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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着手叙述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生平的时候，心里不免有点惶惑。也就是说，尽管我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称作我的主人公，然而我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因此我预料读者肯定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您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居然被您选作自己的主人公？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在哪些人中间、凭什么而闻名？我作为读者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最后一个问题最要命了，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也许您自己会从小说中找到答案的。”可是如果大家读了小说之后还是看不出或者并不认为我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有什么出众之处，那怎么办呢？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事先伤心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他是个杰出人物，但我非常担心自己能否向读者证明这一点。原因是：他也许是个活动家，但还是个尚未定型、尚未明朗化的活动家。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要求人家面目清楚也未必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也许是没有疑问的：他是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然而，奇特与古怪虽然令人注目，却会带来害处，尤其在大家都力图把个别凑成整体、从普遍的混乱中寻找哪怕某种共同点的时候更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怪物往往是一种个别和特殊的现象。是不是这样？
如果您不同意最后这种说法并且回答说“并非如此”或者“并非永远如此”，那么我也许会鼓起勇气对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意义加以肯定了。因为怪物不仅“并非永远”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恰恰相反，怪物有时候体现了整体的核心部分，而跟他同时代的其余人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个都暂时离开了他，好像被一阵狂风卷走了似的……
我本来无须作出这种极其乏味而又含糊的解释，可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反正只要您喜欢，总会把它读完的。可糟糕的是，我的传记只有一份，而小说却有两部。第二部小说是重点，主要写我的主人公在当代即目前的活动。第一部小说的情节发生在十三年前，几乎不成为小说，而仅仅是我的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某个瞬间。我无法绕过第一部小说，否则第二部小说的许多内容便难以理解了。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为难了：既然连我这个传记作者都认为给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而又捉摸不定的主人公写一部小说尚属多余，那何必要奉献两部小说？我又如何解释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呢？
我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干脆回避，不作任何解释。不用说，洞察一切的读者早就猜到我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打算了，只是怪我为何白白浪费笔墨和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可以作出明确的答复：我所以白白浪费笔墨和宝贵的时间，首先是出于礼貌，其次是我想耍点滑头，因为我可以推托说：反正我已经有言在先了。不过，我甚至为我的小说在保持“整体一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分成两个故事而感到高兴。读者看了第一个故事之后便能自行确定，第二个故事是否值得一读。当然，谁也没有非读不可的义务，即使只翻了第一个故事的一两页，就可以扔在一边，再也不用打开。不过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客气的读者，他们是一定要从头至尾读完的，从而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譬如说，俄国的批评家都是这样的谦谦君子。正是在这些人面前，我的心情总要轻松些：尽管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我还是要让他们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在读完小说的第一段之后就不愿再读下去。好了，序言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说它是多余的，不过既然写好了，那就让它留在卷首吧。
现在言归正传。
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