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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的确荒唐。刚才父亲说我为了勾引女人，往往一掷就是几千卢布。这完全是卑鄙的捏造，根本没那回事。其实，干‘那种事’根本就不用花钱。我的钱是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是心灵的火焰，是一种氛围。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就有一名街头妓女来顶替她的位置。不管是哪一个，我都尽量让她们开心。我大把大把花钱，听音乐，雇茨冈女郎，唱歌跳舞，热闹得很。需要的时候，我也给她们钱，因为她们也要钱，拼命要钱，这一点应该承认，她们收了钱很满意，很感激。太太们也爱我，当然并非所有的太太，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可是我始终喜欢小胡同，偏僻阴暗的小巷，在广场后面——那里有奇遇，有料想不到的事情，那里有落在污泥中的璞玉。兄弟，我这是譬喻。我们城里没有这种有形的小胡同，但精神上的无形的小胡同是存在的。假如你是我，那你就会明白这样的小胡同是指什么。我喜欢淫荡，也喜欢淫荡带来的耻辱。我喜欢残忍；难道我不是臭虫，不是一条凶恶的虫吗？早已有言在先——我是卡拉玛佐夫家的人嘛！有一次，我们很多人分乘七辆马车去郊外野餐，那时候是冬天，我在雪橇上趁着黑暗握住身边一位小妞的手，硬跟她接吻，那小妞是位官员的女儿，既可怜又可爱，既温柔又驯顺，在黑暗中她听任我摆布，听任我做出许多放肆的举动。那可怜的小妞还以为我第二天会去向她求婚呢（当初大家都把我看作理想的未婚夫）。可是打那以后我再也没跟她说过一句话，整整五个月连半句话也没说过。跳舞的时候（我们那儿经常举行舞会）我发现她那双眼睛从大厅的角落里死死盯着我，看到那双眼睛在喷射火星——温和的愤怒的火星。这种恶作剧只是逗引一下盘踞在我内心的那条毒虫的情欲罢了。五个月之后，她嫁给了一位官员并且离开了那个地方……她恨我，也许还爱着我。现在他们的生活幸福美满。请注意，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虽然我的欲望卑下，也喜欢下流的事，可我这个人还讲点人格。瞧，你脸红了，眼睛也发亮了。这点丑事你就受不了啦，这算不上什么，保罗·柯克
的故事才开了个头，尽管那条毒虫已经长大，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灵魂。兄弟，这类事情回想起来多得数也数不清。但愿上帝保佑这些可爱的女人身体健康。我跟她们断绝关系的时候不喜欢吵吵嚷嚷。我从来没有出卖过谁，从来没有说过有损她们名誉的话。好了，我不说这些了。难道你以为我把你叫来仅仅是为了讲这些丑事吗？不，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比这还有趣呢。但是你不要因为我跟你讲这些事情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感到奇怪。”
“你看到我脸红才这样说的吧，”阿廖沙突然说，“我脸红并不是因为你说了那些话，也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些事，而是因为我跟你完全一模一样。”
“你？你说得也太过分了。”
“不，不过分。”阿廖沙激动地说（这个想法他早已有之），“我们都处在同一座阶梯上，我在最下面一层，而你在上面，大约在十三层吧。我就是这么看的。实际上是一回事，完全一样。谁跨上了最低一层，结果总要登上最高一层的。”
“也许根本就不必跨上去？”
“谁有能耐，就完全可以不跨上去。”
“那你行吗？”
“看来不行。”
“别说了，阿廖沙，别说了，亲爱的。我听了大受感动，真想吻吻你的手。格鲁申卡这调皮鬼很会揣摩人，有一次她对我说，迟早她要把你给吃了。我不说了，不说了！让我们从这些肮脏的事，从苍蝇成堆的地方转到我的悲剧上，转到同样苍蝇成堆也就是充满卑鄙龌龊的地方。事情是这样的，老头子胡说什么我勾引了良家妇女，其实，在我的悲剧里，也确有其事，尽管只有一次，而且没有成功。老头子捏造事实指责我，可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我从来没跟谁说过，现在我首先告诉你，当然伊凡是例外，他什么都知道。他比你早知道，不过伊凡守口如瓶。”
“伊凡会守口如瓶？”
“是的。”
阿廖沙听得十分仔细。
“我在那边防营里说起来是个准尉，其实就像流放的犯人那样受到监视。可城里的人待我特别好。我大把大把地花钱，大家以为我很有钱，连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不过我能博得他们的喜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尽管只是点头之交，可他们真的都喜欢我。我的上司，那位中校老头，突然不喜欢我了，尽找我的碴。我有靠山，再说全城的人都支持我，因此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也怪我自己不好，故意不尊重他。我也太骄傲了。这老头儿脾气倔强，可人不坏，心地善良，热情好客，曾经娶过两个妻子，可都死了。第一个妻子出身平民，给他留下一个女儿，也是个老实的姑娘。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二十三四岁，跟父亲和姨妈——她去世母亲的妹妹——住在一起。姨妈是寡言少语的老实人，而外甥女，中校的长女，是伶俐活泼的老实人。一想起她，我喜欢说句好话：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脾气这样好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阿加菲娅，你瞧，多好听的名字——阿加菲娅·伊凡诺芙娜。她的模样也不错，符合俄国人的口味——身材高大，体态丰满，眼睛极美，脸可以说带点粗相。她还没有出嫁，尽管有两家求婚的，但她都拒绝了，也没有因此而烦恼。我跟她成了朋友——不是那种关系，纯粹是友谊。我跟女人交朋友常常没有坏心眼，纯粹友好相处。我跟她闲扯些非常露骨的事情。咳！她听了只是嘻嘻地笑。你可知道，许多女人喜欢听露骨的话，何况她还是个姑娘，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还有，怎么也不能说她是贵族小姐，她和姨妈住在她父亲家里，似乎甘愿降低自己的身份，不愿跟上层社会的人处于同等地位。大家都喜欢她，也需要她，因为她是个很有名气的裁缝，她有这方面的天赋。替别人做衣服也不收钱，只讲交情，但别人送她礼物，她也不拒绝。可中校呢，那就完全不同了！中校是我们这里的头面人物。他讲究排场，乐意招待全城的客人，常常设晚宴办舞会。我刚到那儿加入边防营的时候，全城都在纷纷议论，说是中校的二女儿不久就要从京城回来了。他的二女儿是美人中的美人，刚从首都的一所贵族女子学院毕业。这位千金就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是中校的第二位妻子生的。那第二位妻子也已经去世，她倒是位大家闺秀，将军的后代，不过据我所知，她也没有给中校带来什么钱财。也就是说，她只有高贵的门第，仅此而已，也许还有希望今后能得到些财产，但现款是一点也没有的。这位美人之尤一回来（她是来做客的，并非久住），我们这个小城的面貌简直焕然一新。我们城里几位最高贵的太太——两位将军夫人和上校夫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纷纷出来为她捧场，争先恐后地邀请她，为她安排娱乐活动，选她当舞会和野餐会的皇后，组织为家庭女教师募捐的演出。可我一声不吭，只顾自己纵酒作乐。就在这时候我玩了个花招，结果闹得满城风雨。有一天，在炮兵连长家里，我发现她打量了我一眼，可是我并没有走过去向她献殷勤，意思是不屑于结识她。我走到她跟前已经是后来的事。也是在一个晚会上，我跟她说话，她爱理不理地看了我一眼，轻蔑地噘起了嘴唇。我心里想，你等着瞧吧，我一定要报复的！当时在大多数场合我的行为举动极其粗野，我自己也感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感到‘卡捷卡’并非那种天真烂漫的女学生，而是个有性格的女性。她高傲，但品德确实高尚，更重要的是，她天资聪慧，教养有素，可我既不聪明也无教养。你以为我想向她求婚吗？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仅仅想报复罢了，因为我毕竟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可她却毫不理会。我继续酗酒胡闹。最后，中校终于关了我三天禁闭。恰巧，这时候父亲给我汇来了六千卢布。在这之前我给他寄了一份财产已经结算完毕的字据，就是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欠谁’了，我再也不会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了。当初我什么也弄不清楚，兄弟，直到我来这儿之前，甚至直到最近这几天，也许直到今天我都一点不清楚我和父亲之间在钱款方面的那些争执。但这些事不去管它，以后再说。当时我收到六千卢布之后，我从朋友给我的信中突然确切地了解到一件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上级对我们这位中校并不满意，怀疑他有不法行为，总之一句话，他的死对头正准备找他的麻烦。不久师长突然来狠狠训了他一顿，过了没几天便命令他辞职。我不想详细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反正他的确有几个冤家对头，城里的人突然对他和他们全家非常冷淡，大家全都回避他们。这时候我就玩了第一个把戏：我遇见了一直跟我保持友谊的阿加菲娅·伊凡诺芙娜，对她说：‘你父亲手里亏空了公家的四千五百卢布。’‘您这是什么意思？您为什么这样说？前几天将军刚来过，那时候钱都在的……’‘当时还在，可现在没了。’她听了吓坏了。‘您别吓唬我，您这是听谁说的？’‘您放心好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您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我守口如瓶，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起见，我还是要补充一句：一旦要您父亲交出四千五百卢布，而他又拿不出这笔款子，那么与其让他出庭受审，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再降为列兵，还不如把你们那位女大学生偷偷给我送来。我刚巧收到一笔汇款，也许我能给她四千五百卢布而且严守秘密！’‘唉，您真卑鄙！（她就是这么说的。）您真是个可恶的无赖！您怎么敢这样放肆！’她怒不可遏地走了。我朝她背后又大声说了一句：我保证严守秘密。这两个女人，也就是阿加菲娅和她姨妈，我得事先声明，在这件事情上是纯洁的天使，她们确实崇拜这位清高的妹子卡佳，在她面前低声下气，甘愿充当她的使女……我盼着阿加菲娅马上把这件事，就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传给她。后来我知道，她没有隐瞒，我呢，当然巴不得这样。
“一位新少校突然来接任营长职务。正当他办理接收手续的时候，原来的中校突然病得不能行动了，在家里躺了两天两夜，没有交出那笔公款。我们的军医克拉夫钦说他真的有病。但是我从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而且早就知道，每当上司查过账目之后，这笔公款就会暂时消失一阵子，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出现了整整四年。中校把这笔钱借给一个极其可靠的商人，戴金丝眼镜、留大胡子的老光棍特里丰诺夫。特里丰诺夫把这笔钱拿到集市上周转一次，然后马上如数归还给中校，同时从集市给他带一些礼物回来，礼物再加上利息。不过这一次特里丰诺夫从集市回来以后一分钱也没有归还。（这件事情我完全是偶然从特里丰诺夫的儿子那儿听说的，他那个儿子和继承人还是个流口水的半大孩子，可已经荒淫到极点。）中校马上赶到他家里，可得到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拿过您一分钱，而且也不可能拿到。’这样一来，我们的中校只能躲在家里，他用毛巾包住自己的脑袋，她们三个女人在他额头上敷上冰块。突然，传令兵带着签收簿送来一道命令：‘务必在两小时内交出公款。’他签完字（他的签名后来我在签收簿上看到过），站起来推说要去换军服，便迅速跑出自己的卧室，取出自己那支双筒猎枪，装上了弹药，把一颗军用子弹推上膛，脱掉右脚的靴子，把枪口顶住自己的胸膛，开始用脚趾扣动扳机。阿加菲娅记着我当初说的那些话，她早已有了怀疑。她悄悄地走过去，恰巧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一下子冲进去，从后面抱住他。子弹飞向天花板，谁也没有伤着。其余的人也跑进来拉住他，夺过猎枪，按住他的手……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在家里，已经是傍晚了，我原来就打算出门，因此换上了衣服，梳好了头发，往手帕上洒了香水，刚拿起军帽，门突然开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出现在我面前，来到了我的住所。
“也真有这样的怪事：当时街上没有人发现她悄悄溜到了我这儿，因此城里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我的房东是两位令人尊敬的、丈夫都当过官的老太。她们还负责伺候我，对我言听计从。按照我的吩咐，她们俩事后没露过一点儿风声。不用说，当时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她走进来，直愣愣地看着我，一双乌黑的眼睛射出果断甚至无畏的目光，可是我看到她唇边嘴角却透着犹豫和疑惑。
“‘姐姐告诉我，您能借四千五百卢布，条件是必须由我来取……亲自到您这儿来。现在我来了……请给钱吧！……’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喘着粗气，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嘴角和嘴唇都在哆嗦。阿廖沙，你在听我说还是睡着了？”
“米佳，我知道你会说出全部实情的。”阿廖沙激动地说。
“我就是要把全部实情告诉你。要说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决不怜惜自己。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卡拉马佐夫式的。兄弟，有一次我被蜈蚣咬了一口，害得我躺在床上发了整整两个星期的烧。你瞧，这一次我的心突然被蜈蚣咬了一口，那蜈蚣可毒得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打量了她一下，你见过她没有？她长得真美！可当时她的美并不在于外表。在那一刻，她的美在于她的高尚，而我却是个无赖。她甘愿为父亲慷慨牺牲而显得伟大，而我不过是只臭虫。现在，她整个儿都得受我这臭虫和无赖支配，由我支配她的一切，包括她的灵魂和肉体。她算彻底完了。我坦率告诉你，这个念头，蜈蚣的念头，牢牢地攫住了我的心，使我这颗心难受得都快要碎了。看来，不可能有半点犹豫了，只能像臭虫，像毒蜘蛛那样行事，心狠手辣，不讲任何怜悯……我紧张得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你要知道，我虽然可以第二天就去向她求婚，用那种所谓的最体面的方式圆满解决，那样的话，任何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因为我这个人虽然心地肮脏，但还算老实。在这一刹那间，好像有人凑到我耳边悄悄说：等到明天您去求婚的时候，这种女人根本不会出来见您，她会吩咐马车夫把您轰出去。这等于说：‘随你到全城造谣中伤，我才不怕你呢？’我看了这位姑娘一眼，心想刚才那个人说得不错。当然，肯定会出现那种情况，肯定会架着脖子把你赶出来。这从现在她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断定。这时候我心里涌起一股恶意，突然想起要耍一个极其卑鄙、无耻、奸商式的手腕：先嘲弄地看她一眼，然后趁她还站在你面前，马上用那种奸商才使用的腔调吓唬她。
“‘这可是四千五百卢布啊！那是我说着玩的，您怎么当真了？小姐，您也太容易轻信了。二百卢布吗，我也许可以借给您，甚至还很乐意、很高兴借给您。至于四千五百卢布，小姐，那不是一笔小数目，不能随随便便扔出去。您白跑了一趟。’
“你瞧，这样一来，她会跑掉，我的算计就会全部落空，但是报复的目的达到了，这比什么都值得。也许要后悔一辈子，但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耍弄她！你信不信，我还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女人像当初一刹那间怀着那么强烈的仇恨！——我可以对天发誓：当时我怀着极大的仇恨看了她三秒钟或者五秒钟，从这种恨到爱，到最疯狂的爱，这中间只隔着一根头发丝！我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结了冰的玻璃上，我记得，冰凉的玻璃像火一样燃灼着我的额头。不过你别着急，我没有在那儿停留太久。我转过身，走到桌子旁，打开抽屉，取出一张面额五千卢布，利息五厘的不记名票据（夹在我的一本法文词典中）。我默默地给她看了一下，然后折好，交给她，亲自替她打开通往外间的门，又后退一步，毕恭毕敬、真心诚意地向她深深鞠了个躬。你得相信，我真的这样做了！她浑身哆嗦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秒钟，脸色白得像桌布。她默默地、不慌不忙地、动作轻盈地跪在我脚下——额头碰到地面，不像女学生那样，完全按俄罗斯的方式！接着又突然站起来跑了。等她出去以后，我拔出身上的剑，真想立即自杀。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当然是极愚蠢的想法，不过也许是出于狂喜。你知道吗，有时候狂喜会导致自杀。但我没有自杀，只是吻了吻剑，然后重新把它插入剑鞘——这件事本来不必跟你提起，就连刚才讲到的那些心灵冲突，我为了炫耀自己，大概也有点夸大了。但是不去管它，所有窥视人心的家伙统统见鬼去吧！这就是我跟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一件‘往事’，这件事现在只有伊凡弟弟知道，还有你，只有你们俩知道！”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站起来，激动不安地向前跨了几步，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接着又坐了下去，但没有坐到原来的位置上，而坐到对面靠墙的长椅上，阿廖沙不得不转过身体对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