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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 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尽的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除夕之夜就在这样忧郁的歌声中到来。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像样的年饭。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搪瓷缸，目光里一片茫然。 场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工区拜年。他带来了一壶酒，还有几包好烟，想让大家高兴和活跃一点。他见人就分烟，见人就敬上酒壶，讲了些笑话，什么李瞎子掉到了粪坑里，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
有个干部听出笑声太勉强，提起另一个话题：“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怕是吹牛吧？”
“胡说，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趣，“不信我就来两手给你看看。”说着把棉衣一脱，一个马步，全身运气，额上青筋直暴，脸盘子胀出了紫红色，然后是青色，然后是黑色，十个粗短的手指头随之痉挛颤抖。“嘿！”他大喝一声，脚一跺，一掌劈下去，果然劈断了砖块，劈得粉末飞溅桌椅颤抖。
好哇——有人鼓掌喝彩。
掌声一落，场长又来了个节目，挑两个气力最大的后生，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腿，看他们能不能把他掀翻。
几个节目下来，他已忙得一身老汗，可惜气氛还是不够热烈。有人不辞而别，火堆边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人不再喝彩，只是搂住双膝瞌睡。李瞎子其实并不瞎，一看这场面就故意闹腾，又是添柴又是添茶，还装装酒疯开口骂人：“李建国你这个王八蛋，我喝一口你怎么只喝半口？看不起我乡下人是么？”
“唔……”场长其实心里明白，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沮丧地穿上棉衣，摸到了手电筒。“哦，我们也该走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筋疲力尽地退场，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佝偻的身子闪入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怎么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最终眼前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那么怪谁？
好大一场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