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传奇故事：

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一部名为《独悟庵丛钞》的书籍出现在市面上，该书辑录了几种少见的笔记著作，其中一种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书的名字很陌生，作者也不为人所知，篇幅不长，只有六卷，而且还残缺不全，少了后两卷。但就是这样一本书，面世后竟大受欢迎，一纸风行，其后不断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印，人们争相传诵，如今已成为一部具有经典性质的文学名著。

最早刊印《浮生六记》的人叫杨引传，他也是《浮生六记》的发现者。杨引传，原名延绪，号醒逋、苏补、淞渟外史、老圃，斋名独悟庵，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道光到光绪年间，著有《独悟庵集》。杨引传与《浮生六记》的结缘十分偶然，他是在家乡苏州的一个冷摊上买到该书的。购买的时间当在同治甲戌年（1874）之前。据他介绍，自己得到的是“作者手稿”。此后，他曾“遍访城中”，寻访有关作者沈三白的信息，但一无所获。尽管如此，他还是于光绪三年（1877）把这部书刊布出来。该书的风行证明了他不俗的眼光。我们今天能够阅读、欣赏这部书，真应该感谢这位杨引传，没有他，也许《浮生六记》早已失传，没有人会知道天地间还曾有这样一本好书。

书虽然刊印了，也很受欢迎，但喜爱《浮生六记》的读者并不满足，因为它缺少了后两卷。1935年，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这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其中收录了带有后两卷的《浮生六记》，即所谓的足本《浮生六记》。“足本”是由一位叫王文濡的人提供的，据说他像杨引传当年一样，也是在苏州的冷摊上买到的。王文濡（1867—1935），原名承治，字均卿，别号学界闲民、天壤王郎、吴门老均、新旧废物等，浙江南浔人。曾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等多家出版机构任职。编著、出版有《国朝文汇》、《续古文观止》、《明清八大家文钞》、《说库》等。早在1915年，王文濡就曾将《浮生六记》收入其所编的《说库》中，由文明书局刊行，这是一个四卷本。

“足本”一出，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产生。比如林语堂就提出，“足本”的后两卷“文笔既然不同，议论全是抄书，作假功夫幼稚，决非沈复所作”。后两卷的出现非但不能让读者满意，反倒引出了真伪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围绕着一本残缺的小书，竟然发生如此多的戏剧性故事，竟然有如此多的谜团，假如沈复天上有灵，看到这一现象，不知当作何感想。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人们逐渐寻找到一些资料，围绕《浮生六记》产生的一些谜团逐渐得到破解：

首先是作者问题。如今人们对沈复的了解虽然并不算多，但与杨引传当初得到《浮生六记》时“遍访城中无知者”的情况相比，还是要好多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记载沈复事迹的是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一书，该书刻于道光年间，在其卷五十有如下记载：“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稍后冯桂芬所撰的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六（光绪九年刊本）也有记载：“沈三白《浮生六记》。三白失其名。按无锡顾翰《拜石山房集》有《寿吴门沈三白诗》。”

这些记载语焉不详，加上其他一些零星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沈复形象仍然较为模糊。因此，对其生平事迹记载最为详细、可靠的资料还是《浮生六记》，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尽管他描写的大多为其他人，但从中可见作者本人的主要经历和性情：他虽然读了不少书，学养深厚，但没有得到功名，常年以游幕为生，卖过画，也做过一些小生意。喜爱盆景、园林及远足，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多才多艺，为人洒脱达观，不拘小节。除了《浮生六记》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著述，其绘画作品有一些保存了下来。

其次是“足本”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基本解决，经过认真比对，研究者找到了“足本”后两卷的源头。那就是卷五《中山记历》系根据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改头换面，拼凑而成。李鼎元曾于清嘉庆五年（1800）作为副使出使琉球，《使琉球记》记载了他此次到琉球的所见所闻。卷六《养生记道》的来源有二：一是张英的《聪训斋语》，二是曾国藩的日记《求阙斋日记类钞》。据陈毓罴先生《〈浮生六记足本〉考辨》一文的统计，《中山记历》“全文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偷袭来的”，《养生记道》则抄袭《聪训斋语》11条，抄袭《求阙斋日记类钞》8条。

证据确凿，没有丝毫含糊的空间。那么，这个所谓的“足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问题出在那位提供者王文濡身上。遗憾的是，王文濡在“足本”刊行之前就已去世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知情人的现身，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显露出来。1981年，郑逸梅在《读书》发表《〈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一文，谈到当年王文濡曾想请他代笔“仿做两篇，约两万言”，但他没有答应。后来“世界书局这本《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版，那足本的六记赫然列入其中。那么这遗佚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撰，或托其他朋友代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于地下而叩问的了。总之，这两记是伪作”。

伪作是王文濡请人代笔，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呢？到1989年，这一谜底终于揭开。这一年，王瑜孙在《团结报》上发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指出“足本”后两卷的作者为黄楚香，酬劳为二百大洋。作者是从大东书局同仁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至此，困扰了人们半个多世纪的难题算是彻底解决。“足本”《浮生六记》的后两卷系后人的伪作，这已经被证实，那么沈复本人所写的后两卷原书是否还在人间，读者是否还能有幸读到呢？谁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一问题，也许有一天它会突然出现在江南某城镇的冷摊上，给读者一个期待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可遇而不可求，大概只能这样回答。

此外，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小问题，那就是沈复是否真的去过琉球？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确实去过，但不是在嘉庆五年（1800），而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与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同行。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李佳言写有《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诗两首，诗的题目说得很明白，沈复曾随齐鲲出使琉球。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想必读者也比较有兴趣，那就是这样薄薄的一本残书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靠什么打动了如此多的读者？

总的说来，可以将此归纳为三个字，即真、善、美。

首先说真。“真”是《浮生六记》一书留给读者最为直观、感性的印象，也是其重要特色。书中写的都是作者本人的真实生活，流露的也都是其真情实感，无论是写人记事、写景状物，还是谈文论艺，大多不加掩饰，脱口而出，直抒胸臆。真意味着坦诚，意味着磊落，也意味着对读者的尊重，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

但要做到这些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闺房之乐，人人皆知，写伉俪情深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大多都是点到为止，如果将夫妻生活的细节以写实的笔法描绘出来，展示给世人，则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即使愿意，也未必有面对世俗非议的胆量。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只有虚构的小说作品有这方面的描写，像《闺房记乐》这样的写法在自传性的文章中较为少见。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既描写了公婆和儿子、儿媳的冲突，也写到了兄弟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家庭悲剧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浮生六记》的“真”不仅大胆、直率，而且也是一种创新。

其次说善。“善”主要体现为作者的精神境界和品格。从书中的描写来看，他虽然身为寒士，靠游幕、经商维持生计，生活不时陷入困顿，但一直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妻子芸娘相互扶持，珍惜身边拥有的一切，共同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他们根据自身的物质条件，追求生活的高品位，寻找生活的乐趣，为自己也为别人带来快乐。生活尽管清贫，但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充满艺术情调，其乐融融。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也深深感染、打动着读者。二百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作者写出了这种永恒的东西。

他们偶尔也有一些出格之举，但大多出于天真、浪漫的性情，不过是想活得更为自然、真实，更有情趣而已，哪怕是像现代人所说的做秀，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更不会伤害别人。但就是这样，作者夫妇还是和家族中的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受到社会的非议，芸娘，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

再次说美。“美”体现为作者高超的文学水准。书中所写大都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琐事，但读起来并不感到单调、沉闷，反倒觉得兴味盎然。这是因为作者很善于选择，尽管都是生活琐事，但他很注意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性格、情趣的场景，精心描绘，形象逼真，如在眼前，深得《世说新语》三昧。写景状物更是作者的拿手好戏，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丰富经历，见多故能识广，对其间的得失都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的艺术修养，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又擅长丹青，因此能将自己的才艺融入到文学笔墨中。对每处景致，并不全面铺写，而是点出其特色所在，寥寥数笔，勾勒而出，精确而传神。行文间所显露出来的文学功力，令人敬佩叹服。

恬淡、素雅，这是该书的整体风格。作者文笔简洁、老到，但又不失生动、流畅，语言富有表现力。从表面上来看，作者似乎不加雕饰，随笔写出，如道家常，但实际上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都很用心，非常精致，效果正如作者所说的人工而归于天然。全书如同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有人将其誉为“小红楼”。可见它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并非偶然。

当然本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上面所说的这三点，它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无论是文献的、文学的，还是其他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对本书的相关整理事宜作一个交代：

本书正文选用朱剑芒所编《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为底本，该书于193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刊行。之所以选用这个本子，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这个本子的校勘比较精，错误不多；二是它首次刊出了第五、六卷，是一个“足本”。同时还参考了其他三种整理本，即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罗宗阳校点的《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和金性尧、金文南所注的《浮生六记》（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所刊第五、六卷，尽管已有过硬材料证明其确系伪托之作，并非沈复所写，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便于大家比较，看《浮生六记》的文字是不是可以随便伪造的，因此也予以收录，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注释为简注，内容包括一些难解的词语、人名地名、诗文典故等，只要读者大体能读懂的词语，就不再出注。对所注词语，简要说明词义，不作征引和发挥。

尽管笔者自问在工作中还算比较认真、努力，但限于个人的学识和能力，其中可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断句不当、注释有误等等，欢迎读者诸君随时指出，以便将来再版时予以更正。

苗怀明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