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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一个问题。不少同志认为这些政权是非封建性的农民政权，也有的同志认为它们是封建性的政权。究竟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是具有什么性质的政权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太平天国是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1851年农民英雄们创建的长达14年的政权——太平天国，也是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最完整的政权。马克思曾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1] 因此，探讨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无疑为研究历史上农民政权的性质提供了钥匙。
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群众在武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诞生的。它创建于1851年1月，到同年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已初具规模。但是，在1853年3月定都南京前，太平天国基本上是一个军事性的政权。农民武装——太平军，是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1853年定都南京后，农民英雄们才完整地建立了与北方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各级政权。本文试图从太平天国政权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它实行代表哪些阶级利益的政策，探讨1853年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以求正于史学界。
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它的构成形式怎样？这是判断一个政权性质的重要标志之一。探讨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首先必须考察它的“国体”和“政体”。
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2] 也就是政权的阶级组成。太平天国的各级领导权，究竟由哪些阶级掌握呢？请看具体史实。
掌握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成员，以金田起义前“谋立创国”的六人核心看：天王洪秀全，“花县官禄布衣也”， [3] 可能是中农；东王杨秀清是“种山烧炭为业”的“至贫者”和“至苦者”，属贫雇农；西王萧朝贵，“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是“自耕自食，自蚕自食”的贫农；南王冯云山“家道殷实”， [4] “在家读书”，可能是富农或小地主；北王韦昌辉，是“素业质库，兼饶田产，富甲一邑” [5] 的地主；翼王石达开出身“富厚之家”， [6] 大致是富农或小地主。可见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核心，是贫、雇、中农和非当权的中小地主组成的，而贫雇农和中农占优势。外国侵略者诬蔑以洪秀全为首的天京政权，是“苦力王们的城市”， [7] 从反面证明了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苦力”手中。
太平天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守土官，是由太平军将领兼任的。这些农民军的中高级将领，是金田起义后在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按照《李秀成自述》所说，参加起义的群众，“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8] 从《贼情汇纂》载67名将领看，大多是“广西老贼”，也就是说是贫苦劳动人民。我们参照《金陵癸甲纪事略》等有关史料，其中不能确定阶级出身的为3人，大致可以肯定是中小地主、富农及其知识分子的为16人，可以确定大体是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为48人。 [9] 这就是说，掌握太平天国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中高级将领，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也占优势。
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地主分子及其知识分子掌握地方政权的比重日益增多。根据个人所接触的史料来看，太平天国前期的安徽、江西等地，这种现象不十分严重。但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苏浙地区，这种情况就比较突出了。1860年，太平天国克苏州时，“江苏候补知府李文炳”降，就“官之为伪文将帅，即出外，俾 管昆山县事”。主管苏州政事的熊万荃，“传闻熊姓之父，向官苏省，其幼年曾随宦来苏，自以为与苏有缘，故管理地方，颇革长毛之苛政……卒能反正，大吏奏闻，赏为知府”。 [10] “千总张应显为贼掳去，改名章宝庆，为元和县伪监军……候补县（令）姚元璋为贼掳，授伪职苏州府总制。” [11] 清候选县丞何培英（信义）在苏州投降太平军后，被授以“荣天福兼浙江省文将帅”。 [12] “忠王破杭城得仁和、钱塘两县令皆赦之，使为伪乡官（指守土官），仍分治仁、钱两邑事。” [13] 可见，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不少已经为官僚、地主所篡夺。
乡官是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情况较为复杂。从我们所接触的史料来看，既有劳动人民任乡官的，也有地主分子当乡官的。1853年冬和1854年，江苏、安徽各地，“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户卒”， [14] “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然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者也不少”。 [15] 南京是“瓦木匠作军帅”。 [16] 扬州“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卒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 [17] 安徽安庆是“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 [18] 或“收罗无赖充乡官”。 [19] 建德在“悉令土匪充之”外，也有“良民亦胁降而蓄发，资粮扉屦，居然东道主也”。 [20] 这里的所谓“良民”，主要是指“绅民”、“举贡生”和“乡里有声望者” [21] 担任乡官的。可见太平天国前期江苏、安徽省任乡官的，既有地主分子，亦有贫苦劳动人民，似乎劳动人民多一些。《贼情汇纂》虽有“胁田亩多者为伪官”的记载，但同时又说“束修砥行之士尽不屑为”，而“无耻之辈，不学之辈”，“趋之如鹜”。
太平天国后期江浙两省贫苦劳动人民任乡官的虽然也不少，但是地主分子窃取基层政权的情况十分严重。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后，忠王李秀成出布告说： “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自无流离失所，永为天国良民。”石门守将邓光明出告示则说：“在镇则安坊，择一公正绅董为长；在乡则安村，择一公正明民为长。” [22] 这是公开号召地主分子担任太平天国乡官。最近在绍兴新发现的两件太平天国文物——《珍醒》、《诲醒》，也说明择地主任乡官，在后期是较普遍的现象。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九门御林殿前南破忾军副总提绫天安周（文嘉）珍醒》说：“富绅何戢民弟知悉：照得效顺投诚，绅富首先民望。而保民护国，按抚责在乡贤。兹尔富绅何戢民，向系伪朝官宰，自必精于吏治。今当此按抚吃紧之际，早宜出身办事，竭力奉公，尚（上）可以报效天朝，下可以保御乡境。凡属捐输粮饷，均尔等分所应然。为此颁行珍醒，仰尔何戢民刻日先赴卡局，办理公事；后随卡员亲至郡城，妥商民务，望宜竭诚报效为妥，毋涛（蹈）阳奉阴违。”同月二十一日，《殿前南破忾军付总提绫天安弟左壹、叁参军兼理漓镇一带卡务赵、秦诲醒》云：“何戢民弟知悉：缘兄昨奉绫天安周大人珍醒，内开弟系本县乡贤，曾为伪朝官宰，并颁珍醒一道，递至军帅何万春弟处转交，谕弟来卡商办军务一切。” [23]
由于苏浙地区太平军将领公开要绅董当乡官，所以这些地区不少太平天国基层政权，为地主分子所窃取。如吴江县盛泽镇太平天国乡官35人，绝大多数均系地主（“首富”、“富户”）和流氓。 [24] 太平天国苏州永昌、吴江周庄，更是原封不动地掌握在地主团练头目徐少蘧和费玉成手中。有个地主分子说：“长毛中半是本地官兵及本地土匪投贼者。”于是出现了“贼是官做，官又是贼做” [25] 的政权严重不纯的现象。但是，在“正人远避，小人竟出头” [26] 的情况下，太平军派乡官虽“每取殷实之家”， [27] 事实上不少地区也有“小人”、“乡里作恶者”、“编户贫民”为乡官的。据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东阳县卒长江文明所管门牌草底中84户统计，“极贫”48家，“贫寡”、“寡贫”、“贫独”等36户，无一户是富户。 [28] 可见该地政权是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
总之，太平天国各级政权，尽管有不少是掌握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 人民手中，但是，也有不少为非当权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所掌握。太平天国前期，前者占优势，而后期，后者比重日益增加。“富儿当权”是封建旧政权的基本特征。因此，否认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在国体上有对立的一面，否认它有自发的反封建革命性的一面，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从太平天国政权国体看，它具有明显的农民阶级自发反封建的性质，那么从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看（也就是农民群众“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其封建性则是十分明显的。
太平天国政权的政体，虽然带有农民阶级平等的某些色彩，但是基本上仍然是沿袭封建君主专制的旧政体。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在起义准备时期，是试图开创一个与封建清政权根本对立的“新朝”。 [29] 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前，领导者和群众之间在政权中的关系，明显地有平等的一面。如洪秀全称杨秀清等诸王为弟或“清胞”，杨秀清等称洪秀全为“二兄”。“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成燎原之势。” [30] 这说明洪秀全力图摆脱旧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束缚。这是太平天国政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政权一建立，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旧框框。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以刘邦和朱元璋的继承者自居。1851年3月，洪秀全在登天王位时，就自称“朕乃真命天子”或“太平天子”， [31] 什么“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 [32] 太平军占永安后，洪秀全又封了东、西、南、北、翼五个王。按洪秀全说这是“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而论，有些冒犯天父”。 [33] 这里所说的“凡间歪例”，就是封建君主的统治形式。所以，表面上诸王之间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实际上君臣等级关系是十分森严的。1852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幼学诗》，就对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套森严的规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是不行的，“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34] 这不是封建等级制又是什么呢？到了定都天京后，封建等级制和官员世袭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皇权主义的色 彩更浓厚了。“今建都既成，天下大定。”“由是肃大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上（下）。” [35] 革命还没有胜利，太平天国领导者们就忙于大兴土木，当王称朕了。1856年秋，在领导集团发生的亲痛仇快的“内讧”，就是由东王逼洪秀全封他万岁，即争夺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而引起的。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内讧”事件教训时指出，这是帝王思想作怪，“大家想做皇帝”，而“尚没有民权主义” [36] 的结果，这是符合史实的。“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原决定不封王，但在革命内部“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 [37] 的情况下，后来又不得不封，而且大肆滥封，以致造成政权封建化倾向更加严重。
洪秀全力图推翻以清朝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创建一个“太平一统”的“新天地”。但是，当这个新天国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在政体上基本上仍然采取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外国传教士说太平天国开始采用封建的“帝制”， [38] 是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的国体，打上明显的农民反封建革命性的烙印，而政体基本上仍然属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否认太平天国政权是一个非封建性的政权，也是不正确的。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 [39] 相反，被统治阶级中少部分人也可能上升为新的统治者。这两种现象在太平天国时期也是存在的。国体、政体虽不失为考察政权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探讨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不仅要看它的国体和政体，更重要的是看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
太平天国无疑地实行了一系列从政治、经济、思想上打击当权地主阶级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推翻以封建清朝皇帝为头子的反动黑暗统治，建立一个 “新世界”。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在批评天地会“反清复明”口号时曾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 [40]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又说：“世界无终古不灭之帝政，独一无二之主权，惟恃其势耳。” [41] 在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除去宗教和反满的色彩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运动是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统治者。檄文揭露清朝封建统治者“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民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等罪行的同时，又提出“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42] 即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者，创建太平的新天地。太平军所到之处，不仅推翻了旧的封建的地方政权，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纷纷参加太平军，出现了“红巾复首众且狂”，而地主分子则哀叹“缙绅之祸烈焉”。
任何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而进行的。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打击地主势力的同时，还从经济上实行打击地主的政策。太平军“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也就是以地主富户作为打击对象。同时，把剥夺的地主财产和粮食“散给贫者”。 [43] 1853年初，太平军“下九江时，到处遍张伪示，是（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赉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兹闻又以此术行之安徽矣”。 [44]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53年冬太平天国在天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农民英雄们试图在推翻清朝黑暗统治后，创建人间“新天地、新世界”的总纲。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它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按田亩产量把田分为九等，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经济目的。这无疑集中代表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理想和要求，具有比以往任何农民战争更为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尽管这个纲领中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它起了动员农民、 从经济上打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巨大作用。在太平天国所辖的地区，“浪说兄弟皆一律，诳称贫富总均匀，博施济众尧犹病，哀此捐生受惑民”。 [45] 这首诗反映出《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已把被压迫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为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事实。太平军所到之处，农民抗租夺田斗争风起云涌。1853年冬，天京附近农民自发地向“长毛交钱粮，不复交田主粮”。 [46] 太平天国政权一般给予保护。清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在安徽芜湖的2 126亩田，从1853年到1858年地租“子粒无收”。 [47] 太平天国在1854年后虽允许地主“取租办赋”，但据个人接触到的史料，在1860年前尚未发现太平天国政权镇压农民抗租斗争的情况。所以，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地主分子有不少饿死的，“黄金用尽究无颜，未学吹箫也乞食……指点累累饿莩堆，半属昔年富家子”。 [48]
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也掀起了一个“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49] 的斗争高潮，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旧思想、旧文化。
由此可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太平天国都实施了一系列打击地主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深度和广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农民战争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太平天国政权之所以能够得到农民群众支持，以及遭到地主分子反对的阶级根源。因为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富者文弱者吞声以填沟壑，穷者、强有力者遂甘心从贼，自去投营，以图温饱”。 [50] 所以，从实行政策上看，否认太平天国政权有打击地主保护农民利益的革命性质，显然是经不起史实的检验的。
太平天国实行的政策虽然有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一面，但是这些政策仍然没有超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范围。
在政治上，太平天国虽然镇压了一批当权的官僚地主——“妖官”，杀了一些对抗起义的恶霸地主，但是，在太平军占领区，一般仍然是允许地主存在的。杨秀清、 萧朝贵发布的檄文中，公开号召“名儒学士”，“英雄豪杰”，显然包括一部分开明地主及知识分子。安徽桐城地主许奉恩回家，说“老父康强”，并与“群季结社为诗，呈老亲评定甲乙，阄均角胜，颇得天伦之乐”。 [51] 可见，太平天国虽然打击地主，但是并没有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这是其一。其二，太平天国虽然反对黑暗的清朝封建统治，但是农民领袖们用来代替封建清政权的，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农民“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 [52] 的论点，同样也适用于太平天国。事实上，洪秀全等农民领导者，从定都天京后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对立面——封建帝王转化。当然，这不是说这个转化已经完成了。
在经济上，太平天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基本上实行的还是承认它的政策。
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尽管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性质，但是它要求在小生产基础上消灭一切私有制和绝对平均分配土地，显然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空想。当它付诸实行时，不可能不退到当时经济发展所许可的范围内，“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如何科派呢？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不到一年，即1854年秋，太平天国就颁布了“照旧缴粮纳税”的政策。 [53] 最近，在江西都昌发现的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年）《晓谕粮户早完国课以应军需》的布告中，就要求粮户“暂依旧例章程，扫数如期完纳……无论富户贫民，务宜一体完纳，不得迟延拖欠”。 [54] 所谓“照旧缴粮纳税”就是“仍照旧章承办……一切依向来户名汇送，毋得紊乱，厘毫不差”， [55] 允许地主“取租办赋”。所以，照旧缴粮纳税政策，实际上是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据个人接触的史料看，无论在前期或后期，太平天国实行的土地政策基本上都是“照旧缴粮纳税”。
在太平天国前期，安徽太平军将领向农民征粮时，农民回答说：“我等均系贫民，此等事要向田主去说。” [56] 1853年11月，铜陵地主曹蓝田写了一个《拒诸亲友劝 输粟书》，说他决不“从贼，输租纳粮”。 [57] 这说明太平天国并没有实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政策。
在后期太平天国苏浙地区，更是实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策。1860年11月，天王洪秀全向苏福省四民颁布的诏旨中说：“于尔民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 [58] 这就是说在承认“照旧缴粮纳税”的基础上，略加减轻赋税。同年，常熟太平军出告示“谕各业户、粮户，不论庙田、公田、学田等俱要造册，收租完粮”。 [59] 1862年，长州太平天国官员出示云：“照得粮从租办，理所当然……向来地丁漕粮田捐税契，无一不由业户自行完纳。我天朝克复苏省安抚之后，甫征之初，即经前爵宪熊推念在城业户流离未归，出示晓谕姑着各佃户代完地漕，俟业户归来，照租额算找。其在乡业户仍自行完纳，照旧收租，不准抗霸。” [60] 这个告示说明“着佃征粮”只是在地主逃跑时太平天国采取的权宜措施，而“照旧缴粮纳税”，则是其基本的政策。吴江大地主柳兆薰，1860年冬就开始收租，说“租赋有着，不胜奢望”，收租千余亩，“诸佃尚能踊跃”。1861年，他收到地租1 300多石。 [61] 为了使地主能够“取租办赋”，太平天国苏南地方政权还设立了半官方性的收租局，强迫农民缴租。有个地主分子气势汹汹地说：“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 [62] 更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一些地方政权，甚至公开派太平军武装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如无锡“安镇东市四图庄顾某聚众抗租……各业户诉于城贼。（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贼使伪乡官引至弹压。顾某鸣锣集众，拒贼于苏家桥安家坟。顾某奋勇当先，为贼所伤，乡众溃，贼焚村落，邻村无害。旋为乡官调停，一律还租”。 [63] 可见，太平天国政权，仍然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进行了冲击，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在禁读和焚毁孔孟妖书后不久，洪秀全认为孔子“功可补过”，杨秀清则认为“孔孟非妖书”。这就又承认封建思想文化的合法性。太平天国后期苏、浙的地方官，甚至放弃了前期严禁以“四书”、“五经”命题的考试制度， 转而恢复以“四书”、“五经”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度。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君君、臣臣”，“礼门义路” [64] 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太平天国实行的政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虽然有打击地主和保护农民利益的一面，但是它们并没有越出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框框，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太平天国实行的政策之所以从反对封建开始，到和封建制度妥协而告终，是因为“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65] 这就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悲剧所在。否认太平天国实行政策有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一面，当然是不对的，否认农民“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更是不对的。
在论述太平天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它所实行的政策以后，我们就可探讨这个政权的性质了。太平天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
恩格斯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要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首先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均势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66]
列宁在分析专制制度时指出：“‘专制制度仅仅代表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67]
很显然，太平天国政权不属于农民阶级独立专政的国家，而是属于暂时得到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使“贫富两安”，而最终转化为纯封建性的政权。这就是说，它是一个既具有农民自发的反封建革命的性质，又具有严重封建性的政权。
太平天国政权反封建的性质，首先表现在它比清朝封建反动政权赖以建立的统治基础要宽广得多。一批被地主阶级污蔑为“无知识的苦力”，居然掌握了各级政权，这无疑突破了旧的封建国家的框框。地主分子说太平天国“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 [68] 正好说明这个政权统治基础的扩大。这与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次，太平天国政权自发的反封建的性质，还表现在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多少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贫苦农民的某些要求和利益。所以，太平天国政权是由当时中国有生的力量组成的，“唯一可以使中国得以进步、安定……的政权”。 [69]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是与封建清王朝对立的农民政权。列宁曾说：“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 [70] 太平天国就是这种“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的军事性政权。把太平天国政权和封建清政权完全混为一谈，否认它具有自发的反封建的进步性，显然不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过分夸大太平天国政权的反封建革命性，否认它本身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封建化，更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事实上，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也是很明显的，而且越到后期越严重。
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首先表现在农民英雄们用来代替封建旧政权的“新天国”，始终具有封建性。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虽然基本掌握在“苦力王们”手里，但是这些苦力王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摧毁旧的封建国家机器，相反地是利用了它。太平天国“政府是采用君主政体，以洪秀全（天王）为君王；其他诸王对他的关系，有如怡亲王、恭亲王和松王对满清皇朝的关系一样”。呤唎还说：“太平政府是采取了一种族长封建制。” [71] 这与封建清政权基本上是相同的。奴役压迫农民的工具——封建国家机器，是绝不可能成为解放农民的工具的。其次，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还表现在它实行的政策虽然多少也代表了农民的一些利益，但是并没有真正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太平天国基本上实行“照旧缴粮纳税”的土地政策，就是最好的证明。到太平天国后期，苏浙某些地方政权不仅没有满足农民的抗租要求，反而公 开保护地主利益，镇压农民抗租。例如太平军未到常熟前，“其始亦有种租田之顽劣者，饮恨业户收租之苛，以为贼来可免。及受贼之累，欲求仍似昔日还租之例而不可得”。 [72] 为什么太平天国会从反封建土地所有制退到维护它呢？这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倒退回去”。 [73] 第三，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还表现在这次农民革命虽然高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但还是一次“改朝换代” [74] 的农民起义，即不导致根本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运动。太平天国管辖区，有时谚曰：“黄（万？）金家财殓蒲包，穷人手里捏元宝，长毛哂哂笑。” [75] 也出现了“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百官异昔时”的情况。 [76] 这说明经济和政治上农民和地主的地位发生了转化，但这种转化没有越出封建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框。因为“新主”和新“富翁”，只可能是新的封建主，而不可能是什么资产者。事实上，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些官员，已经蜕变为压迫剥削农民，以致引起农民反抗的新封建主了。
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会产生这种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的矛盾现象呢？我认为要从农民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征去说明。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的特征时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的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 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民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77] 马克思关于农民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探讨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从农民是与地主互相敌对的一个阶级看，太平天国政权显然是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立的一个农民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太平天国农民创建的“新天朝”称作为“农民的王朝”是可以的。但是，从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看，太平天国政权又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权。因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 [78] 这些官僚在当时中国只能是封建性的官僚。毛主席曾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79] 建立在“一小块土地所有制”和“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太平天国政权，基本上只可能是封建性的政权。
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性质的政权。太平天国政权，尽管具有自发的反封建的性质，但从其发展趋势和本质看，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因为“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80] 太平天国政权如果不是被中外反动派绞杀，那么它的发展前途像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一样，必然要完全转化为封建政权，而绝不可能建立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太平天国是既有自发的反封建性，又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过渡性政权，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封建化。这就是结论。所以，我赞同翦老关于农民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非封建性政权”的观点，而不赞成那种认为“农民可以在封建社会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的观点，也不赞成笼统地把太平天国说成是纯封建性的
政权的看法。因为后两种观点，既经不起太平天国史实的检验，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
[2]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637页。
[3]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
[4]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0—371页。
[5]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7页。
[6]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7]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5页。
[8]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9] 《太平天国》（三），第49—72页；《太平天国》（四），第670—680页。
[10] 潘钟瑞：《苏台麇鹿记》，《太平天国》（五），第270、300页。
[11]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原稿本藏上海图书馆。
[12] 《何培英禀帖》，《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
[13]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中华书局，1963年，第190页。
[14]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273页。
[15]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四），第642页。
[16]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四），第737页。
[17] 臧谷：《劫余小记》，《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2页。
[18]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2。
[19] 李圭：《中兴别记》卷9。
[20] 夏燮：《粤氛纪事》卷9。
[21] 《袁甲三奏议》卷5；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21；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石达开传》。
[22] 《李秀成六言谆谕》，《太平天国》（二），第725页；《邓光明晓谕四民》。
[23] 原件藏浙江省绍兴市文管会。现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存照片刊登，标点是作者加的。
[24] 鹤樵居士：《盛川稗乘》，《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190页。
[25] 沈梓：《避寇日记》，《简辑》（四），第99页。
[26] 徐日裹：《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太平天国》（五），第435—436页。
[27] 沈梓：《避寇日记》，《简辑》（四），第99页。
[28] 原件藏浙江省博物馆。
[29] 洪仁玕：《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72页。
[30]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72页。
[31] 《福音敬录》，《太平天国》（二），第511页。
[32] 《幼学诗》，《太平太国》（一），第232页。
[33]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7页。
[34] 《太平天国》（二），第515页。
[35] 《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一），第251、261页。
[36]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卷，民智书局，1930年，第99页。
[37] 洪仁玕：《立法制常谊谕》，《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第152页。
[38]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39页。
[39]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40] 洪仁玕：《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72页。
[41]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62页。
[42]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一），第162、164页。
[43]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269—271页。
[44] 《吉尔杭阿禀稿》，《吴煦档案》，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陈列品。
[45] 《甲寅山中避乱杂诗》，转引自周邨：《太平军在扬州》，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页。
[46]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
[47] 杨沂孙：《徽郡御寇案牍》，《简辑》（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116页。
[48] 胡在渭：《徽难哀音》（中）。
[49] 《山曲寄人题壁》，《简辑》（六），第382页。
[50]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273页。
[51] 《转徙余生记》，《太平天国》（四），第511页。
[52]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0页。
[53]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203—284页。
[54] 《江西都昌发现太平天国布告》，《文物》1979年第3期。
[55] 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猛进书屋，1958年，第535页。
[56] 《忆昭楼时事汇编》，《简辑》（五），第382页。
[57] 《璞山存稿》，《简辑》（六），第56页。
[58]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资料》，第3—4页。
[59]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简辑》（四），第489页。
[60] 《开朝勋臣珽天安办理长州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告示》，原件藏江苏省博物馆。
[61] 《柳兆薰日记》，苏州博物馆藏原稿本。
[62] 《赵氏日记》，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215页。
[63] 佚名：《平贼纪略》，《简辑》（一），第281页。
[64] 龚又村：《自怡日记》，沈梓：《避寇日记》，见《简辑》（四），第400页，第148页。
[65]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62年12月22日。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67] 《给“北方协会”的信》，《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40页。
[68] 《时闻丛录》，《简辑》（五），第80页。
[69]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第548页。
[70]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6页。
[71]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115页。
[72] 佚名：《避难日记》，苏州博物馆藏原抄本。
[73]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第496页。
[74]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164、299页。
[75] 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69页。
[76] 谢家福：《燐血丛钞》，苏州博物馆藏抄本。
[7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7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79]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5页。
[80] 恩格斯：《致尼·弗·丹尔尼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