的在于“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而著《后汉书》（《宋书》本传）。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范晔因牵涉谋立彭城王刘义康案被杀，当时《后汉书》志稿尚未完成。
司马彪出身于西晋诸侯王族，是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司马懿六弟司马进的孙子。他因“薄行”不得为嗣，因此折节改志，闭门读书。晋武帝时任秘书郎、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司马彪鉴于汉室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另有《九州春秋》、《庄子注》、《兵记》、《文集》多种，均逸。
范晔《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因其魅力不及范书而逐渐被淘汰，唯有八篇“志”因被补入范书而保留了下来。在此，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为何距东汉未远的晋人司马彪的作品，反而不敌写成于此后近百年的范书呢？其中固然有作者个人素养因素，然而这百年之中史书飞跃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与《续汉书》相比，《后汉书》为何后来居上？答案在于范晔《后汉书》创立了新的史料编纂手法，从而创立了新史学。这里所说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为：“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宋书》本传）意思是说：史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见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话，就达到目的了。其中所谓的“事”与“文”，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内发论”的“事”与“论”，即史料与史论。
史料“不必多”，即对史料要删繁就简。他的这种做法受到唐人刘知几《史通》的赞赏：“范晔之删《后书》也，简而易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料“不必多”还能使人“见文得尽”，可见此“文”必非同凡响，即见史识功底之“论”。其实此所谓“文”、“论”，即范晔本人最为得意的论赞和诸序。他对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评论”很不满意，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相反，对自己的评价是“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赞自是吾文志杰斯，殆无一字空设”（《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本传）。可见，范晔对自己的史论很有自信。他为何如此自信，他自信什么呢？我看他是自信引领了一代史学的大变革，《后汉书》能够艺压群芳、后来居上也证明了他的自信并不过分。
范晔能够成为优秀的史学家，除了本人天赋之外，与他所处时代史学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从汉末至隋的约四百年间，史学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隋书·经籍志》首次将所有书籍分类为经、史、子、集，将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证明。而范晔又恰好生活在这四百年的中间点，范书的形成及价值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那个时代脱节的。史学在此有着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史书编纂方法发生了空前的大变化。即从以往的对史料述而不论，转变为了述以致论，这是一种创新的史学现象，而范晔则堪称此新史学的首创者。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与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选材用料精良，议论评点深刻。前者出自于他独树一帜的修史主张，后者得益于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写作身份。
众所周知，《史记》曾遭后代学究抱怨语句有不通顺之处，清儒方苞在《史记评语》中就批评《刺客列传》的史料有重复之处。的确，《史记》中是有采用、剪裁史料不慎的痕迹，这是因为司马迁引用史料时更重视取其内容，而基本不对文字做加工润色。比如他引用《尚书》时大体是照录原文。又如他不加删节地照载秦刻石文等皆属此类。司马迁不仅对史料不刻意加工，而且从不直接发议论，想要表达的意思或以微言大义手法，或寓意于体例编纂之中。这是孔子的精神，也是司马迁修史的原则。
司马迁照引史料而不予修饰的方法，后来为班固忠实地继承，所以《汉书》也是仅收史料而很少发议论。赵翼《廿二史札记》也说《汉书》多载诏令、奏议等有用之文。到了晋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也基本上对原始史料不加改动地使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三国志》在采用鱼豢《魏略》的史料时照用“今云”用语的情况。“今”本是鱼豢《魏略》时期的“今”，而非陈寿作《三国志》时期的“今”，却残留了下来。
使上述司马迁以来史料编纂法发生变化的是范晔，对此内藤湖南曾指出：“《汉书》、《三国志》以前的记录中经过编辑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晔的《后汉书》是各种《后汉书》中成书最晚的，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七八种《后汉书》存在，而且都是经过编纂的著作，今日作为那些书断篇的汇集还出版了《七家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将这些书消化之后编纂而成的。就是在范晔将以往编纂物作为材料使用时，出现了改写文章的必要。不仅如此，范晔还是颇有名气的文学家，毕竟有着经过自己头脑思考而著述历史的抱负，他应该还有不满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写的原因吧。总之，将《三国志》、《后汉书》所载的同样事例加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后汉书》有很多地方改动了原文。尽管如此，《后汉书》在史书体裁的根本上，还有其继承《史记》以来坚持自身主张的特点。”（《中国史学史》）
总之，对史料进行加工、阐述的新史学风气，自范晔创始之后作为一种编纂方法流传下来，它与忠实原始史料的编纂法并行不悖地促成了中国史学的绵延不绝。《后汉书》是中国史学大发展时期的产物，也为中国史学真正成为有明确治史主张的历史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毫无疑问，范晔对史学编纂法的创新，并不影响《后汉书》对司马迁以来纪传体例的继承。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后汉书》之篇章结构和作者治史主张便可明了，其中不论继承还是创新都很清楚。
首先，看一下《后汉书》的“纪”。自从《史记》纪传体编纂体例问世，历代正史以“纪”、“传”为基干叙述历史沿革脉络的做法，就成了一种传统，范晔也予以了继承。
《后汉书》所设十卷纪是东汉二百年的编年大事记，为全书的纲要。其中前九卷记载了东汉十三位皇帝，但是范晔没有采取《汉书》那样一帝一纪的写法，而是仿照《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其效果是既节省篇幅，又不遗漏史实。最后一卷是《皇后纪》。这种把皇后入本纪的体例是范晔的新创。《史记》、《汉书》虽然有《吕后纪》，但那是出于对吕后实际的皇帝权力的承认；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外戚传》中的。不仅如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后汉书》设置了《皇后纪》，为什么呢？其实，这是由范晔治史主张所决定的。他在《后汉书·皇后纪》中说：“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东京（指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帏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也就是说此皇后本纪的设立，目的在于反映东汉六太后长期临朝执政的史实。
再说“列传”部分，其分量在总共的一百二十卷中占了八十卷，这无疑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范晔效仿《史记》中列传“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生平相似的人附录于某一个重要人物的传之中，使得叙事简洁而周密。不过，范晔对列传的创新还是非常明显的，他根据自己对东汉史的理解，在保留《史记》、《汉书》中都有的《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儒林列传》之外，删去了《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佞幸列传》，新增了前所未有的《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七种，可见改动之大。而且他所新增的各传，基本上被后人予以承继，无疑有其开先声之功。
这些新增列传都是反映东汉历史实际情况的创新。如东汉后期党锢大兴，众多清流大臣被诬陷以党人罪名杀害；另一方面，由于东汉女主长期执政，导致宦官多参与朝政，他们杀戮作为政敌的士大夫官僚，是党锢之祸的主要制造者。范晔正是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虽然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但是将《列女传》列入正史，则是从范晔开始的。再联系上述《皇后纪》的创设，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东汉女性的某些实况，也能感受到南朝人范晔的女性观。特别是范晔不仅收入贞节烈女，同时收入文学才女的做法，更是难能可贵。他根据自己所定“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的标准，不但收入了才德兼备的班昭，也收入三度改嫁的蔡琰。这是后代那些拒绝将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收入《宋史·烈女传》的儒生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范书“列女”与后代“烈女”的区别所在。
最后，说一说《后汉书》“志”的情况。当然严格地讲应称为《续汉书》的“志”，即上文已经谈到的司马彪的《续志》。必须指出的是，范史缺“志”并不是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曾提到自己“欲遍作诸志，《前书》所有者悉令备”的写作计划。他原定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应，但在动笔写作志时他就被杀害了，致使范史出缺。当然，除了遭遇不幸的意外原因，范晔未来得及完成志的一个理由恐怕还在于，撰写志的难度较大。其实，史书的编纂之中，“志”从来被认为是最难的，就连班固的志也曾遭人非难，可见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好志的。从这一点来看，像范晔这样才华出众的才子，未能为我们留下他所欲“遍作”的“诸志”，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好在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至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拾遗补阙的功效。
司马彪的八志分别是：《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百官志》记载了东汉的地理、官制情况，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是了解和研究地理历史、官制沿革的重要史料。《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等典章制度。
在此，还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选篇标准。其实，这与选篇人的主导意识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对于一部名著，读者、学者、编者都会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予以审视。那么，笔者是如何给《后汉书》定位的呢？我称之为“‘前四史’中成书最晚而颇多创新的《后汉书》”。其中的关键词为：“前四史”、“后汉”、“多创新”、“成书最晚”。围绕这四个关键词，本书的选篇标准有四：一是保持正史纪传体的结构不变。即必须“纪”、“传”、“志”齐全。二是选择最能反映东汉帝国之创建（开国帝王将相）、中衰（皇后、外戚、宦官、士大夫）、崩溃（军阀）等阶段性的篇章。三是上述范史新增的项目（如上文所列）要重点选择。四是要选择那些体现汉代以后六朝文风的片断（如《党锢列传序》）。
如何阅读与欣赏《后汉书》呢？这也是学生经常提到的问题。虽然回答可以是见仁见智的，但就我个人观点而言至少有以下三个看点，是读者绝对不能漏掉的。
第一，特别关注那些新设置的纪、传、志。正像上文所介绍的那样，《后汉书》所有新增项目都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而且其中多数为开后世先河之作。如果能抓住这些创新点，有意识地与《史记》、《汉书》中已有的传统项目进行对比的话，更容易发现东汉帝国的特色，从中得到读史的乐趣。同时还建议读者不妨按照作者的思维，根据不同项目间内在的相关性进行适当的排列组合。例如把《党锢列传》与《宦者列传》作一组；《皇后纪》、《列女传》为一组；《独行列传》、《逸民列传》为一组；《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为一组；《儒林列传》、《文苑列传》为一组；或者《方术列传》与《五行志》为一组；对那些个别人物传也不妨按文臣、武将、外戚、皇室，甚至某一时代为一组。总之，按照自己的口味，凭兴趣阅读的话，你一定能体会到读史书其实就像欣赏一幕一幕的历史话剧。
第二，阅读书中的“论”和“赞”。无怪范晔对自己的“论”、“赞”很自得，那些内容确实都写得很精彩，给人以搔到痒处的享受。例如《党锢列传》中既称颂匹夫“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又批评党人“望门投止”连累他人。《宦者列传》中既斥责侯览等人“凶家害国”，也赞扬蔡伦等“一心王室”。《隗嚣传》中虽写出了隗嚣搞小王国终究失败的结局，但评论说“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杰，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类似的评论在《后汉书》中随处可见，以致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其“立论持平，褒贬允当”。
第三，欣赏那些描述人物、事件的文笔。范晔以“善为文章”著称，《后汉书》的文笔在中国史书中属上乘。以范晔塑造人物形象为例，《冯异列传》中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一位独屏树下深思的“大树将军”形象；《董卓列传》中写董卓死后，守尸吏燃火置董卓脐中，竟然“光明达曙”。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对史料做适当的加工润色，这是范史的创新和特色。作者的文才活化了历史人物，像华佗的神奇医术（《华佗列传》）、严光的狂放不羁（《严光列传》）等等不胜枚举。
又由于范晔生活在骈体文流行的年代，所以行文中不乏辞采精美的骈文佳作。
当然，阅读任何一部作品都应该对其弱点、缺陷有清醒的了解。《后汉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它有缺项。
第一，《后汉书》缺少《史记》、《汉书》都有的“表”。《四库全书总目》就说“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记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帙厘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从宋代至清代，学者中甚至兴起了一种为《后汉书》补表的风气，出现了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明末清初万斯同《历代史表》，清儒的补表有钱大昭《后汉书补表》、黄大华《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东汉皇子王世系表》、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练恕《后汉六卿年表》等，从《后汉书》进而扩展至《三国志》，中华书局汇集这些补表出版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第二，是“志”的阙如。司马彪的志虽有补缺之功，但遗憾的是缺少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志》、《食货志》、《沟洫志》、《艺文志》四志，这显然与范晔“《前书》所有者悉令备”的愿望有很大差距。为此，清代学者除了补表之外，还有些人致力于补志。例如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顾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等。
第三，虽然加工、润色史料是范史的创新，甚至可谓史学编纂法上的突破，但是毕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也有史料失实的危险。所以研究者在利用这些史料时要慎重，亦即合参同时期的其他材料。因此，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应该参考了他以前的东汉刘珍等《东观汉记》、三国谢承《后汉书》、晋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还有薛莹《后汉记》、张莹《后汉南记》、张璠《后汉记》、袁宏《后汉记》等书，所以了解这些后汉书的辑佚本也很有必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是目前较好的辑注本。
首先，关于《后汉书》的注解。早在南朝，梁人刘昭（约五一〇年前后在世）就已经为《后汉书》作注了。由于刘昭上距范晔去世不过五六十年，范晔所能见到的各家《后汉书》尚未散佚，所以他有条件对范书进行史实的补充。可惜他的注解后来也散佚了，现在能见到只有他为司马彪《续志》所作的“八志注”了。
到了唐代，唐高宗之子李贤与张大安、刘纳言等人，在高宗上元（六七四至六七六）、仪凤（六七六至六七九）年间为《后汉书》作注，今天通行的《后汉书》纪传部分就采用了李注。李贤等人的注侧重诠释字句，也补充了一些史实。由于他们还能见到关于后汉的其他史书，所以校正了范书的许多错误，还标注了《后汉书》各种史料的来源，是今天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依据。到了清代，先有惠栋的《后汉书补注》，在此基础之上王先谦又广罗众人成果，撰《后汉书集解》，成为研究《后汉书》的重要参考材料。
其次，《后汉书》的版本。宋版有北宋乾兴（一〇二二）刻本、南宋绍兴年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南宋钱塘王叔边刻本。元版有麻沙刻板的小字本、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宁国路儒学刻本。明版有南北国子监刻本、闽本（福建周采等刊刻）、汲古阁本（毛晋刊刻）等。清代诏修四库全书武英殿本《后汉书》是按照明国子监本翻刻的。现存最早而且较完整的版本是南宋绍兴刻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以绍兴刻本为底本。中华书局点校本以百衲本《后汉书》为底本，对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同时参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订成果，纠正了许多错误，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再次，其他参考书。《后汉书》的校补考订之作，较重要的有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后汉书》部分、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周寿昌《后汉书补正》、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