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走了一只猴,来了一只羊。新任场长是个姓杨的年轻人,其实只是谐音“羊”。他在外当过兵,篮球打得不错,也有刷牙的习惯,当民兵营长那一阵喜欢与知青们混,讲半吊子的普通话,暗地里经常撇一撇嘴,把本地农民叫做“土皮虫”,似乎把自己的身份撇在城里人这边。
他曾拍打这个或那个的肩膀,吹嘘民兵马上就要改编成预备役,拉到中苏边境去打仗。为此,上级将给每人发一条真枪,让大家半天劳动半天练兵,每个星期日就放假打球,食堂里保证供应回锅肉,晚上放电影的话还有面条加餐……这一前景让我们十分向往,浮想联翩了好长一段时间。
没料到,接替场长一职后,他立刻变了一张脸,不仅回锅肉和电影没有下文,而且动不动就抽检知青的书信和日记,看里面有没有反动话;夜里还常到知青住房外偷听,看是否有人收听敌台。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女知青谈话,东敲一句,西打一下,时不时翻动自己的笔记本,抖落一点有关当事人的告密材料,享受对方恐惧万分的等待。在这种时候,他有一种老猫戏鼠的饶有兴趣,慢条斯理,拖腔拉调,讲话留半句,笑声掐半截,后半截压在舌根处下的某个位置,挤揉出一丝奇怪的尖声。
他把好几个女知青都吓哭过。
这家伙不会扶犁掌耙,但头戴最小号的军帽,一颗小脑袋里能琢磨出很多批斗会的新花样,对付敌人的招式不断改进,比如罪人罚站要站在高凳上,罚跪要跪在碎石上,挂的黑牌越挂越大,最后大成了整个一张门板,几乎把罪人的脖子当成起重机吊臂……他不知从哪里还引入一些奇怪的刑讯手段。把罪人绑在木梯,再将整个木梯翻转倒挂,这叫“翻身探海”。把罪人的两个拇指捆在木桩,然后从桩顶的缝隙钉下木楔,随着打手挥锤钉楔,随着木楔一分分往下挤,绷紧的绳子几乎勒断罪人的拇指。这叫“猴子献桃”。总之,自他官升一级,批斗会多出了很多鬼哭狼嚎。
有一次,是三工区一个新来的农民往家里偷运了三根木头,被他派人一绳子捆上了台,跪在一层碎石上。
“你老实交代,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杨场长这样大声喝问。
“成分?”那个盗木贼满头大汗,“哪有什么陈粪(成分)?队上每个月上门收几轮,粪池都被他们刮塌了。”
“胡说!‘成分’你不懂?成分就是阶级!”
“阶级?我家就两间茅房子,连门槛都没有,哪有什么阶级?”
“你小子装疯卖傻?‘阶级’就是……”
“我懂呵。”
“你懂个屁。这样说吧,你和刘老四走得那样近,就是他们一伙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纲领?”
“纲领?”
“对,你们的政治纲领。”
“纲领?缸(纲)倒是有一个吧?”
“谁搞的?是你,还是刘老四?”
“当然是刘老四。我劝他不要搞,他硬要搞,说这家伙比木桶好,还借了我五角钱。结果有什么用呢?他家的娃仔太调皮,上房揭瓦的货,一个石头就把它打烂了。”
“打烂了也要交出来。你们想隐瞒罪证?”
“就在他家后院里,已经不能装酒了。你们去看一下么。”
“你说什么?你是说瓦缸吧?我们问的是纲领,你同我们哩咯啷,东扯葫芦西扯叶。告诉你,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今天不挤出你的屎,你不晓得东南西北是吧?”
“你们刚才不是说缸么?我是交代缸呵。”
“纲领不是水缸,不是酒缸,你猪耳朵打蚊子去了?”
这里简直是鸡同鸭讲,折腾得双方都满头大汗。很多人忍不住笑,大甲一笑就大嘴哈哈欢天喜地,又拍手,又跺脚,一不留神往后翻,只能到板凳后面去找人了。这让杨场长脸色很不好看。
不久后的一天,大甲就为他的这一笑付出代价,更是为他多次缺席逃会付出代价,为他在篮球场上一再把杨场长撞翻并且装傻卖呆付出代价。杨场长发现他拿一张旧报纸擦画笔,刚好污损了报纸上伟大领袖的照片,立刻激动不已,两手搓个不停,摘下小军帽,往桌上狠狠一掼,当晚就把他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好小子,好小子,总算暴露了吧?你胆敢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脸上打叉叉?毛主席领导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你一家人都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是吧?”
事涉毛主席,问题比较严重了。一些本地农民不知详情,一听也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在台下大喊:
“绹起来!”
“绹起来!”
“绹起来——”
意思是吊上梁去,吓得大甲张皇无措,一对大眼睛眨来眨去的,大概以为这一次自己死定了。
“你不是喜欢笑吗?你笑呵,怎么不笑了?”杨场长更得意,“告诉你,我不是吴天保,不怕你抢饭,不怕你放刁。你是一只老虎,我今天也敲掉你满口牙。你是一条毒蛇,我今天也要让你脱层皮。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我一口气毙上七八个也只是踩死一只蚂蚁!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你三根筋挑一个脑壳也想翻天?”
没料到大甲就是命大,瞎眼鸡仔天照应,哪怕走错路也能遇贵人。不知什么时候,眼看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往梁上挂绳子,台下突然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杨场长,你讲得太好了,但你那个脸盆的事是不是也要说一说?”
大家回过头来,发现说话的是小安子,正在梳理自己一头湿发,说话没头没脑。“没听懂呵?你那个脸盆把我吓出汗来了,心脏病都吓出来了,明天就要住医院了。”她拍拍胸口,其实没出汗也没闭眼晕倒,倒是大摇大摆地起身了,移步了,挤出人群了,走到门口,径直飘向了门外。有人以为她有什么事,发现她好一阵没回转,才明白她最真走了——这家伙今天活出了几个胆?
她刚才不是冒出了几句梦话吧?
场上的静如死水变成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脸盆不脸盆的怎么啦?……人们面面相觑,议论纷纷,抓耳挠腮,争相在记忆中打捞有关脸盆的细节。若有所悟之际,一双双目光开始投向台上。对呵,杨场长不是有一个脸盆么?就是,那个从部队里带回的搪瓷脸盆,里面不是有一圈“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漆字?不想不是事,一想还真是事。天啦,大甲反对毛主席诚然可恶,你堂堂的场长也不含糊,一直用神圣无比的毛泽东思想洗脸、洗脚、洗短裤,洗臭袜子,算什么?更加难以启齿的是,你家娃仔上次吃坏了肚子,哇的一声,一口秽物不就恰恰喷在脸盆里?你婆娘来场里过夜,不是还用那东西洗过屁股?洗过女人的那种带子……
小军帽显然感受到四周目光的压迫,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情急之下振臂高呼:“革命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
台下的跟进呼号却寥寥无几。
批斗会再一次虎头蛇尾。接下来的几天,没见场长人影,直到他后来再次出现在大会上,传达什么文件,大家发现他瘦了不少,连连抽烟和咳嗽,目光躲闪,很少抬头。不知讲到哪一段,他突然卡住了,咳一声,再咳一声,然后再无言语。台下很多人发现不对劲,抬头一看,才发现他半张嘴,茫然的目光投向前方,似乎同一根房梁较上了劲。一分钟过去了,他没说话。两分钟过去了,他还没说话。三分钟、四分钟也过去了,他还是凝固成直愣愣眺望远方的形象……身边的会计又是给他的杯子加水,又是扯他的衣袖,还是未能把他从不屈不挠的远望中拉回来。
最后,他被别人请下台,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全身汗湿,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连头发梢都在真真切切地滴水。
他去了医院,在食堂里熬出浓重的中药味,慢慢恢复了正常,包括恢复了领导工作,只是落下两个小毛病:一,一见小安子就嘴角开始抽搐。二,半夜里不由自主地尖叫。这后一条当然不是什么大事,在医生们眼里,虽说闻所未闻,却也无足轻重。他在白天可以吃饭如常,洗漱如常,查工如常,打电话如常……只是一到深夜便几无例外地遭遇噩梦,或者说也不一定有噩梦,只是喉头无端地搞搞怪,闹点小动静。
据说有一次,他住进县招待所,一个同房的后生被夜空中一道尖声惊醒,面色惨白地求饶:“这位叔,你不让我睡不要紧,留我一条命吧。”然后夹上枕头和被子去走廊里睡了。又一次,他住在邻县一家旅店,店主带上警察半夜里敲门,一进门就床下、门后、被子里到处搜查,似乎不相信这里没有血迹——否则怎么会有那样的惨叫?怎么把全旅店的人都吓了个半死?
他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睡前用毛巾塞嘴,但到时候自己扯出毛巾还是叫,完全是下意识的非叫不可。无奈之下,他只好采取提前道歉的办法,特别是出差在外,总是及早向同房旅客献上笑脸,递上一根根烟,“对不起,很对不起。今天晚上可能有点那个……到时候你们莫慌,莫怕,不会有事的。”他连连鞠躬。
“对不起,我有个小毛病,今天晚上可能会……你们把窗子都关紧点就好。”他对住地附近的陌生人也一一关照。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茶场里听多了这种深夜呐喊,倒也习以为常。如同靠近海关的人听惯了钟楼报时,靠近铁路的人听惯了火车鸣笛,如果一夜下来寂静如凝,反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段,我被派去守夜,一个人在山谷看守庄稼防范野物,发现自己开始两天总是半夜里醒来很难入睡。我思来想去,确信自己不是怕鬼,不是怕野物,倒是山谷里的深更半夜太安静,成了一种难耐的惊扰。
这时候,真希望能听到往日那一声声凄厉的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