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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住宅既不在市中心，也不在市郊。房子很旧，但外观赏心悦目：平房，带一间阁楼，灰色外墙，红色铁皮屋顶。这房子还可以维持很久，而且十分宽畅，又很舒适，有各种各样的贮藏室，各种各样的暗间和七拐八弯的楼梯。房子里老鼠成群，不过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并不十分讨厌它们：“晚上独自在家也不至于太寂寞。”他的确有这样一个习惯：夜里让仆人回厢房，而自己整夜关着门一个人留在正房里。厢房在院子里，宽畅而坚固。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厨房安排在那里，虽然正房里也有厨房。他不喜欢闻厨房油烟味儿，无论冬夏，一日三餐都从院子里端来。这住宅本来是为人员众多的大家庭所建的，能容纳比现在多五倍的主仆。但是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正房里只住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父子俩，而供下人居住的厢房里总共才住着三名仆人：格里戈里老人和他的老伴玛尔法，再加上年轻的男仆斯梅尔佳科夫。关于这三名仆人，有必要作略为详细的介绍。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这位老人的情况，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他是个性格坚强，脾气固执的老汉，只要他认准了一个理儿，不管是多么不合逻辑，他也会不屈不挠地一条道走到底。总而言之，他忠厚老实，刚正不阿。他的老伴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虽然一辈子都无条件服
从丈夫的意志，有时候不免也会纠缠不清，譬如农奴解放
后她立即要求离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做点小生意（他们多少积攒了一点钱）。可格里戈里当时不容分说地断定，这娘们是在胡说八道，“因为娘们个个都是缺德鬼”，不管原来的主人是好是坏，反正不该离开，“因为这是他们现在应尽的义务”。
“你懂不懂什么叫义务？”他问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
“义务的事我不懂，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不过我们现在有什么义务要留在这儿呢？我真不明白。”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坚定地回答。
“也用不着你明白，事情就这样定了，不许你多嘴。”
结果果然如此，他们没有离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给他们定了工钱，数目不多，但能按时支付。再说格里戈里知道自己对主人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影响力。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个阴险狡诈、刚愎自用的小丑，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上”是很坚强的，可是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在另外一些“生活中的事情”上，往往显得很软弱。他自己心里明白，究竟是哪些事情，正因为他明白，所以才害怕。在生活中的有些事情上，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这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人，那是很困难的，而格里戈里恰恰是个非常可靠的人。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一生中多次出现过挨打，甚至被痛打的危险，这时候格里戈里总是挺身而出，及时解救，虽然事情过后这位老仆每次总要数落他一番。当然仅仅挨打还不至于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么害怕，往往还会出现更为严重甚至更为微妙复杂的情况，这时候连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是多么迫切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亲信，而这种需要常常是他在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的。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现象：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是个极其放荡的人，在情欲方面往往淫暴得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有时候喝醉了酒会突然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恐惧和道德上的震动，这种震动在他内心会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反应。有时候他说：“这时候我的心哆嗦得提到了嗓子眼里。”在这种时刻，他真希望自己身边，即使不在他的房间里那至少在厢房里，有个忠实可靠的人。这个人应该跟他截然不同，毫不荒唐，即使目睹了他的种种丑恶行径，也知道他的所有秘密，但由于忠诚却能容忍这一切，不加反对，更重要的是不予指责，对他的今生或者来世都不说一句威胁的话，需要的时候还能出来保护他，使他免遭某个可怕而危险的陌生人的攻击。关键在于身边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一个上了年岁、态度和善、在他痛苦的时候能招之即来的人。叫他来的目的无非是想看看他的脸，也许还跟他说几句话，甚至完全无关紧要的话。如果对方没有什么反应，并不生气，那他心情也许会轻松些，如果对方生气了，那么他的心情要忧郁些。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当然非常偶然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深更半夜起来到厢房里喊醒格里戈里，要格里戈里到他房间里去一会儿。格里戈里去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跟他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过了一会儿又打发他回到厢房里去，有时候甚至嘲笑他，跟他开玩笑，而自己却啐一口唾沫之后便上床睡觉，完全像没事似的无牵无挂，安然入睡。阿廖沙回来以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也曾有过类似情况，阿廖沙“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因为他跟父亲“住在一起，什么都看到了，但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一样从未有过的东西：对待他这个老人丝毫没有轻蔑的意思，恰恰相反，始终对他表现出一种亲热周到的态度和真诚自然、他受之有愧的依恋。对他这样的老色鬼和老光棍来说，这一切完全是意外的礼物，是他这个迄今为止只爱“卑鄙下流”的人万万没有料到的。阿廖沙离开之后，他承认自己明白了一些在此之前不想弄明白的事情。
我在故事的开头已经提到过，格里戈里非常憎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妻子，他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母亲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而又百般袒护他的第二个妻子，犯癫痫病的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他坚决不让自己的主人欺负她，甚至不许任何人说她一句坏话，哪怕是一句轻率的话。他对这位不幸的女人的同情变成了某种神圣的情感，以致二十年以后他还无法容忍别人说她一句坏话，即使旁敲侧击也不行，他会马上出来反驳诋毁她的人。从外表看，格里戈里是个冷漠而威严的人，不爱多说话，说出来的话却很有分量。譬如说，乍一看也很难断定他到底爱不爱自己那个温顺驯服的妻子，而实际上他是爱她的，做妻子的心里当然也明白。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这女人非但不笨，也许比自己的丈夫更聪明，至少在处理日常生活方面比他通情达理，但是从结婚那一天起，她就毫无怨言地顺从他，并且因为他在精神气质方面胜过自己而绝对尊重他。值得指出的是，除了谈些最最必不可少的日常琐事，老两口一辈子都很少商量，傲慢威严的格里戈里始终独自考虑所有需要自己操心的事情，因此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早就彻底明白了，他根本不需要跟她商量任何事情。她觉得丈夫非常欣赏她的沉默，甚至认为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他从来没有真正打过她，只有一次是例外，但也打得不重。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嫁给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年，有一次在乡下，当时还都是农奴身份的乡下大姑娘和小媳妇聚在地主家的院子里唱歌跳舞，大家跳起了“草地舞”。突然，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当时她还是个少妇——一下子冲到合唱队面前，用一种特别的姿势跳起了“俄罗斯舞”，她没有像其他村妇那样按照乡下的规矩跳，而是按照当初在富裕的地主米乌索夫家当使女时跟他们的家庭剧团学来的姿势跳，那地主的家庭剧团有一位从莫斯科聘请来的舞蹈教师专教演员们跳舞。格里戈里看到自己妻子跳法与众不同，过了一小时便在自己家的木屋里轻轻揪住她的头发教训了一顿。不过殴打的事情也就这么一回，后来一辈子再也没有发生过，而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发誓从今以后不再跳舞了。
上帝没有赐给他们孩子，有过一个男孩也夭折了。格里戈里显然很喜欢孩子，甚至并不掩饰这一点，也就是说，即使流露出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跑了以后，他把才三岁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抱回家里照看了将近一年，亲自用小梳子为他梳头，甚至亲自在澡盆里为他洗澡。后来，他又照料过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也照料过阿廖沙，为此他还挨了一记耳光。不过这些事我已经交代过了。至于自己的孩子，只是在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怀孕期间，他也曾经空喜欢过一场。等到孩子生下来，反倒使他又伤心又害怕了，因为这孩子生下来就有六个手指。格里戈里见了气得差点昏过去，直到洗礼那天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还故意躲到园子里生闷气。那时候是春天，他在菜园里埋头挖了三天菜畦。第三天要为婴孩洗礼了。格里戈里当时已经想好了主意。等到神甫和客人聚集到他的小木屋里，最后连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也以教父身份到场以后，他突然走进来当众声明：“孩子根本用不着受洗”——他声音不高，话也不多，是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一边说一边还呆呆地望着神甫。
“这是为什么？”神甫问，他觉得既好笑又好奇。
“因为这是……是条龙……”格里戈里支支吾吾地说。
“怎么是龙？什么样的龙？”
格里戈里沉默了片刻。
“老天爷出了差错……”他嘟囔着说，虽然口齿含糊不清，口气却很坚决，显然不愿再作进一步解释。
大家笑了一阵，过后当然还是为那可怜的孩子举行了洗礼仪式。格里戈里也在圣水盆旁边认认真真做了一番祈祷，但他对新生婴儿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不过他倒也没有采取任何干涉的行动，完全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在那有病的男婴活着的两个星期之内，他几乎看都没有看过他一眼，甚至连看也不想看，多半时间都不在家。过了两个星期孩子患鹅口疮死了，他亲手替他入殓，怀着深深的悲伤望着他的遗容。大家开始往那个又浅又小的墓穴里填土的时候，他跪下来，朝那小坟叩了个头。从那时起，多年来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孩子，连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提过孩子的事，即使偶尔跟别人谈起自己的“小宝贝”，那也是压低了嗓门悄悄说的，虽然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并不在场。根据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的观察，自从埋葬孩子以后，他主要在钻研“神的学问”，阅读《使徒行传》，多半是独自默读，每次都要戴上那副又大又圆的银边眼镜。除了大斋戒，他很少出声朗读。他喜欢读《约伯记》，还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我们那位代表神意的伊萨克·西林神甫的布道讲演录》，坚持不懈地读了好几年，虽然不解其意，但因此更加珍惜并喜爱这本书。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邻居那儿接触到了鞭身教，于是开始留意并研究起来。他显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他认为不应该皈依另一种新教派。他在“神学”方面的广博知识自然又给他增添了几分目空一切的傲气。
也许，他本来就倾向于神秘主义。事有凑巧，六指婴儿的降生和夭折恰恰又跟另外一件非常奇特的出乎意料的怪事连在一起了。那件蹊跷的事，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就在六指婴儿下葬的那天，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半夜醒来，好像听到了新生婴儿的啼哭。她吓得连忙推醒丈夫。丈夫仔细听了听，说很有可能是什么人在呻吟，“好像是个娘们”。他起来穿好衣服。那是个相当暖和的五月之夜。他走到门口，清晰地听到呻吟声是从花园里传来的。但花园四周有道又高又结实的围墙，从院子通往花园的门夜间是上锁的，除了这扇门，没有别的通道可以进入花园。格里戈里回到屋里，点了一盏灯，拿了花园的钥匙，也不去理睬妻子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她咬定她听到的是孩子的哭声，而且肯定是她的孩子在哭，在呼喊她），一声不响地朝花园走去。这时候他清楚地听到呻吟声来自离小门不远的澡堂，而且呻吟的确实是一个女人。他推开澡堂门，眼前的景象一下子使他呆住了：那个流浪街头、全城闻名、绰号叫臭丽萨维塔的疯女人，钻到他们家的澡堂里，刚刚生下一个孩子。那孩子就躺在她身边，而她自己已经奄奄一息。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她是哑巴，根本不会说话。但是这些情况最好要加以特别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