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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士
癸丑（一九一三年）秋间，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应共和党之召，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凯羁留，至丙辰（一九一六年）袁死，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其间逸事颇有可述者。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惟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所擘画，即应召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专制，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扼，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为监视，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前清末年，摄政王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一辆而已）。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一九一四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空无一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魋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出版，写一九一三、一四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著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
……民国三年的新年……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作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毕恭毕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的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而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么？”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却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又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押的时期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回复其自由呢！”张瞋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加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以革命有功授与之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冬，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癖。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支那亡国纪念会事至警署，“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綍，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于外城龙泉寺，章益愤恚异常，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所以深绝袁氏，示义不食袁粟之意也。不久，旅费用罄，遂拟绝食。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某，炳湘所亲信，与商此事；乃由徐具一报告书，言章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即移居东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一面由徐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纸召门人往晤。钱玄同等应命而至，见徐为一白须老者，言谈颇鄙俗。谈次，徐指章而谓钱等曰：“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亦甚为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翻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氏表演得声容并茂，钱等觉无可与语，只好默然，章亦唯微哂而已。（闻章对徐，初以其态度殷勤，谓是长者一流，颇假以辞色，且与谈医书尚洽，称其医道不错，嗣以话多不投机，始渐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暂时办法，善后尚需计议也。袁世凯仍坚不许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则愿酌供在京之费用，而希望其接眷来京，作久居之计。经黎元洪斡旋其间，遂定议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费，并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后仅月得三百元，闻有人中饱。或谓中饱者即徐，未知确否。）章以出京既属绝望，乃从黎等之劝告，属门人朱希祖赴沪代迎其妻汤国黎女士北来，一面经人代为觅房，俾移居，旋租得东城钱粮胡同房一所。
斯际之某日，徐氏仆人往请钱玄同到寓，并谓：“非章先生请，乃徐院长请也。”既至，徐出见，怒容满面，曰：“你们老师太不讲交情！”即出章氏所书致汤电稿一纸示之，盖被其截留者（徐对章本有暗为监视之任务），文为：“北人反复，君勿来！”因又曰：“我待你们老师有何不好，而竟骂我反复！”钱以所谓北人并非指彼向之解释。徐曰：“我是北人，此非骂我而何！”钱复略代解释，遂入见章。章与谈接眷事，谓：“顷更加考虑，袁氏方面，狡诈无诚意，不愿徇其意而接眷，已发电止之矣。”（不知电并未发。）钱加以劝慰，并谓：“师母之来与不来，可俟其斟酌办理，师且静候消息，暂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颔之。
汤夫人不果来，章则迁入钱粮胡同新居矣。此房间数颇多，甚宏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亦五开间。）章氏一人居之，仆役及庖人等则有十余人之众，皆警察厅派来，以服役而兼监视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国五年恢复自由。）此房相传为凶宅，翌年（民国四年）章氏长女来京省视，自缢于此，迷信者益相诧为凶宅之验焉。
以上所述，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拉杂书之，聊备谈章氏逸事者之参考。
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逸事，兹更据所闻续为纪述，作前稿之补充。
章氏一九一四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三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所担任讲授之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之类，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不料不数月，而黄突为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黄正在黑甜乡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闼直入，其势汹汹，立促黄起，谓奉厅中命令，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黄愕然问故，警察唯言奉令办理，催促实行而已。黄谓：“我之寓此，系章先生之好意，纵须搬出，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挠，徒添许多麻烦，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见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说，立将黄氏押出章寓。
黄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归，且有时寄宿他处，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翌日章未见黄，以不知其事，故未以为意也。二三日后，其他门人有来访候者，乘人力车进大门时，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不顾而入。谈次，章曰：“季刚数日不见矣，汝见之否？”经以实告，乃知之。正诧怪间，警察数人入，命来访者速去，并谓以后不准再来，即引之而出，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章愤恚极甚，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即曾绝食多日，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在龙泉寺时，又曾一度开始绝食，此次绝食之举，盖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亟起营救，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俾可复食。吴以章又绝食，不便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彩者仍得入见。唯章则绝食之后，态度甚坚，钱等竭力劝解，不之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钱等相商，以滋养品（藕粉之类）少许，随时潜入之茶内，藉稍补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谓茶不干净，此策遂失败。诸人徬徨无计，而章绝食垂十日矣。
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波及北人北物。时值冬令，北京御寒之具，多用“白炉子”（烧煤球），若洋炉烟筒之装置，其时用者尚少。章谓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炉子”，为野蛮人之习俗，摒不用，亦不更谋御寒之具，唯以傲骨当严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见者不敢脱大氅，犹时觉冷不可耐。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破处，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
某日傍晚，马叙伦来慰问，略谈之后，即告辞曰：“我为垂死之人，此后恐不再见，君可稍留，再话片刻。”时章犹勉强能作语也。马曰：“饥甚，亟须回寓进餐。”章曰：“此间亦有厨房，可令为君备饭，即在此晚餐。”马曰：“对绝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饭，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许，则我即从命而在君旁进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谓可。马乃曰：“君能略进饮食，甚善，惟绝食有日，不宜太骤，当先啜米汤之类，方无患。”于是章果略饮米汤；自斯遂渐复食，生命得以无恙焉。
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复食消息语人。翌日，钱玄同往省视，知所言有征。章有一铜制欢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制作颇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头。钱氏此次往晤，案头忽不见此物，因问何故藏庋。章告以三女昨至矣，此盖章氏复食动机之所以萌，马氏会逢其适耳。章氏三女，长适龚宝铨（未生），次则于前清章氏入狱时由章之长兄篯（字椿伯，原名炳森）携去抚养，其三女时仅十余龄，甚活泼。当绝食垂尽之顷，爱女北来，天伦至性，岂能无动？故复食得以实现也。
袁世凯每月给章五百元，为一种高等囚粮之性质。此款非直接交付，系辗转给与，前为章氏居停主人之官医院长徐某，以与吴炳湘有密切关系，为经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仅实得者三百元，吴氏知而不问，章之门人钱玄同、朱希祖等，亦闻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仅知为减发，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后来不假以辞色，衔之，当闻其绝食将殆时，忽来访问，睹其状，以为必无生理，乃向之曰：“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顾奚落章氏，不暇择言，无意中“五百元”脱口而出。钱玄同、朱希祖遂往见吴，谓：“徐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五百元矣；若仍仅与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绝食岂能挽回乎？”经此一番交涉，此项高等囚粮，以后始得如数给与。
至黄季刚之被迫移寓暨章氏接见来客自由之被剥夺，以致惹起章氏绝食者，其动机闻颇与章氏之庖人有关，所谓小鳅生大浪也。章在钱粮胡同寓所，所用仆人及庖人，共有十人左右之多，一仆系前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所荐，曾随侍于龙泉寺，此外则吴炳湘所间接推荐，（托与章相稔者出名介绍。）盖由警察之类改充，皆负有暗中监视之责者也。庖人某，亦警察出身，技甚劣，以章于饮食素不考较，故能相安。黄季刚则不然，固留意于此者，与章共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屡为章言庖人须更换，后并荐一四川厨子代之。章氏重违其请，遂遣之去，而改用黄荐之四川厨子。此警察而司庖者，失此优差，愤愤而去。不数日，遂有黄氏被逐等事，盖此人回厅后有所捏报，与有力焉。
章氏嗜学而不好洁，说者谓有王介甫之风。其于饮食，不顾滋味之优劣，菜肴唯就置于最近处者取食之，余纵有珍味，箸弗之及也。此节尤似王氏。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云：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即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
王安石与章炳麟为相距近千年之两个大学者，其习性大相类似，可谓后先同揆。王氏被疑为伪，盖非，正书呆子所以为书呆子耳。（章氏不喜浴，王之浴于僧寺，当亦系韩氏强之。）章对于饮食既如此，菜肴上之知识，极有限，当在龙泉寺时，拒绝官方供给，自起伙食，司庖者（或即陆建章所荐之仆人兼任）请示作何菜，章想得二种：一为蒸蛋糕，以鸡蛋为食品之最普通者，易于想到也；一为蒸火腿，以火腿为在南中所常食，故亦思及也。二种以外，不复有第三种，于是顿顿蒸火腿蒸蛋糕矣。及居钱粮胡同，吴炳湘间接荐来之庖人某，亦仍旧贯，以此二种为常备之品。有客共食，始酌添他菜。每日之伙食账，则一任其浮冒开销，以章不知物价，且不屑较计钱数也，而银币及钞票，杂置抽屉内，往往听其自取，略不稽考，以故此席遂成优差，胜于供职警察多多，一旦被章因黄言而解雇，遂怀恨在心而谋报复耳。
章被袁氏羁留在京，神经受重大刺激，其时之行为，有可怪者，盖以发泄其愤世嫉俗之意也。自居钱粮胡同，即传集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中有：（一）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亦须称以“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本主人行叩首大礼，以贺朔望。并谓：“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问以何故如是好奇，且家仆对主人称“大人”，在清亦无此例也。（清时主人纵官至极品，其所用仆辈亦只以“老爷”呼之。）章曰：“吾之为此，唯以‘大人’‘老爷’均前清之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民元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称‘大人’‘老爷’，一律改称‘先生’），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踞，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既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叩首之礼，亦固其宜。”
其长女于一九一五年至京省父，忽自经而死。章氏作《亡女事略》，其厌世之故略有所言，然亦未具必死之确因，故以“此何为而然者耶？”作结。至叙其情事，谓：“民国四年四月，长女如京师省视，言笑未有异也。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余与季女常慰藉之，宝铨数引与观乐，或游履林囿间，始终不怡，见树色益怃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与宝铨季女谈笑至夜就寝，明旦起视，已自经，足趾未离地，解拊其胸，大气既绝矣。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遂卒。”时其夫婿龚宝铨亦寓章所，长女与季女同住西厢房，龚住东厢房。据闻季女以其姊屡欲自杀，甚有戒心，（曾一次自经于树，为其所救。）是夜就寝后，甫曙自醒，见姊不在室内，即大惊，亟起而觅之，则见其自经于章所住上房之堂屋，绳悬于屋之上坎。解下，延汤尔和等救治，谓时间过久，不能再生矣。其死固颇奇也。章尝以长八尺之宣纸，大书“速死”二字，悬于堂屋，以自示其愤恚不欲生之态；其长女自经处，适当其旁云。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一九九二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