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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在南京作了《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当时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翦老针对有的同志“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还要进步”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指出：“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 [1] 他认为历史上农民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非封建性政权”。 [2] 翦老的意思无非是说，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仍然处于自发斗争的阶段，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自觉斗争的阶段。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时，“四人帮”集团中的戚本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挥舞打人的大棒，给翦伯赞同志扣上“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等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他气势汹汹地责问翦老：“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是一样的政权呢？” [3] 这完全是对翦伯赞同志无中生有的政治诬陷。从那 时开始，翦老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利。两年以后，他在林彪、“四人帮”、戚本禹的迫害下，饮恨含冤离开了我们。
今天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开为史学界最大的冤案昭雪，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名誉。这是历史学界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戚本禹对翦老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是到了彻底推倒的时候了。本文力图遵循翦老南京讲话中“观点与材料统一”的遗言，从论述太平天国平等思想与皇权主义的具体史实出发，驳斥戚本禹攻击翦伯赞同志“污蔑农民革命”的种种谬论，作为对这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深切怀念。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是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也是近代中国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大规模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奠基人洪秀全，继承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均贫富”“均田”等革命思想，集中鸦片战争后贫苦农民的要求，把农民革命的平等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酝酿时期，洪秀全在《太平诏书》等著作中，通过上帝这个宗教的形式，阐发了农民革命的平均平等思想。他说：“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这就是说：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不是封建君王专有的天下。“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这是对封建等级制的否定，主张人与人在政治上应该平等。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揭露当时封建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相陵相夺相斗相杀”、“暗极”、“乱极”的社会，而其根源是“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私有制，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在这个新社会里，“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灌输了经济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他还说：“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 [4] 反对“侵害别人所有”， [5] 主张国与国之间平等。在《原道觉世训》这篇文献中，洪秀全把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幻化为宗教上的“皇上帝”和“阎罗妖”的对立，号召被压迫农民 起来“击灭”以清朝皇帝为头子的封建统治者。可见，《太平诏书》的基本精神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建立一个政治、经济、男女、国家四大平等的新社会——太平天国。
正因为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领袖的平等思想，掌握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它成为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的有力武器。1851年金田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东南重镇——南京，并在这里建都。同年冬天，太平天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集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平等思想大成的革命纲领。它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而平分土地是这个纲领的核心。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以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所谓杂以九等，就是按田亩产量把田分为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三人丑（坏）田，好丑各一半”。《天朝田亩制度》经济上的最终目标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与此相适应，它还规定对收获物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 [6] 个人其他需要由国库开支。
《天朝田亩制度》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英雄们，力图推翻2 000年来的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创建一个没有私有，没有压迫、剥削，即“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平等的新国家的蓝图。这无疑代表了受尽地主阶级压迫奴役贫苦农民的要求和理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因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 [7] 所以，“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旧农权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 [8] “这不仅因为它是政治斗争的促进因素，而且 因为它是经济上清除农业中的农奴制残余的推动力。” [9] 太平天国时期封建文人的一首诗：“浪说兄弟皆一律，诳称贫富总均匀，博施济众尧犹病，哀此捐生受惑民。” [10] 从反面说出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平等理想，已经把贫苦农民武装起来，成为他们为反封建压迫剥削而奋斗的推动力。
根据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和历史事实，翦伯赞同志对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指出这次革命一开始说“明确了推翻清朝统治目标”的同时，“又提出了反映农民朴素平等思想的口号……鼓舞人们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斗争”。对于《天朝田亩制度》，翦老认为客观上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的“伟大理想”。 [11] 戚本禹指责翦伯赞同志说农民“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的思想”，完全是造谣中伤，无中生有。
尽管太平天国把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平等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峰，闪耀着反封建压迫剥削的光芒，但是它并没有达到自觉的理性认识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翦老在南京讲话中就反对这种观点：“农民清楚地知道地主是一个阶级，并且知道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出封建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个剥削制度以前，已清楚地知道封建是一种制度，并且知道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这又有什么错误呢？又有什么需要兴师伐罪的呢？
事实上翦伯赞同志关于旧式农民战争处于自发的反封建斗争的看法，是经得起太平天国历史实践检验的，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在论述农民的平等要求时指出，“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映——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自发的反映，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它在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这上面找到它成立的理由”。 [12] 列宁也这样指出过：“这些群众——主要是农民——在革命中表明，他们极度憎恨旧的秩序，他们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制度的一切重担，他们自发地渴望从这些重担下解放出来并找到美好生活。同时这些群众在革命中还表明，他们的憎恨不够自觉，他们的斗争 不够彻底，他们仅仅在狭小范围内寻求美好的生活。” [13] 这就是说，旧式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并没有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同样证明恩格斯、列宁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反封建压迫剥削的水平，虽然超过以往的任何农民战争，但并没有进入已经认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把封建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的自觉阶段。太平天国的著作中，一方面闪耀着光辉的平等思想，而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如《原道救世歌》等文献，一方面主张政治经济、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又说什么“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知命安贫意气扬”， [14] 这不是又承认贫富不平等了吗？1851年到1852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幼学诗》，宣传的几乎都是封建等级制思想。君臣等级森严，尊卑极其鲜明。什么“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母道”、“妻道”，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什么“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15] ……完全失去了政治、男女平等的气味。就以集农民战争平等思想大成的《天朝田亩制度》来看，也只说到了“忠”和“奸”，“贤”和“良”，并没有从阶级关系上明确划分革命和反革命，没有从本质上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封建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它说：“尽忠报国者则为忠，由卑升至高，世其官。官或违反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 [16] 这里不是又承认有高卑之分，而且把农视作最卑吗？不仅如此，《天朝田亩制度》除了具有强烈的反封建革命性的一面外，还具有严重的落后性和空想性的一面。它力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公有制的大厦，显然是一种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行不通的。如果强行推行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发展，而且势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因为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当它一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时候，就不得不退到现实生活所许可的范围。1854年秋，这个纲领颁布不到一年，东王杨秀清等就放弃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精神，转而采取“照旧缴粮纳税” [17] 的措施，即承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这是为什么呢？其“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 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倒退回去”。 [18] 农民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政策呢？这是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被地主剥夺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被剥夺了精神生产资料，而“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19] 所以，列宁说：“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统一起来，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 [20]
可见，翦伯赞同志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实际出发，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作出农民“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对历史严重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的，不是翦伯赞同志，而正是被林彪、“四人帮”包庇的戚本禹。
列宁曾说：“农民所希望的就是：夺取地主的土地，使他们不再强迫农民服工役，即实质上等于从前的劳役；夺取官僚的政权，使他们不再虐待普通人民。”又说：“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国家，这种要求像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 [21] 1853年，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农民英雄们，在南京成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就是力图建立一个平等小农生活社会来代替封建国家的伟大尝试。这个人间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最完整的革命政权。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是以洪秀全等为代表的“苦力王”组成的， [22] 地方各级农民革命政权，是按照太平军军事体系建立起来的。省设主将、文将帅，郡设总制（相当于清朝统治时的府），县设监军，一般都由军事将领兼任。县以下设乡官，“每一 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设一军帅”，以下依次设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两司马是社会基层组织，共管25家。乡官由人民公举产生。在太平天国前期，乡官不少是由贫苦劳动人民担任的。南京“木匠居然做大人”。 [23] 扬州“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 [24] 安庆是“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 [25] 敌人讽刺太平天国是“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 [26] 当然也有地主分子篡夺政权的，如“催租吏为军帅”， [27] 越到后来这种现象越严重。
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太平天国建立地方政权的目的是：“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此外还管理司法、教育等等。这就是说：一是反对封建统治者——“杀妖”，二是组织发展生产——“督农”，三是“上给贡赋，下理民事”，“催科理刑，皆专责成”。史实证明：太平天国各级地方政权，对调动人民积极性和支援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敌人也说太平军“牢笼人士，计盖无谲于此者”。 [28]
地主分子掌握各级政权，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太平军在推翻封建政权后建立的各级政权，无论从掌握政权的人员还是职能看，都是与地主阶级政权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是“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 [29]
翦伯赞同志明确指出：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一个和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正式建立了”。戚本禹责问翦老“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是一样的政权”，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巨大革命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否认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的另一面。事实上，虽然太平天国是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最完整的革命政权，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皇权主义的束缚。
马克思主义认为：“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 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 [30] 所以，历史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农民独立专政的时期。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和发展的史实，也完全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太平天国政权创建于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已初具规模，到定都天京正式形成。这个政权从开始起，除了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外，同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是越到后来越严重。
从太平天国的政体看，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早在金田起义时，有的太平军将领就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其妻妾亦笑谓其戚亲日：“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也。” [31] 这就与农民对立了起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登天王位，自称“朕乃太平天子”， [32] “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 [33] 占领永安后，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五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 [34] 天王称万岁，东王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名义上虽然各王以兄弟相称，但是与封建政体并无实质的区别。
从政权性质看，它虽然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但同样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皇权主义的性质。在太平天国中，天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 [35] “他出一言是天命”， [36] “无心逆旨还有救，有心逆旨要斩头”。 [37] 这不是封建专制皇权主义又是什么呢？建都天京后，封建皇权主义的色彩更浓了。“今建都既成，天下大定。”“金陵为王气所钟，而建业于兹土矣！由是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 [38] 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等各王，忙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洪秀全则说：“朕睡得紧紧都坐得江山。”杨秀清则大搞排场，制定各种烦琐的封建等级礼制。他出去时前呼后拥，如赛会状。他还说：“臣事 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史实说明：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超脱封建皇权主义的窠臼。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曾说：“世界无终古不灭之帝政，独一无二之主权，惟恃其势耳。” [39] 要求推翻以清朝皇帝为头子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创一个“新朝”。这无疑是集中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要求，十分具有革命性。从太平天国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农民革命政权。但是，从这个政权建立起，洪秀全这样卓越的一代天才，也不得不沿袭封建专制皇权主义的老一套，具有严重的封建性。1856年秋，太平天国爆发的内讧事件，就是农民英雄们摆脱不了皇权主义——帝王思想束缚的集中表现。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这次亲痛仇快事件的历史教训时说：“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依我的观察……最大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进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太平天国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封了五个王。后来到了南京，经过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住，于是又同时封了三四十个王，使他们彼此位号相等，可以互相牵制……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 [40] 孙中山虽然在这里讲的与事实略有出入，但说太平天国没有摆脱封建皇权主义——帝王思想束缚，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恩格斯说：“俄国人民，这些‘出于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无数次零星农民起义反对过贵族和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者充任人民首领并且自己要求 王位的场合从来是没有反对过沙皇的……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上帝高呀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 [41] 又说：“农民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42] 斯大林指出：“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 [43] 太平天国是反对清朝皇帝的，这与俄国农民起义是不同的。但是，太平天国不可能摆脱皇权主义——封建帝王思想束缚，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更不用说是无产阶级共和国了。
为什么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阶级。列宁曾指出：“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44] 毛主席也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45] “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政府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46] 这个代表就是“好皇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则。翦伯赞同志从农民战争历史实际出发，指出“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批评了那种“甚至认为农民可以在封建社会建立一种非封建性政权”，即上层建筑决定论。翦老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这个基本原则。戚本禹在这个问题上指责翦老“污蔑农民革命”，就是上层建筑决定论，也就是历史唯心论。
我们在前面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和皇权主义，证明翦伯赞同志关于中 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一些基本论断，是经得起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历史实践的检验的，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从而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还必须回答戚本禹的一个问题，即农民战争中的平等思想和皇权主义的关系问题。
史实是否真像戚本禹所说的那样，农民战争中的平等思想和皇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呢？完全不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实践证明：平等思想和皇权主义不是什么根本对立，而是对立的统一。“太平天子”和“太平王”本身就证明了一点。
“太平”二字，就是最大平等的意思。《太平经》说：“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 [47] “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至无争讼者。” [48] “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故言太平气也。”中国农民战争中，就有“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口号。太平天国则把这种最大平等的思想——“太平”，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着农民英雄们要求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人间天国的美好理想。建都天京后，农民英雄们曾经为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与封建统治者展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这是对2 000年来以封建等级制为特征的不平等的一个猛烈的冲击，是农民战争中非常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曾经把中国“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的平等思想，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49] 这种“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 [50] 是一种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乌托邦。所以，它除了有反对封建的革命性一面外，还具有浓厚的空想性和落后性。
毛主席说：“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 [51] 当太平天国农民力图在南京建立绝对平等王国不久，很快就破了产。农民英雄们不得不退到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成立一个以洪秀全为“天子”“天王”的等级森严、不平等的农民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与封建清政权是对 立的，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看，显然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如果太平天国不是被中外反动派绞杀，而是推翻了封建清王朝，那么一代杰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只可能像刘邦、朱元璋一样，登上新的封建皇帝的宝座，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关于这一点，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时写的一首诗，就是以刘邦和朱元璋继承者自居的。诗中说：“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歌大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52] 不同的可能是：这个新的封建王朝，也许要带上一点近代资本主义的色彩吧！
太平天国平等思想与皇权主义的关系证明：它们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矛盾的统一。从太平天国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看，平等思想占主导地位；从他们要建立的新社会看，皇权主义又占了上风。可见太平天国平等思想与皇权主义是对立的统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的现象呢？我认为应当从农民阶级的经济特征去说明。
农民阶级是一个小生产阶级，是一个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的阶级。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经济特征时说：“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关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53] 列宁在谈到俄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特征时说：“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他不由自主地要反对这种状况，争取民主，实现消灭剥削的想法。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如果不是今 天的业主，那也是明天的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使农民幻想和渴望有出头之日，自己成为资产者，固守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固守着自己的一堆粪便（如马克思愤慨地说过的）和整个社会对立。” [54]
所以，“革命日益显露出农民在现在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劳役制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者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的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 [55]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虽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但是基本上适用于太平天国革命。天国农民英雄们要消灭私有制，创建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平等王国，说明了它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否定这一方面，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农民英雄们终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和皇权主义的束缚，这是他们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在金田起义后，洪秀全等领导人，就是以封官许愿等思想，来作为动员农民革命的一种思想武器。他说：“目下苦楚一些，后来自有高封也。”“俟到小天堂（南京），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赏。”“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他还说什么“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 [56] 定都天京后，有的农民领袖不是忙于争皇争帝，过着“享福极威风”的生活吗？这就充分说明：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和皇权主义，是对立的统一，而不是什么“根本对立”的。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的两重性，毛主席作了科学的正确的论断。他在充分肯定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真正动力的革命性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毛主席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57]
翦伯赞同志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主席关于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从具体历史
事实出发，既肯定了农民的革命性，又指出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批评了“把现代塞到古代”、“把古代扯到现代”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这正是在农民战争研究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戚本禹打着歌颂农民革命的幌子，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用当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改铸古代农民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论。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和皇权主义的史实证明：翦老在南京讲话中关于农民战争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戚本禹指责翦老的种种谬论，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必须全部推倒。这就是结论。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1]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66年12月22日。
[2] 《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
[3]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4] 《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7—88、91—92页。
[5] 《太平天国》（六），第854页。
[6] 《太平天国》（一），第321—326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15页。
[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7页。
[9]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1页。
[10] 转引自周邨：《太平军三下扬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
[11]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13]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
[14]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15] 《太平天国》（一），第103、233页。
[16] 《太平天国》（一），第323页。
[17] 《太平天国》（三），第203—204页。
[18]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20]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页。
[21]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84页，第15卷，第180页。
[22]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23]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53页。
[24]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2页。
[25]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2。
[26] 《简辑》（五），第80页。
[27] 钞本《徽郡御寇案牍》。
[28] 张德坚：《贼情汇纂》。
[29] 《列宁选集》第4卷，第496页。
[3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03页。
[31] 谭熙龄：《紫荆事略》，《浔洲府志》卷27。
[32] 《福音敬录》，《太平天国》（二），第510页。
[33]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46页。
[34]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二），第68页。
[35] 《幼学诗》，《太平天国》（二），第232页。
[36] 《太平天国》（二），第6页。
[37] 《天父诗》，《太平天国》（二），第492页。
[38] 《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二），第251、260页。
[39]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62页。
[40]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卷，民智书局，1930年，第99—10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第5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43]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0页。
[44]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8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693页。
[47] 《太平经·六罪十治诀》，《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642页。
[48] 《太平经·道祐三人诀》，《太平经合校》，第683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页。
[50]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5页。
[51] 《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52] 《太平天国》（六），第869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54] 《列宁全集》第12卷，第453页。
[5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57页。
[56] 《太平天国》（一），第60、65、66、68页。
[5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