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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不必下乡当知青，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投射纸飞机，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全国大乱结束了，中学生几乎都被赶下乡去。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占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202房，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糊桶，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208、209、311……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出校门时，雨还在下，仍在忧伤不已的我遇到了郭又军，比我高五届的红卫兵头。像我一样，他有一位工伤卧床的父亲，也有条件和理由不下乡，但他还是去了，这一次是回城来接收和指导另一批同学。他忙得满头大汗，受人之托代购了诸多新毛巾、新面盆、新球鞋，装了满满的两个大网袋，清一色的光鲜亮眼，给我一种出门旅游的气氛。一对新羽毛球拍也挂在他肩头。
“我跟你一起走。”我兴冲冲地报名旅游。
“你在那里有女朋友？”
“没有呵。”
“家里没出事吧？”
“没有。”
“那你发什么神经？”
“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
“该升学就升学，别乱来。下乡不是下棋，户口一转就不能悔棋的。”他瞪大眼，“再说办事还得讲究个组织纪律。”
又军似乎不明白，此时的学校过于凄冷和陌生，让人没法待。还能上什么课呢？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笑死人了。代数课呢，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已经向军代表报名了。”我兴奋地告诉军哥。
像后来有些人说的，我就这样自投罗网青春失足，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再转汽车，再转马车，在路上昏昏沉沉颠了两天多，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
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未见欢迎仪式（几天前已经开过了），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他们早来十几天，已累得无精打采），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饭里夹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没有菜，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让我目瞪口呆，东张西望，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墙还潮乎乎的透水。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被风鼓成了风帆状，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
还不到第二天挑湖泥，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了，就明白农村户口是怎么回事了。我其实不是没有奋斗的准备，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过豪言壮语，写过“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一类。但挑湖泥算什么？呱唧呱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牺牲，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疑似半身不遂，我以为自己站直了，走稳了，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套鞋踩在污泥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算什么？
身子一晃，像被谁重重地推了一把，我四脚朝天倒下去，引来几个本地农民的哈哈大笑。
“有牛肉吃罗！”
“有牛肉吃罗！”
我听不懂这些话。正像他们刚才冲着我说“三个脑袋”，叫喊“补锅的快来”，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差一点哭了起来。我是最后一个完成定额的，天黑时分还孤零零踉跄于工地，在冷冷的小雨中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幸好，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影，变成了眼镜片和头发上全是泥点的军哥。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只注意到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声谢谢。
多少年后，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多少年后，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上吊自杀的消息，顿觉全身发软。当时我正乘坐长途大巴，脑子里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军哥，军哥，是叫郭又军么？就是那一个喜欢下棋，喜欢篮球、唱歌时走音跑调的郭长子？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你还同我下过棋，还嘿嘿嘿地说过笑话，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加酒和灌酒，扭得我的胳膊很痛……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我要掐自己，要揪自己，要抽自己的耳光，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对不起，如果我对你后来的事知之甚少，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滑腻腻的，清亮亮的，曾飘落在我的手背——
泪水夺眶而出。
我失声痛哭起来，全然不顾司机和乘客们的惊疑，直到后排座上有人拍拍我的肩，递来两张纸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