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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以后，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被认为是对西方美学最有影响的人物。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写道：
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源”，又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研究一下从希腊到19世纪的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明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是毫不夸张的。
我在学习《西方美学史》、《西方文学史》和读了一些西方美学家的论著之后，得出一个与我尊敬的朱光潜的不同结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是言过其实了。其理由如下：
一、如我在前面叙述的，西方美学史上第一篇重要美学论文是柏拉图文集中的《大希庇阿斯》，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朱光潜在翻译《大希庇阿斯》的题解中说：“它是西方
第一篇有系统地
讨论美的著作，后来美学史上许多重要思潮都伏源于此。”
朱光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证实了西方美学发展中的第一篇美学论文并提供了后来一切美学概念根据的是《大希庇阿斯》，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一部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自成体系的美学著作。鲍申葵在他的《美学史·序言》中说：“十分重要的是，美学哲学家必须坚持不用一套批评原则和观点去不恰当地侵犯艺术领域。”
在西方传统中，美学与文学理论的畛域泾渭分明。车尔尼雪夫斯基混淆二者的界限，因而作出了“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述美学概念的人”的错误判断。
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指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更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在西方美学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亚里士多德。在希腊罗马时代，很少人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当时著名的理论家贺拉斯（Horatinus，公元前65—前8）、朗吉弩斯（Casius Longinus，213—273）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后者甚至对柏拉图推崇备至。柏拉图的学园，一直维持到公元6世纪，他的思想传承不辍。公元3世纪，普洛丁把柏拉图的“理式”与基督教的神学观点相结合，创立新柏拉图主义，成了绵延一千年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占垄断地位的思想。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在西方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鲜为人知。据传说，他的著作稿本最早被他的弟子带到亚细亚而藏匿在地窖里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然后辗转被他人收藏而未曾面世。直到13世纪，他的部分著作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才逐渐引人注意。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被发现和流传的情况，韦姆斯特和布鲁克斯在他们的《文学批评简史》里有详细的描述：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16世纪成为文学理论的主要来源）甚至在中世纪后期，也只是存在于由阿芙洛（Averroes）阿拉伯文节选本而译成的拉丁文本中，仍鲜为人知。直到1498年，乔治·瓦拉（Giorgio Valla）于威尼斯第一次出版了拉丁文全译本；1508年在阿尔丁（Aldine）的修辞学里出现了《诗学》第一个希腊文本；1536年出现了阿列桑角·柏慈（Alesandro de' Pazzi）的第一个拉丁文与希腊文对照本；1548年出现了弗朗西斯柯·罗拔提罗（Francisco Robortello）含有拉丁文评论的第一个评注本；1549年出现了伯尔纳多·色格尼（Bernardo Segni）的第一个意大利文译本；《诗学》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色格尼说：“这是译本长期被弃置和被忽视的书。”史诗之父塔索（Torguato Tasso，1544—1595）说：“《诗学》长期湮没于物质的暗淡的阴影中。”罗拔提罗在1548年的《诗学》评注本中说：“此地躺着一本被遗忘的书，几乎到晚间方被发现。”
韦姆斯特、布鲁克斯用相近的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不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在美学思想里“雄霸了两千余年”，即使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也不到百年。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不仅过分夸张，而且严重违反历史的真实。他的这种说法为什么获得中国学者的认同，这只能归咎于当时中国学术风气仅仅凭着以是否提倡唯物主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尽管列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基础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一种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中国权威理论家仍然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做唯物主义美学家来推介。这使得治学严谨、对西方美学深有研究的朱光潜不敢撄其锋，反而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加强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的分量。
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论美的著作。但是他的《诗学》里有一段话，对西方美学有着间接的、深刻的影响。其文如下：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诗人的职能不是描述已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可能或必然会发生的事。历史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一个用散文而另一个用韵文来写作。你可以把希罗多德
的作品改成韵文，它仍然是一种历史。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描述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也更为严肃。因为诗的描述更具普遍性，而历史只描述个别的事。
亚里士多德通过诗与历史的比较，阐述了一个重大问题：诗与历史描述的对象都是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事，它们都具有哲学意味和严肃意义。所谓哲学意味，指的是通过个别事物而反映一般规律。所谓严肃意义，指的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对历史的认识仅限于早期的编年史，而不及后来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著作，他所得出的诗胜于史的结论有些偏颇。但是他的这番比较，标志着西方哲学、文学、美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哲学上，它从柏拉图认为只有先验世界是真实的，转变到肯定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在文学方面，如果只承认先验世界的真实性，则文学只是影子的影子，不具任何真实性，也没有认识社会生活的价值。只有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才能为自己的真实性和认识生活的价值观找到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通过诗与历史的比较突破性地申述了这样的思想。可惜的是，他的著作在当时没有得到传播。中世纪后，由于基督教会对文艺的仇视，文艺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亚氏的思想也就无从发挥作用。直到文艺复兴以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经由翻译、注释、评介而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的思想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就美学领域而言，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包含着对先验理性的挑战，这使他成了经验主义的先行者。康德在《纯粹理性评析》中说：“就认知纯粹理性的起源来说，我们发现一派认为完全来自经验；另一派认为只能在理性中去寻找它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可以被视为经验论者的领袖，柏拉图则可以被视为理性论者的领袖。”
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的比较用经验主义的观点，开启了对先验主义的批判，使得美在理式转变为美在现实。形象地说，它使得美在虚无缥缈间转到美在炊烟落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