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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甲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落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画，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扇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淌，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电视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