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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柳鸣九
卢梭（1712—1778）是法国十八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家。他的一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生。他的出身和生活经历比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较为接近人民，因而思想也更为激进。他是封建社会愤慨的抗议者。他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在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他的论著成为激进民主派的精神向导。
一
卢梭于1712年6月28日生于日内瓦一个小资产阶级钟表匠的家庭。他的祖先是法国血统，信奉加尔文新教，为逃避天主教的宗教迫害，在十六世纪中叶移居日内瓦，并取得了“公民”的资格。他在这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新教的中心城市度过了他的童年，对它感情很深，他一生都以“日内瓦公民”自诩。
他自幼丧母，父亲对他从不束缚和管教，对他的教育不外是和他一道读文艺小说。父子两人读起来往往通宵不眠，直到第二天清晨听到燕子呢喃的时候。卢梭在他童年时代所读过的大量书籍中，最喜爱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后来回忆说，那些古代的历史人物，使他“形成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以及不愿忍受奴役和束缚的骄傲性格”。
卢梭很小就寄人篱下，十四岁被迫外出谋生。他在店铺里当过学徒，受尽了老板的折磨。但这不仅没有使他不羁的性格就范，倒是更激起他的反抗。一次，他到郊外游玩，乐而忘返，最后城门已闭，他不愿意回去受东家的惩罚，决然不辞而别，离开了日内瓦，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这时，他还不到十六岁。
他流浪过很多地方。因为衣食无着，他被送进都兰的宗教收容所。天主教会用哄骗和逼迫的办法使他改变了原来对新教的信仰，成了天主教徒，但他一生对天主教都很反感。他在店铺里当过伙计，后无缘无故被赶走；他做过贵族家庭的随从，不久，他宁可与流浪汉到自由天地里去游历，放弃了向上爬的前程；他进过宗教学校，实在不能忍受那种“监牢式的生活”，于是一走了事。他在流浪中，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的实际，亲眼看到农民是如何受压榨，平民是如何被损害，从统治阶级横行霸道中，痛感在那个社会里“强权即公理”；他在受苦的生活里，受尽富贵人家的白眼和虐待，却得到劳动人民的照顾和帮助，深切体会到“在人民中，纯朴的感情到处可见，而在上等阶级里，只讲利害与虚荣”。所有这一切在他心里“种下了反对不幸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根苗”，使他后来在自己的论著里对这个时代、社会发出了激忿的抗议。
他流浪生活开始不久，就认识了瓦朗夫人。每当遇到困境，他便去投靠她。从1732年起，他先在尚贝里地方瓦朗夫人的家里过了几年，学习了音乐，成为音乐教师。1736年，他们又移居到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小村庄沙尔麦特，在这里，他广泛学习了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系统地钻研了唯物主义哲学。他特别喜爱当时刚出版的伏尔泰的《哲学通讯》，他说：“这部作品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热情”。他还参加田园劳动，在葡萄熟了的时候，与农民一起分享收获的愉快。他常年生活在山区优美的景色中，培养了他以后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很动人的对大自然的美感。
1742年，他前往巴黎，口袋里带着他所发明的音乐简谱法。他把简谱法呈给法兰西学士院，学士院被保守迂腐的学究所控制，完全否定了他的发明创造。他谋得驻意大利使馆秘书的职务，不久又因与上司不合而丢了饭碗。他回巴黎后，以抄写乐谱为生，同时，应狄德罗、达朗贝之约，替《百科全书》写音乐方面的稿子。他和狄德罗友谊很深，狄德罗被捕入狱，他上书要求释放，并声称愿意陪同过监狱生活以示抗议。1749年，在从巴黎到范塞纳监狱去探望狄德罗的路上，他看到第戎学院公开征文的广告，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卢梭写了《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去应征，中选后，他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法国。1755年，第戎学院又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公开征文，卢梭再一次撰文应征。他的论文虽然没有中选，但出版后影响更大，这就是他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不仅在这两篇文章里表现了骇世惊俗的激进思想，而且在生活为人上，也表现出独立不羁、与贵族统治阶级不同流合污的反抗态度。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占卜师》（1752）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国王要亲自“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以后敢于讲人格独立、主张公道的话”，而不去接受。他非常厌恶“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从1756年起，隐居到巴黎近郊的蒙特莫朗西森林附近，直到1762年。在这里，他发表了他的《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1758），出版了《新爱洛伊丝》（1761）、《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1762）三部重要的作品。也是在此期间，他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落落寡合的性格，使他与狄德罗以及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产生裂痕；他因对戏剧意见不一，和伏尔泰、达朗贝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他的为人和论著，早为统治阶级所嫉恨。1762年《爱弥儿》出版后，大理院下令焚烧，并要逮捕作者，卢梭不得不逃往瑞士。瑞士当局同样下令烧他的书，他不得不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卢梭是上帝的敌人，他在莫蒂亚又无法容身而不得不流亡到圣彼得岛。管辖该岛的伯尔尼政府命令他离开，他又被迫到英国去找哲学家休谟。在封建政府和反动教会迫害下，卢梭的精神受到莫大的刺激，几乎失常。他到英国后不久和休谟发生了争吵，只好化名回到法国，长期在外省各地辗转逃避，直到1770年才重返巴黎。在这漫长的逃亡生活期间，他发表了他多年编成的《音乐辞典》；为了答复反动派的攻击和污蔑，他写了《山中来信》（1764），这更引起了教会对他的嫉恨。从1765年起，他着手写他的自传《忏悔录》。
卢梭的晚年是孤独、不幸的。他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严密的监视。在街上，贵族的车辆故意去撞他或溅他一身泥。他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完成《忏悔录》之后，他又写了自传的续篇《漫步遐想录》。1778年7月2日，他悲愤的一生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794年，他的遗体在隆重的仪式下移葬于巴黎的先贤祠，在伏尔泰墓的旁边。
二
卢梭的理论著作是革命前夕资产阶级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著猛烈地抨击了整个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时，从理论上回答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和政治方案，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因而，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卢梭的理论著作数量不少，主要的有以下几部：
《论科学与艺术》（1750）是卢梭第一篇重要的论文。它是应第戎学院公开征文而写的，对征文的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给了完全否定的答复。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第二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何以“有害”。
这篇论文笼统否定科学与艺术，缺乏科学的具体分析。但它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一切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当卢梭一笔否定科学与艺术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指向统治阶级的文明，指向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虚伪的谈吐、华丽的词章、轻佻的文学艺术。他认为这些文明掩盖了社会的罪恶，在文明的“虚伪的面幕”下边，是“猜忌、恐怖、冷酷、戒备、仇恨与奸诈”，而这些文明又“束缚人们的精神”，“不断强迫着”、“命令着人们”“遵循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私有制产生以后的文明，其作用就在于“把花冠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从根本上清算了包括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整个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卢梭热情赞颂劳动人民的朴实自然，他这样说：“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卢梭这篇论文中对统治阶级文明的批判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给他以后的论著和创作定下了激进的基调。
但卢梭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中去找寻产生文化的根由。他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他把社会意识、道德文明视为造成社会罪恶和历史倒退的原因，根本颠倒了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习俗决定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关系，因而，他的论证就不能不陷于矛盾，并且不能看到进步的科学艺术与统治阶级文明的根本区别。
卢梭的《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1758）重复了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的基本思想。达朗贝在替《百科全书》写的《日内瓦》一文中，对这个城市自加尔文新教占统治地位后禁止演戏表示惋惜，并且建议日内瓦政府修建一个剧场。卢梭对此表示反对，就写了这封有名的信。他完全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认为戏剧作品对道德风俗毫无好处：悲剧刺激人们的感情，喜剧培养讽嘲的情绪。他以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的作品为例，偏激地加以指责。在他看来，戏剧作品已经是要不得了，如果修建剧场、上演剧本、演员出现在街头，那就更会带来奢侈淫逸的风气，引起社会道德沦于败坏。他主张以健康有益的娱乐代替演戏，如像全民节日的庆祝活动、乡村婚礼中的舞会等等。卢梭对戏剧的偏激观点，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认为戏剧可以提高道德、加强理性的观点是抵触的，这一次争论，引起了卢梭和他们关系的破裂。
三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是卢梭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是他理论体系的核心。这部论著以其所提出问题的重大和论述的深刻，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论著的第一部分里，卢梭把人类的原始状态当作人类的黄金时代加以描绘。在他看来，那时因为没有私有制和不平等，人类生活简单、思想纯朴，还不知道什么是“恶”，只有“本能的同情心”，因此，和平共处，没有争斗。同时，卢梭把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文明人”和“原始人”进行对比，认为人类在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有了“不平等”和“奴役”，人与人的关系就变得虚伪、罪恶。卢梭把人类的原始社会加以理想化，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一方面说明了他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看，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对阶级社会的否定和批判。
论著的第二部分，指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卢梭说：“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想出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那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卢梭认为，由私有财产就产生贫富差别，富人和强者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就制造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吏、国家和政府，就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平等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奴役”和“压迫”。卢梭把私有财产的产生称为人类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而国家机器的出现，又使人类不平等更为加深，这是第二阶段。最后，不平等的第三阶段，是专制的形成、暴君统治的出现，这是不平等的顶点。在这里，卢梭对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责在暴政之下，不再有美德，也没有诚实可言，而只有奴隶们“极盲目地服从”。
卢梭在考察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时，运用了辩证的方法，得出了深刻的结论。卢梭把生产力有了发展、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不平等的产生看作是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否定了人类的自然状况，同时也是退步。而文明每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在这个过程里，人类社会为自己建立的各种制度，就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对立物。卢梭举例说：“人民设立封建领主是为着保护自己的自由”，但这些封建领主后来又成为了人民的压迫者，最后形成了专制暴政。在暴政面前，人人都是奴隶，一切个人又成为平等的成员。而且，专制君主既然可以用暴力进行统治，同样“当他被驱逐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可以支持他，暴力也可以推翻他”，这样一来，暴力统治的不平等又转变为使用暴力的平等。卢梭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称赞它“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
卢梭写作这部书带有很明显的启蒙意图。他说，他要“戳穿一些人的卑劣的谎言”，他以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他的对立面。他批判了那种认为上帝创造人类以后不平等就是天经地义的宗教思想，批判了自由可以转让的封建理论，他论述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和奴役的合法性。他把矛头指向那些在封建社会中被视为神圣的事物和原则，他根本否认贵族世袭制是“神圣的永恒的权利”，指出它只是不平等产生后的一个“恶果”；他剥去统治阶级加在专制制度上的“天赋王权”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指出那是不平等的顶点，最违反“善的观念”“正义的原理”，并且论证了“以暴抗暴”原则的合理。所有这些，就给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因此，卢梭这部论著是反封建专制的启蒙和号召，它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高潮中，马拉就曾在巴黎的街头宣读过这部论著。
卢梭在这部著作里固然写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但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他的研究不是以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而是从抽象的人性本能出发。他声称：“必须从人的性质本身来推论”，他用人的本能来解释私有观念的产生，又从私有财产产生后人性的恶性发展去说明阶级社会中种种纷争和罪恶，这样，他所描述的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就成为了一部“观念决定观念”的历史。
四
《社会契约论》（1762）是卢梭为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政治方案，是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人类社会这个矛盾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讨论的课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进一步在《社会契约论》里系统地阐述他的主张。他与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的现存秩序针锋相对，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认为，为了使人类摆脱不幸，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体，即民主共和的政体。
在提出他这个主张的时候，卢梭批判了强力可以产生特权、奴役天生合理之类的封建法权观念，而认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因而，国家只应该是自由的人民所订立的社会契约的产物，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民主协商的结果。这里，卢梭把“民主”当作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此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相对抗，并且以此作为他共和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契约论》里，卢梭以很大的热情鼓吹“自由”“平等”的口号。他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利益，号召用暴力“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恢复自己的自由”。他以自由平等为理想，宣扬他所主张的民主共和政体是自由平等的国家，在这里，“由于社会契约而人人平等”，每个人失去了“天然的自由”，但得到了“约定的自由”，还“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自己的一切财富和自由”，因而，是一种比人类原始状态更高、更理想的自由平等。卢梭规定国家和政府必须接受社会契约的制约，否则人民就可以予以否决，但如果公民不服从社会契约，国家就有权强迫其服从。卢梭并不否定法律的作用和国家的镇压职能，他认为，背叛了国家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为了加强公民的职责观念，卢梭还主张建立一种“公民的宗教”，规定“对坏人的惩罚”和“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为这种宗教的“积极的教条”。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企图向全人类提出社会政治改革的方案，但实际上，他提出的方案，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而且，他的方案不仅不解决私有制产生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相反，它肯定了私有制的永恒性。卢梭承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还提出“居高位者的一方必须节制财富与权势，而弱小者的一方必须节制贪婪与妄想”、“富而不骄、贫而知足”，正式肯定“彻底平等”在他的理想国里“是不相宜的”。卢梭的主张反映了小私有者的某些愿望，但归根到底，只能导致以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代替封建专制的不平等。
《社会契约论》虽然表现了局限性，但它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的。它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很大，在革命中，成为了资产阶级激进派雅各宾党人的政治纲领，它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思想，都写进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中。《社会契约论》对美国的独立革命也有影响，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表现了这部著作的精神和理想。
卢梭的理论著作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说理细致、议论精微，不时闪耀出思想的火花。他的笔端饱含感情，有雄辩的激昂慷慨，也有抒情的娓娓动听，在严密的推理中，精辟的见解往往又从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中而出，在风格上呈现出丰富多姿，所有这些使卢梭的理论著作具有优美的散文特点。
五
卢梭主要的文学作品是《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和《忏悔录》。和《忏悔录》同一类型的自传性作品还有《山中来信》和《漫步遐想录》。卢梭三部主要作品的特点和形式各不相同，但都是他宣传和表现启蒙思想的工具，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也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新爱洛伊丝》（1761）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小说借用十二世纪青年女子爱洛依丝与她老师阿卜略尔的爱情故事为标题，写十八世纪法国一对青年人朱丽和圣普乐的恋爱悲剧。
圣普乐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贵族家担任家庭教师，和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发生了恋爱。朱丽的父亲阶级成见很深，不许朱丽和圣普乐结婚，仅仅因为这个青年人不是贵族出身。圣普乐被迫离开。朱丽也被迫嫁给了贵族服尔玛，婚后她向丈夫坦白了自己过去与圣普乐的恋爱。服尔玛表示信任，把圣普乐接到家里以宾客相待。朱丽与圣普乐朝夕相见，彼此都压抑内心的感情，感到非常痛苦。最后，朱丽因重病而死，死前再次袒露对圣普乐的感情，并要求他教育她的儿子。
卢梭对这个恋爱悲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把这对青年人的爱情表现得真挚动人、合情合理，在卢梭看来，“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但是，封建等级制度阻碍了这一对青年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在这里，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和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对立，并通过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对封建等级婚姻提出了抗议。
在卢梭的笔下，圣普乐是一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就其实际条件来说，比他周围的人来得优秀得多，根据卢梭的人权主义原则，他是“完全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的。然而，他们的恋爱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那个社会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朱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卫道者，他根本不从实际的德才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此他顽固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平民出身的圣普乐，而强迫女儿嫁给他自己的贵族朋友。由此，卢梭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贵族的头衔有什么实在的价值？他在小说第一卷第六十二封信里作了回答。在这有名的章节里，代表开明思想的爱德华绅士和朱丽的父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卢梭通过人物之口这样彻底否定了整个贵族阶级：
您所引以为荣的那种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呀？它能为祖国的荣耀和人类的幸福做些什么？它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在以它为荣耀的大多数国家里，除了助纣为虐，欺压百姓而外，它还起过什么作用？
小说还通过圣普乐在巴黎的见闻，批判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习俗风尚，和小说对瓦莱山区人民纯朴的思想感情、道德风俗的赞美，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了卢梭否定贵族阶级文明、歌颂人类“自然状况”的一贯思想，使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不限于狭隘的爱情问题，而有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
《新爱洛伊丝》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时期争取爱情自由的一部代表作。它的两个主人公都有某种反封建的精神。圣普乐不承认封建道德，而把自由恋爱视为一种基本的人权，不断向朱丽证明他们的爱情本身就具有“美德的品格”。朱丽的思想较多地受她阶级地位的束缚，因而内心有更多的矛盾：爱情与名誉、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的矛盾，等等。但她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接受了圣普乐的爱情。当她那专制粗暴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他自己的朋友时，她对封建家长发出了愤慨的控诉：“我父亲终于把我给卖掉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了一件商品，一个女奴！……凶蛮狠心的父亲！”然而，整个小说立足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因此主人公对封建社会的反抗是很有限的。起初，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爱情；当封建家长逼迫他们时，虽然有人向他们提供了到美洲去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却没有勇气冒封建社会之大不韪，不敢采取激烈的反抗方式离家出走；后来，朱丽成了贵族家庭的“贤妻良母”，以宗教思想压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圣普乐也按礼教行事处世。总之，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道德的规范。他们不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而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看不出这种爱情的前途。
小说的故事在人物的通信中展开，情节进展缓慢。书信体的形式使作者能够让主人公大量倾诉自己的感情，对自己在爱情不自由、受尽压抑和束缚的处境中的种种痛苦、委屈、矛盾、失望、顾虑作细致的刻画和尽情的渲染，加上主人公缺少行动以及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感伤主义的情调。而作者对瓦莱山区、莱蒙湖畔、克拉朗乡间自然景色的描绘，则又在小说里留下一些清新优美的篇章。
六
《爱弥儿》（1762）的副标题是《论教育》，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全书共分五卷，前四卷分述爱弥儿在婴儿、幼年、少年和青年四个时期的成长，最后一卷，爱弥儿与苏菲结婚，成立了家庭。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社会改革思想的一部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有用的人才，是要防止人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变坏。穷人接近自然状态，“没有进行教育的必要”，而富人则相反，因其阶级偏见背离自然状态，故必须进行教育。卢梭有意识地把爱弥儿虚构为一个贵族子弟，在他的教育下成长，这意味着他把贵族阶级视为一个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而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又是处处针对这个阶级的种种恶习。这表现了卢梭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
卢梭的教育思想体系，同时反映了卢梭的哲学、政治思想观点中的精华与缺陷。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在社会环境里才变坏的，因此，他提出教育不外是“顺乎天性”，让人的本性避免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由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教育的环境上，他使爱弥儿远离城市，住在乡下，让他光着头、赤着脚在大自然中尽情地奔跑跳跃。在这里，爱弥儿整日“和质朴淳浑的农民接触”，和教师一道参加体力劳动，疲倦了就休憩在耕耘了的松软的土地上。在智育的内容上卢梭主张摆脱“奴隶的偏见”，不让爱弥儿读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以免受其毒害，也不用统治阶级的道德礼教去束缚他的思想，甚至不让他玩金、银、水晶制作的玩具，以免形成爱慕虚荣和钱财的心理。在教育方法上，卢梭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观念只能来源于对客观对象的感知，人的认识产生于具体的经验，因此，他总是通过实物教育、直观教育的方法，使爱弥儿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知识。爱弥儿把窗户打破了，就让他夜晚睡在这屋子里，他被寒风吹醒，自然就会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当爱弥儿不愿意学习地理知识的时候，就让他通过在森林里迷路的经验，明白地理知识的重要。在教育的态度上，对爱弥儿是引导，而不是压制，并且和爱弥儿结成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
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表现了他对人的启蒙主义的理想。他不让爱弥儿成为一个文弱苍白的贵族，而要锻炼出强健的身体，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反对贵族阶级的矫揉造作，要爱弥儿形成朴实自然的作风；他针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奴役，引导爱弥儿崇尚理性、独立思考、决不盲从；他的教育使爱弥儿清除了封建等级观念，“在他眼里，仆人和帝王都是平等的”；他培养爱弥儿的民主思想，使其对普通人“富有同情”。爱弥儿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卢梭一反把儿童培养成脱离实际、完全寄生的人的贵族教育，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爱弥儿，爱弥儿不仅会务农，而且成为一个职业的木工。卢梭所有这些理想和标准，都是以贵族教育、贵族偏见为对立面的。他还强烈反对贵族阶级、反动教会对儿童进行宗教毒害、灌输神的观念，他认为这会使人“走上邪路”、“成为宗教狂”。在第四卷中，他假借一个乡村教士之口，抒发了泛神论思想，这种思想否定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实际上是无神论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为《爱弥儿》一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统治和反宗教的精神，所以出版后，封建政府立即下令焚烧，卢梭也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
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美其名曰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其实是培养驾临群众之上的个人精英，如在第四卷中，卢梭公开提出应该教育儿童“鄙视群众”。第五卷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也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男子中心论”的思想和妇女应该屈从夫权的陋见。
七
自从《爱弥儿》出版后，卢梭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被恶毒咒骂为“疯子”“野人”。在悲惨的流亡生活中，他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自传《忏悔录》（1778），回忆了从他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彼得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
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卢梭自信他比那些攻击和迫害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因而，一开始他就悲愤地向他的时代、社会问道：“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指卢梭自己）要好！’”
在《忏悔录》里，卢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继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过东西、撒过谎，做过损人利己的事。他想以这样的叙述说明他著名的人性论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在这里，卢梭历数了他儿童时代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后所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他愤怒地揭露那个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这部自传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另一方面，它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也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忏悔录》是以一种坦率的风格写出来的，卢梭这样说：“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与恶。我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卢梭企图以这种坦然的作风，表明自己高于当时虚伪的封建道德。而且，他是站在人性论的立场上，把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标本来进行剖析，对自我进行热烈的赞赏的。“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卢梭所描绘的自我的个性，同样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他为了和宗教的“神道”对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为人的自然要求，如爱情自由的要求，但同时也把自己某些资产阶级性当作正当的“人性”加以肯定。他以感情丰富自诩，把感情视为个人行动的动力，把理智视为个人衡量一切、评判一切的标准，肯定自我的活动是独立自主的，以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奴役。但同时，他又把自己一些低俗的冲动和趣味美化为符合“人性”的动因。他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这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但同时，他又把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意志和兴趣为出发点的“一任兴之所至”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他把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个人尊严作为基本人权来加以捍卫，要求社会以品德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反对等级偏见，在他看来，心地纯洁的妓女，要比王公贵族高尚得多。他认为完美的品德应该是热爱“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时他自己却并不以这些德行来要求自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止一次偷过东西，诬赖过无辜者，从不负责抚养他的儿女等等。他特别强调人的感情，主张感情的袒露和表现，以他自己这个特点自豪，但他同时又加以绝对化，走向了个人主义的感情放纵。总之，《忏悔录》所表现出来的卢梭的个性，就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个性，这部自传是卢梭人生观的自白，是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个性解放的宣传书，它既表现出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又显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卢梭在回忆自己生平经历的时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也作了广泛的描述，给他的时代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素描。他在第二卷里描写宗教收容所黑暗得像监狱，在第四卷里，写农民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在贪官污吏的骚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在其他一些章节里暴露贵族男女的腐化堕落、教士神父的丑恶虚伪，其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统治阶级，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忏悔录》里，卢梭常抒写他对大自然的感情。他在那个恶浊的社会里，总是感到厌恶和苦恼，只要一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就感到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如有一次，他在里昂城郊外过着饥餐露宿的流浪生活，面对着优美的夜景，完全忘记了贫困无助，竟然自得其乐，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卢梭通过这些叙述，提出了回到大自然去的口号。他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作品中有不少诗情画意的篇章。
《忏悔录》虽然是一部自传，但它思想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描写，情节生动真实，完全像一部小说，是卢梭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品。
卢梭的文学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十八世纪文学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它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把自我提高到超越一切的地位；它重视对感情的描写，整个作品充满一种激情的力量；它还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深沉的热爱，其中有不少情景交融的篇章。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卢梭文学创作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后来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梭成为这个文学思潮的先驱。因此，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歌德说：“卢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卢梭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文艺才能的作家，他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了简谱法，编纂了《音乐辞典》（1767），早年写过歌剧《风流诗神》（1745）和《乡村占卜师》（1752），还发表过一篇著名的音乐评论《论法国音乐的信》（1753），这篇评论彻底否定当代的法国音乐，引起贵族和宫廷对卢梭的激烈攻击。
柳鸣九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1762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依，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像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他的生活经历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待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踵而来：1765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莫蒂亚的时候，便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亚和圣彼得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伦敦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1767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上卷。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1769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下卷，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外省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1770年11月。此后，他活在孤独和不幸的世界，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像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和《社会契约论》（1762）对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对平等、自由的歌颂，对“主权在民”原则的宣传，不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阳纸贵”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又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为优秀的平民人物争基本人权，而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爱弥儿》则把平民劳动者当作人的理想。因此，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忏悔录》是卢梭悲惨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和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献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要好！”’”
这定下了全书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绝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这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民主政体的日内瓦走到封建专制主义之都巴黎，从下层人民中走进了法兰西思想界，像他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尘士、经常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整个贵族上流社会当然是完全敌对的。从他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他完成《忏悔录》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有几百年历史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长期以来，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压榨已经使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低落；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使大量熟练工匠外流，导致了工商业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连串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又使国库空虚；路易十五醉生梦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国家推到了全面破产的边缘，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时候，某些改良主义的尝试也无法挽救必然毁灭的命运了。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疯狂的年代，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愈是即将灭顶，愈是要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杜尔果当上财政总监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因而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很快就被赶下台。他的继任者内克仅仅把宫廷庞大的开支公之于众，就触怒了宫廷权贵，也遭到免职。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也不为特权阶级所容许，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对和对抗当然更要受到镇压。封建专制主义的鼎盛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专制主义的淫威这时并不稍减。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进过监狱，受过迫害。这是十八世纪思想家的命运和标志。等待着思想家卢梭的，就正是这种社会的和阶级的必然性，何况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思想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孤傲：他居然拒绝国王的接见和年金；他竟然表示厌恶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他还胆敢对“高贵的等级”进行如此激烈的指责：“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
《忏悔录》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它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它首先使我们感到可贵的，是其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于作者的经历，他有条件在这部自传里展示一个平民的世界，使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女仆、听差、农民、小店主、下层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钟表匠、技师、小资产阶级妇女。把这样多的平民形象带进十八世纪文学，在卢梭之前只有勒·萨日。但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这些人物当作不断蔓延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限于描写他们的外部形象。卢梭在《忏悔录》中则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虽然《忏悔录》对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但却足以使读者了解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在这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得多么动人啊，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上，像是一个始终召唤着他的温情之岛。他笔下的农民都是一些朴实的形象，特别是那个不怕被税吏发现后就会被逼得破产、仍拿出丰盛食物款待他的农民，表现了多么高贵的慷慨；他遇到的那个小店主是那么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许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者在店里骗吃了一顿饭；他亲密的伙伴、瓦朗夫人的男仆阿内不仅人格高尚，而且有广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干；此外，还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乐师勒梅特尔、他的少年流浪汉朋友“聪明的巴克勒”、可怜的女仆“乖巧、绝对忠实的”马里翁，他们在那恶浊的社会环境里也都发散出了清新的气息，使卢梭对他们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另一方面，卢梭又以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视追述了他所遇见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人物：“羹匙”贵族的后裔蓬韦尔先生“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教会人物几乎都有“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其中还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贵妇人的习气是轻浮和寡廉鲜耻，有的“名声很坏”；至于巴黎的权贵，无不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在卢梭的眼里，平民的世界远比上流社会来得高尚、优越。早在第一篇论文中，他就进行过这样的对比：“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
这种对“布衣”的崇尚，对权贵的贬责，在《忏悔录》里又有了再一次的发挥，他这样总结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尽遇上好人，而年纪大了就见不到什么好人了呢？是好人死绝了吗？不，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那个阶层已非我当年遇上好人的那个阶层了。在平民百姓中，澎湃的热情只是偶然为之，但自然情感却常常流露。在上流社会，这种自然情感被彻底窒息了，在感情的幌子之下，从来只有利益或虚荣在支配着。”卢梭自传中强烈的平民精神，在文学史上呈现了独有的特色，法国人自己说得好：“没有一个作家像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
当然，《忏悔录》中那种平民的自信和骄傲，主要还是表现在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上。尽管卢梭受到了种种责难和攻击，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在那个充满了虚荣的社会里，敢于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下层、对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贱”的出身、过去的贫寒困顿为耻，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视为自己贫贱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为高贵者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在贫贱生活中所获得并保持着的精神上、节操上的丰采。
他告诉读者，他从自己那充满真挚温情的平民家庭中获得了“一颗温柔的心”，虽然他把这视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温柔多情”、具有真情实感而自豪；他又从“淳朴的农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虽然他后来也做过不够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友情与功利之间选择了前者。例如：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谊而高唱着“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离开了为他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的古丰伯爵。
他过着贫穷的生活，却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对读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即使是在当学徒的时候，也甘冒受惩罚的危险而坚持读书，甚至为了得到书籍而当掉了自己的衬衫和领带。他博览群书，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当代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一直到自然科学读物，长期的读书生活唤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于上层阶级的精神境界。
他热爱知识，有着令人敬佩的好学精神，他学习勤奋刻苦，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坚持不懈；疾病缠身时，他也没有中断；“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似乎反而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为获得更多的知识，他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劳动的时候背诵，散步的时候构思。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巨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富有进取精神，学会了音乐基本理论，又进一步尝试作曲，读了伏尔泰的作品，又产生了“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他这样艰苦地攀登，终于达到当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满虚荣和奢侈的社会环境中，却保持了清高的态度，把贫富置之度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从没有因为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许多倍，不爱慕荣华富贵，不追求显赫闻达，“在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也“始终不变”。巴黎“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虽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关键的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节操。他因为自己“人格高尚，绝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而抛掉了当讼棍的前程，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占卜师》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显出“布衣”的本色，国王要接见并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去接受。
他处于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却具有“倔强豪迈以及不肯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敢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他眼见“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对压迫他们的人”又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痛恨”，他鼓吹自由，反对奴役，宣称“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他虽然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并且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了“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疯狂攻击”，但他对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法兰西民族寄予了坚强的信念，深信“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十八世纪贵族社会是一片淫靡之风，卢梭与那种寡廉鲜耻、耽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线。他把妇女当作一种美来加以赞赏，当作一种施以温情的对象，而不是玩弄和占有的对象。他对爱情也表现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间真诚深挚的情感，特别重视感情的高尚和纯洁，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说，应该包含着人类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种深挚、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欲的柔情，有时甚至近乎天真无邪、纯洁透明。他恋爱的时候，感情丰富而热烈，同时又对对方保持着爱护、尊重和体贴。他与瓦朗夫人长期过着一种纯净的爱情生活，那种诚挚的性质在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他与格拉芬丽小姐和加莱小姐的一段邂逅，是多么充满稚气而又散发出迷人的青春的气息！他与巴齐尔太太之间的一段感情是那样温馨而又洁净无瑕！他与年轻姑娘梅塞莱一道作了长途旅行，始终“坐怀不乱”。他有时也成为情欲的奴隶而逢场作戏，但不久就出于道德感而抛弃了这种游戏。
他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奢侈豪华、繁文缛节的爱好完全相反，保持着健康的、美好的生活趣味。他热爱音乐，喜欢唱歌，抄乐谱既是他谋生的手段，也是他寄托精神之所在，举办音乐会，更是他生活中的乐趣。他对优美的曲调是那么动心，童年时听到的曲调清新的民间歌谣一直使他悠然神往，当他已经是一个“饱受焦虑和苦痛折磨”的老人，有时还“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怎么也不能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他对绘画也有热烈的兴趣，“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之间一连待上几个月不出门”。他还喜欢喂鸽养蜂，和这些有益的动物亲切地相处，喜欢在葡萄熟了的时候到田园里去分享农人收获的愉快。他是法国文学中最早对大自然表示深沉的热爱的作家。他到一处住下，就关心窗外是否有“一片田野的绿色”；逢到景色美丽的黎明，就赶快跑到野外去观看日出。他为了到洛桑去欣赏美丽的湖水，不惜绕道而行，即使旅费短缺。他也是最善于感受大自然之美的鉴赏家，优美的夜景就足以使他忘掉餐风宿露的困苦了。他是文学中徒步旅行的发明者，喜欢“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在这种旅行中享受着“田野的风光，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由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神……”
《忏悔录》就这样呈现出一个淳朴自然、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平民形象。正因为这个平民本身是一个代表人物，构成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所以《忏悔录》无疑是十八世纪历史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材料。它使后人看到了一个思想家的成长、发展和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强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发出的某种诗意的光辉。这种力量和光辉最终当然来自这个形象所代表的下层人民和他所体现的历史前进的方向。总之，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反封建性质决定了《忏悔录》和其中卢梭自我形象的积极意义，决定了它们在思想发展史上、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假如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述仅止于以上这些，后人对他也可以满足了，无权提出更多的要求。它们作为十八世纪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不是已经相当够了吗？不是已经具有社会阶级的意义并足以与蒙田在《随感集》中对自己的描写具有同等的价值吗？但是，卢梭做的比这更多，走得更远，他远远超过了蒙田，他的《忏悔录》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
卢梭在《忏悔录》的另一个稿本中，曾经批评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
十六世纪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随感集》中不就是这样吗？虽然也讲了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卢梭对蒙田颇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
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认识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但要公开承认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绝大的勇气。人贵有自知之明，严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吗？显然，在卢梭之前，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作家，于是，卢梭以藐视前人的自豪，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
卢梭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诺言，他在《忏悔录》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马里翁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梅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应该承认，《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这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发射出理想的光辉，也不只是裹在意识形态的诗意里，而是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井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真实的自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可以作为肯定尚有待创建的对人的研究的第一份参照材料”；而且它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动机和哲理作为指导的。
卢梭追求绝对的真实，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最直接的动机和意图，显然是要阐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又给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可以在我的宗教、我的故里、我的家庭和我的朋友中，过上一种宁静温馨的生活，这正是依照自己的心愿，适合自己的个性、工作与兴趣，与交际相一致的那种生活。我本会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好公民、好父亲、好朋友、好工人、一切方面的老好人”。但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却使他受到了沾染，以至在这写自传的晚年还有那么多揪心的悔恨。他特别指出了社会不平等的危害，在这里，他又一次表现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思想，把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视为正常人性的对立面，并力图通过他自己的经历，揭示出这种不平等对人性的摧残和歪曲。他是如何“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井无赖”呢？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强者”的“暴虐专横”，“摧残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并“使我染上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以偷窃而言，它就是社会不平等在卢梭身上造成的恶果。卢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人是处于一种“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中，“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又怎么会有偷窃呢？既然“作恶的强者逍遥法外，无辜的弱者遭殃，普天下皆是如此”，那么怎么能够制止偷窃的罪行呢？对弱者的惩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反抗，卢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发现后经常挨打，“渐渐对挨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作小偷”。卢梭在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分析不平等的弊害时，又用同样的方法来揭示金钱的腐蚀作用，他告诉读者：“我不但从来不像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作多么方便的东西”，而认定金钱是“烦恼的根源”。然而，金钱的作用却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钱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这就在他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习性：“对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因此，他也曾“偷过七个利弗尔零十个苏”，并且在钱财方面不时起过一些卑劣的念头，如眼见瓦朗夫人挥霍浪费，有破产的危险，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库”，但一看无济于事，就改变了做法，“好像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从这些叙述中，除了可以看到典型的卢梭式的严酷无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关于社会环境与人性恶的互相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了。在这里，自我批评和忏悔导向了对社会的谴责和控诉，对人性恶的挖掘转化成了严肃的社会批判。正因为这种批判是结合着卢梭自己痛切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也就更为深刻有力，它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于财产不平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脉相承，这一部论著以其杰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卢梭用坦率的风格写自传，不回避他身上的人性恶，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他显然并不把袒露自己包括袒露自己的缺点过错视为一种苦刑，倒是深信这是一个创举而自诩。在他看来，人具有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中包括了人的一切自然的要求，如对自由的向往、对异性的追求、对精美物品的爱好，等等。正如他把初民的原始淳朴的状态当作人类美好的黄金时代一样，他又把人身上一切原始的本能的要求当作了正常的、自然的东西全盘加以肯定。甚至在他眼里，这些自然的要求要比那些经过矫饰的文明化的习性更为正常合理。在卢梭的哲学里，既然人在精美的物品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不，更应该有一种鉴赏家的热情，那么，出于这种不寻常的热情，要“自由支配那些小东西”，又算得了什么过错呢？因此，他在《忏悔录》中几乎是用与“忏悔”绝缘的平静的坦然的语调告诉读者：“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我所心爱的小玩意儿”，完全无视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就成为道德箴言的“勿偷窃”这个原则，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他与天主教神学相反，不是把人看作是受神奴役的对象，而是把人看成是自主的个体，人自主行动的动力则是感情，他把感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认为“先有感觉，后有思考”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因此，感情的真挚流露、感情用事和感情放任，在他看来就是人类本性纯朴自然的表现了。请看，他是如何深情地回忆他童年时和父亲一道，那么“兴致勃勃”地阅读小说，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清晨听到了燕子的呢喃，他是多么欣赏他父亲这种“孩子气”啊！这一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和放任不羁，就是卢梭哲学体系中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卢梭无疑是十八世纪中把个性解放的号角吹得最响的一个思想家，他提倡绝对的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法规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那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都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这些就是他在《忏悔录》中的思想的核心，这也是他在自传中力求忠于自己、不装假、披露一切的根本原因。而由于所有这一切，他的这部自传自然也就成为一部最活生生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了。
卢梭并不是最先提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思想家，在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他只是一个环节。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关系就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原则，从那时起，就逐渐在历史的过程中被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充实完备起来了。虽然卢梭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却无疑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新贡献在于，他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要求，为推翻已经过时的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提供了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思想口号。他还较多地反映了平民阶级也就是第三等级中较为下层的群众的要求，提出了“社会契约”的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主义的政治蓝图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巨大的贡献使他日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民主派、激进派奉为精神导师，他的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光荣。在文学中，他的影响似乎也并不更小，如果要在他给法国文学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新意中指出其主要者的话，那就应该说是他的作品中那种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了。
“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特有财产，它在封建贵族阶级的文学里是没有的。在封建主义之下，个性往往消融在家族和国家的观念里。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后，随着自由竞争而来的，是个性自由这一要求的提出，人逐渐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提出个性解放这一观念和自我意识这种感受。这个新的主题在文学中真正丰富起来，在法国是经过了一二百年。十六世纪的拉伯雷仅仅通过一个乌托邦的德廉美修道院，对此提出了一些憧憬和愿望，远远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十七世纪的作家高乃依在《勒·熙德》里，给个性和爱情自由的要求留下了一定的地位，但也是在国家的利益、家族的荣誉所允许的范围里；在莫里哀的笔下，那些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人的确带来了个性解放的活力，但与此并存的，也有作家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教。到了卢梭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他，第一次把个性自由的原则和“自我”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他，以那样充足的感情，表现出了个性解放不可阻挡的力量，表现出“自我”那种根本不把传统观念、道德法规、价值标准放在眼里的勇气；是他，第一个通过一个现实的人，而且就是他自己，表现出一个全面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个性；是他，第一个以那样骇世惊俗的大胆，如此真实地展示了这个资产阶级个性之“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像阴沟一样肮脏恶浊的全部内心生活；也是他，第一个那么深入地挖掘了这种资产阶级个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以及那种敏锐而痛苦的感受。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我们不说《忏悔录》是发动了一场“革命”，至少也应该说是带来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内容和风格情调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学中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由卢梭来完成的话，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来完成的。唯其如此，卢梭所创新的这一切，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阶段，就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具有表征意义的东西，而对后来者产生了启迪和引导的作用。它们被效法，被模仿，即使后来者并不想师法卢梭，但也跳不出卢梭所开辟的这一片“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感情发扬”的新天地了。如果再加上卢梭第一次引入文学的对自然美的热爱和欣赏，对市民阶级家庭生活亲切而温柔的感受，那么，几乎就可以说，《仟悔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灵感的一个源泉了。
《忏悔录》前六章第一次公之于世，是1781年，后六章是1788年。这时，卢梭已经不在人间。几年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巴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把一个遗体移葬在先贤祠，这就是《忏悔录》中的那个“我”。当年，这个“我”在写这部自传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获得这样巨大的哀荣。当他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方面也写了出来的时候，似乎留下了一份很不光彩的历史记录，造成了一个相当难看的形象，否定了他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的光辉。然而，他这样做本身，他这样做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悲愤的力量，那种忠于自己哲学原则的主观真诚和那种个性自由的冲动，却又在更高一级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那个难看的形象而显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人格力量。他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如果说，卢梭的论著是辩证法的杰作，那么，他的事例不是更显示出一种活生生的、强有力的辩证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