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长很快病倒了,农场乱得更加没有头绪,到第二年只好作为长期亏损单位解散。省农垦局一个工作组来了。中央一个副部长也来了,据说就是当年给场长取名“张种田”的某位老首长。场党委开了七天会,会后又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全面整顿精神,在肯定了全场员工几年来的功绩以后,宣布农场将由附近几个公社分区接管。清理财产和安置人员也马上开始,大部分知青将转到一个铁路工地去筑路。
据说可望转为铁路建设公司的职工,大家当然高兴。我们杀鸡,打狗,吃掉种籽,劈掉板凳和箱架烧火,连门板有时也难幸免。一些附近农民先下手为强,来偷铁丝,偷砖瓦,偷锄头粪桶。菜地上吃不完的菜,我们就把猪和牛赶去吃。大家要离开了,也不再怕场长,场部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意见五花八门。群众说他瞎指挥。干部说他独断专行。一个会计说他那次募来寒衣是破坏财经制度,截粮车更是耍特权,目无法纪,土匪作风。
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就可以骂他“土匪”了。
我清理书籍和行李,发现那双已经破了的胶鞋,不觉心里一动——场长呢?这个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已经四面楚歌的“土匪”,这些天来在哪里?
听人说,几天来他经常在地里走走,到天黑也不回家。那匹马被人们开枪打死。他将要调到某个农业学校去当书记,不需要马了,不能骑马了。食堂里吃马肉那天,人们看见他没尝一片,只喝了整整一壶酒。
我去看过他。房里乱糟糟的,人不知在何处。他可能还在地里游走?还在雨雾中寻找自己的女儿?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是否还将重复茅草地的欢乐和痛苦?
雨滴泼打在窗子上,拉出了很多流痕,模糊了窗外的一切。我等了好一阵,扫净了地,抹净了桌子,给主人铺好了被子。发现墙角有一双沾满泥灰的皮鞋,我取来一点一点擦拭,好容易擦出了黑色,然后整齐地摆放在床边……我终于走了,轻轻地拉上门,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动身离场的那一天,我去买点绳子和面包,在草市街看见了场长。他在冷清清的供销庙里,靠着水泥柜台,端一只酒碗,喉结在滚动。他显得老多了,背有点驼,左眼充血发红,没有女儿在身边,衣服显得还有些脏乱破旧。要不是那两道虎生生的目光,我真怀疑他是哪个瑶寨里来的贫困老汉。
他朝我点点头,勉强一笑:“喝酒不?”
我摇摇头。
庙门外熙熙攘攘,一些农民赶着农场的牛走过,拖拉机喷着黑烟摇摇摆摆,拖着农场一些财物不知要到哪里去。再看过去,又一队汽车停在城墙边,知识青年把行李挑到这里,正往车上码放。人语喧哗之中,球鞋与运动衫在晃动,让人看得有些眼熟。
场长眼里掠过一丝凄凉,喝了口酒,“你们到这里有几年了?”
“四年。”
“哦,四年,四年,好快呀……”
“是好快。”
“你们,行李都清好了吧?没掉什么吧?……到新地方要注意安全,要搞好团结,慢慢地适应水土。修铁路不比做地里功夫,经常要放炮,经常碰到塌方,容易出危险。你们做事宁肯慢点,莫慌手慌脚。嗯?”
真是奇怪,离别可以使粗人变得细心,硬汉变得心软,存怨的人忘记对方种种过失。我从他嘴里听到了母亲的口气。
远处汽车喇叭响了,大声点名的声音也在传来。他苦笑着闭了眼睛,挥挥手:“好了,你走吧,走吧,时间不早了。”
“场长,”这两个已经陌生的字,这个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的称呼,使我的声音异样,“你不去送送我们?”
“去的,要去的……”
“你会要去的吧?”
“当然,当然……”
他拿着酒壶踉踉跄跄出了门。我后来才发现,送行的人群里并没有他。也许他是怕受大家冷眼,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
汽车开动了,一片“再见”声响起来。刚驶出街口,我突然看见甘溪桥上一个黑影,一动不动。我可以断定,黑影就是场长,一定不会错。他也许正朝大路这边张望,在目送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渐渐地,黑影变成一个黑点,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但我分明看见一张老脸上痛楚的表情,眼角一滴酸泪。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这一辈子里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和我,哭小雨,哭大家……但我不会这样做。
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往事的碑石,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暖风,静静地注视过去和未来。锈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锈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与大炮在抢夺香烟,你一掌我一拳的,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
198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