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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没有找到美的实质，却被他的学生柏拉图按照他的方法而找到一个答案：理式（idea）是美的本质。这个答案是怎样得来的？柏拉图在《共和国》第十章里以床为例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床有三种：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木匠制造的不同形式的具体的床；画家所描绘的床。这三种床的关系和性质是这样的：床的理式不依赖人的意志而先验地存在，它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真实性；木匠制造的床分享理式的本质，由于受材料、时间、用途的影响，它的形式是多变的，它的存在是有限的。它为不同的木匠所创造，它依赖人的意识和才艺而存在。由于这些原因，木匠制造的床不具备永恒性、普遍性，只有部分的真实性。它只是理式的“影子”和“摹本”。至于画家描绘的床，它只是对具体的床的形式的摹仿，而不是实体，更不具普遍、永恒、真实的性质。柏拉图把它称为“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
。
柏拉图认为，“理式”是最高的真，也是最高的美。理式的美，具有下列的特点：
这种美，首先是永恒的，不增不减，无盈无亏的。其次，它不是以一种观点看来美，以另一种观点看来丑；或者在某时某地或某种联系中美，在别的时间、别的地方或另外的练习中丑。它也不是某些人看来美，另一些人看来丑。这种美，不像是具体的一张脸、一双手或机体的某一部分；不只是表现于某种形式的演说或知识之中；也不只是存在于任何其他生物，例如一种动物身上；它也不只是存在于天空、大地或任何别的地方，它只是无增、无减、无变化地绝对、独立、单纯、永恒地存在，而把自己倾注于所有不断生长和枯萎的美的事物之中。
柏拉图是怎样认识到这种理式的绝对美的？他在同篇文章《会饮》（ Symposium ）中也有所说明：
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再到整体的美的形体；从美的行为到美的观念；从美的观念而达到美的绝对观念；终于认识到什么是美的本质。
柏拉图的美在理式以及认识理式的先验哲学（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方法对西方美学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它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柏拉图关于理式美的思想，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各个时期的西方美学研究中。希腊、罗马时代美学思想的殿军、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开创者的普洛丁（Plotinus，205—270）以“太一”（the One）为“宇宙之源”、“最高的美”。“太一”就是由柏拉图的“理式”脱胎而来。中世纪的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把美分为“无限美”（最高的、绝对的美）与“有限美”（感性事物的美、相对的美），显然受到柏拉图所谓感性事物的美只是理式美的影子的影响。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1224—1274）是基督教会公认的中世纪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他继承奥古斯丁有限美和无限美的思想，以上帝为美的源泉，从感性和世界的美可以窥见上帝的光辉。他以上帝代替理式，实际上是柏拉图的理式与中世纪神学的结合。文艺复兴以后，感性认识、现实世界受到了重视；比起中世纪盛行的天意安排“目的论”，人们更相信自己的努力；在思想方法上，从特殊事物总结一般规律的归纳逻辑代替了根据具体事实而推想出一个结论的演绎逻辑；理性认识代替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西方哲学界出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风靡一时的柏拉图“理式”美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但并没有消失它的影响力。被黑格尔称作“在美学中第一个说出理性语言”的康德
以理性与感情相统一的观点，主张美是感性经验和先验范畴的综合，审美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而又体现目的性。这里的“目的”（purpose）和“先验范畴”（a priori）都是继承柏拉图的“理式”而来。对近代西方美学影响极大的黑格尔制定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定义。他的“理念”（ideal）与柏拉图的理式（idea）虽有不同，却也是同出一源。总的来说，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对西方美学史的影响虽不是“历久弥新”，却是长期存在的。
二、比起柏拉图对美的表述，他的探求美的方法对西方美学的影响更加深远长久。柏拉图认识理式的方法被称为先验哲学的方法，也就是不依赖经验，仅凭心智活动而获得知识的思辨方法。他的这种方法不仅在中世纪前被广泛采用，在文艺复兴以后仍然被哲学家们沿用不衰。如鲍姆加登对诗作哲学冥想而创立了美学，克罗齐以感性的直觉作为审美的基础，他们不再从柏拉图的形上世界里去寻找美的源泉，然而他们采用的方法仍然是脱离世间、仅凭冥思苦想去寻求知识的方法。
三、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重哲学而轻文艺，扬理性而黜情感。在他的美学思想体系中，理式是最高的美，也是最高的真。客观世界是理式的摹本，而文艺只是客观世界的摹本。由此，他推演出文艺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等说法。他彻底否认文艺的真实性，也彻底否定文艺的认识价值。他举例说，一个画家用形象和色彩才描绘出惟妙惟肖的补鞋匠，可是一点也不懂得补鞋的技术，也不能传播补鞋的知识。他自称他很尊重公元前9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但是，他不认为荷马在实质上做过有益于人类的事。荷马宣扬高尚的品德，谈论那些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如政治、教育之类。可是人们举不出例子来证明“他曾经替那一个国家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荷马精彩地描写了战争，可是也没有人能够指出“当时有哪一次得胜的战争是由荷马指挥或参谋的”。柏拉图直截了当地认为“一切文艺都只是游乐和戏谑”。
柏拉图不仅认为文艺是无用的，还进一步认为文艺是有害的。文艺之所以有害，是与它本身的特点与生俱来的。文艺的特性是什么？柏拉图说：“自荷马以来的所有诗人都是摹仿者。”
“摹仿”使得“为了自己出名的摹仿诗人不是天性使然，也不是蓄意为之，总是不去鼓励或影响人心灵中的理性部分，而宁愿去选取容易激动的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来摹仿。因为它们是最便于摹仿的”。“唤醒、滋养、加强人的情感而损害理性”
也就成了柏拉图宣布的摹仿文艺的一个罪状。
柏拉图认为，文艺“对真理没有认识价值”，又“逢迎人性中的低劣部分”，他在《共和国》第十章里下了一道禁令：“我们应该坚信，除了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不准任何别的诗歌进入我们的国境。如果违反这道禁令，让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那统治我们国家的，将不是人类公认为最好的法律和理性，而是快乐和悲哀了。”
柏拉图一方面对善于摹仿的诗人下了禁令，另一方面，也对来到他的理想国的艺人制定了具体的遣返办法：
当一个聪明到能够摹仿一切事物而又擅长表演的任务来到我们这里，并向我们建议展示他自己和他的诗歌，我们应该把他当做一个愉快而神奇的任务来对待，向他鞠躬敬礼；但是我们也要通知他：我们城邦的法律不允许他逗留，因此我们要在他的身上抹上香油，在他的头上戴上毛冠，然后把他送到别的城市去。为了我们心灵的健康，我们仅仅雇用粗朴而严肃的诗人和说书人，他们只是摹仿道德的风范，并且遵守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们教育士兵的模式。
把概念绝对化；重哲学而轻文艺，扬理性而黜情感，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因此，人们常把柏拉图美学思想当做西方由文艺时代转向哲学时代的标尺。柏拉图美学思想所表现的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和目的，成了后来整个西方美学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