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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巴黎的当天，主人引我们登上蒙巴拉斯最高的摩天大厦，俯瞰巴黎全景。此楼约七十层，在法国算是第一高楼。
脚下的巴黎，灰蒙蒙一片，多少显得有些老旧和拥挤。若除去卫星城，真正的巴黎并不算大，至多相当于北京二环线以内的老城区，汽车用二十来分钟可以穿城而过。绝大多数楼房高约四五层，保留着十八、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窄门窄窗，厚壁厚墙。砖铺的小街，圆拱顶的门窗，带黑铁雕栏的小阳台，都使人想起高老头之类人物的活动背景，也疑心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不知什么时候会从某个教堂里冲将过来。
巴黎之小，还体现在此地人爱用小桌、小椅、小楼道、小房间、小电梯等等。餐桌小若棋盘，咖啡杯小若酒盅，而我所住那个旅馆的电梯间，如容两人就有四壁的紧紧压迫，最后必定模压出我们对巴黎电梯古典美的深深恐惧。但法国主人洋洋得意地问我们对旅馆感觉如何：“这可是巴黎的老旅馆之一，我们精心为你们选定的！”
法国人有灿烂的昨天可以骄傲，常常看不起大模大样的美国建筑。蒙巴拉斯摩天大厦全是黑色玻璃墙面，颇具现代风采和美国味，但很多法国人一直对其十分愤怒，认为这个怪物破坏市容，非炸掉不可，誓欲除之而后快。
埃菲尔铁塔也有类似的故事。当初铁塔是为一个博览会而临时搭建起来的，待博览会结束，本该撤除。但有人觉得这傻大黑粗的铁塔也别有风味，留下来作巴黎景观之一如何？这个建议立刻引起舆论大哗，很多市民投书报纸，认为巴黎乃著名高雅文化之都会，正人君子岂能与此等丑物共处共存？如若铁塔不除，他们就永远迁出巴黎移居别处，决不苟且偷生！这场争吵热热闹闹好些年，吵累了也就算了，铁塔总算还是保留下来，赚了不少游客的钱。
如今，巴黎市政府还规定，以后的现代摩天大厦均只能建在郊区指定的地域，不得随便挤人老城区。他们没法把可口可乐、摇滚乐和牛仔裤等等“文化入侵”挡在城外，至少还能守住建筑，以维护法兰西传统的尊严。
巴黎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旧梦里，并不断清洗和修补这个旧梦。生活在旧梦中的人通常是老人，他们怀旧；通常是女人，她们喜欢幻梦。巴黎是适于老人和女人待的城市。这是我最初的印象。
在法国最痛苦不堪的事，就是与有些洋人共进晚餐。以我口味之褊狭和顽固，我实在尝不出那些生白菜和生鱼片有多好，怎值得在餐馆里从晚上八点坐到深夜一点？有时身旁被主人安插着既不懂中文也不能说英语的粮食商或中学教师，大家吃一吃又等一等，等一等又吃一吃，努力奉献出微笑、手势和礼貌的点头，实在太累。到后来，我总是上身尽量后倾，让左右两边的洋人能越过我大说法语，算是与人方便。
巴黎人又特别喜聚和惜别。尤其是在晚上，尤其是出席家宴，法国客人起身告别，中国人千万不要傻乎乎地以为人家就会走——离出门时间还早着呢。即使已筋疲力尽哈欠滚滚，主客双方还得忍着，还得继续说呵说，包括站在门口说上好一阵。在很多巴黎人看来，没有这种马拉松式的一别再别，友情就得不到文明的证明。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从明天起我一定要独自吃晚饭。
大多法国人天性闲散，不把时间太当钱，尤其是晚上泡餐馆，吃当然在其次，主要是如北京人那般神“侃”。按他们餐馆的规矩，坐客比站客要多付钱，坐在外面要比坐在里面多付钱。坐在外面就像坐在海南的大排档了。一到下班时分，巴黎街头的大排档总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巴黎的天气一日三变多阴多雨，人们难得在太阳光下坐一坐，这大概是大排档盛行的根据之一吧？不过没有太阳的时候，人们也喜欢一排排坐着看街，那大概就别有原因了。我曾怀疑那里的离婚率太髙，旷男怨女鳏夫寡妇无处消闲，便来饱览街头风景，也算热闹一番以解心中的清寂？或者是闲适之姿已成了法国时尚，已成法国人某种精神图腾仪式，不这样就不能证明自己身上的贵族遗风以及高雅趣味？
鲁迅先生说小说产生于闲逸，闲逸才会传说故事。也许法国几个世纪的文学繁荣，倒得益于这种大排档。试想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侃”爷来侃上半夜，能不“侃”出些巴尔扎克和萨特来？据说很多法国青年不愿意当老板，情愿进入工薪族，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让自己太忙碌太有铜臭味，一定得腾出更多时间来容纳休闲和艺术。这与美国或德国的主导信念真是大异其趣。很多法国女人更蔑视功利和贪欲，女子忧道不忧贫，天生丽质命系文艺，以天下文艺为己任，以至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的专家绝大多数为女性，开一个文学会，常常就像是开妇联会。有留学生告诉我：一些研究文学的女子吃少睡少，也没什么正式职业，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活的。我也见到一位攻汉学的女大学生，发现她装了一肚子关于吕洞宾的真真假假传说并自鸣得意。却不知这吕洞宾将来能否换来饭钱——据说她给人家看护小孩的临时职业就快没有了。
闲逸之风自然无助于工商，这与中国的情况相仿。法国人约会，迟到十分钟乃至半小时的现象十分常见。以此悠悠斗美国或德国人之碌碌，自然经济上要矮去一截。我到《世界报》印刷厂去参观，车间设备多数陈旧，油墨纸张的世界里居然还有好些人随意抽烟，委实把我吓了一跳。经理也没把这当回事，跟着员工们三两相聚，胡吹海侃，大概同样把车间视为大排档了——这样的企业，拿到中国来也是该整顿和改革的吧？
大排档是巴黎生活的一部分，是废话生产之地也是妙语生产之地，甚至是很多孤独法国人的精神家园。
假如说七十年代的北京像个大政府，八十年代的香港像个大百货公司，那么巴黎无论什么时候都像个大博物馆。数以万计的人杰才俊进入这个世界艺术之都，成天胡思乱想争奇斗艳不让巴黎安宁。数以千计的博物馆和画廊也藏龙卧虎，足令外来游客看累、看蠢以及看疯——据说有位诗人就是在凡·高自画像面前发作神经病的。
从名扬四海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到默默无闻的某个小酒吧，经法国人艺术眼光几个世纪来的精细雕琢，都勃勃辐射出美的热能，烤灼观赏后的感叹。法国人很在乎自己与别人活得不一样。哪怕在一个小酒吧里，一堵没有粉刷的土墙，两个粗粮的啤酒桶，几把代替壁灯罩的草扇，也总要被处置得别出心裁不同凡俗，使你深深欣悦于法国人的创造性，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艺术富有和艺术挥霍，乃至一种艺术无微不至和无处不在以后的压迫，几乎透不过气来。
法国人玩生活。富有富玩，穷有穷玩。有一个破旧的电话机商店，橱窗里是用老式电话机和旧电线旧零件拼成的图案，也别有趣味。另一个商店专营石头，主人把各种色彩和各种形状的石头取来稍作加工，也就成了抽象艺术，成了或悲寂或幽默或热烈的精魂，可为主人卖得银钱。
最无用的地铁废票也被他们玩着。像中国一些民间艺人编织草虫草鸟，常有法国人在地铁站收集废票，随手编成飞禽或人脸什么的，编好了，插在什么地方就走了。你没法找到这些不求报酬的匿名艺术家。
法国政府力图充当艺术爱好者。与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法国设有文化部，而且是内阁第一大部，地位在国防部、外交部之前。尽管移民压力沉重，管理当局仍然十分风雅地特许外籍艺术家滞留法国，优惠提供长期签证，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慷慨得多。又建造外籍艺术家大楼，免费或低费供一些疯男女吃住，夸示其大庇天下寒士之雄心。巴黎的公共厕所收费，公园和某些博物馆倒是免费，显然需要政府狠狠心拿出钱来补贴。
卢浮宫的古典艺术肥厚得几乎腻人，任何游客都没法将其完全消化。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抗德，法国人把卢浮宫的珍贵展品全搬上火车，依托铁路与敌人躲迷藏，一直到战争结束才驶回巴黎。所有展品的包装搬运都是由法国男女义务干的。更重要的是，经战争劫难，护卫展品的不少人死了，而展品一件未损一件不少，也未被谁塞一点到腰包里去。这真是一个奇迹。
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法国人就是为了保护巴黎的建筑艺术免遭轰炸，向德国侵略者不设防地敞开了城门，不惜俯首称臣。艺术与气节在轰炸机下不可两全的时刻，法国人能做怎样的选择呢？
很多法国人没有选择气节。问题是，如果因艺术而放弃气节，那么这种艺术是否比一片抗击强暴的废墟更让我们感动？
诺曼底海滩举世闻名，因为它是第二次大战期间英美联军大举反攻时的登陆点。当地电台记者问张辛欣访问此地的目的，我开了句玩笑让中国新文学也在诺曼底登陆。”说得记者也笑了。
海滩靠近刚城。该城在战火中被炸毁大半，仅有几个古旧城堡和教堂得以幸存。游客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太块弹片在绿茵草地上兀然冒出，被人们小心保存下来，成为一座座纪念雕塑，成为战争钉入今日的黑色记忆。
刚城十二万人口，整洁而宁静，先辈大多葬身战火，但不是遭纳粹杀害而是死于美军轰炸机之下。故刚城人民虽仇恨希特勒，但提起诺曼底之役另有复杂情感。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否正义，是生者讨论的问题，对死者来说没有意义。只有深深厌恶战争的人，才有资格代表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是正义战争的胜利似乎也不值得庆祝，不应该庆祝——这种胜利应充满着沉痛科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非失败的失败。
但胜利者是热衷于回忆和庆典的。时值诺曼底战役四十四周年，很多英美老兵胸前挂满缤纷勋章，来这里旧地重游，在街上挺着大肚子壮怀激烈牛气得很。我向他们鼓掌，但也担心他们会招来某些窗口射来的恨恨目光。
不少死者的后人居然也热衷庆典——把庆典当作活跃当地经济的发财机会。这几天，刚城商贾们兴高采烈，争相倾售战时的破钢盔旧军旗以及各种纪念品，搜刮旅游者的腰包。他们不需要为死人活着，不需要向那些当年投来炸弹的美国老兵和德国老兵保持仇怨或同情，只是兴奋地点着钞票。
六月六日，登陆战役纪念馆落成庆典隆重举行，市长给我们送来请柬。儿童们在主席台前升起了所有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国旗，各国军乐团依次人场。显得颇不正经的爵士乐如旋风卷来，给盛典注一剂牛仔风味，令全场嘻嘻哈哈地活跃，一听便知道是美国佬入场了。苏联乐团则奏响激烈而严峻的《马刀舞曲》，似乎不苟言笑，仍有苏维埃的声威。
东德和西德均有乐团参与，受到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此时已不计胜败敌我，掌声成了大家共同的语言，无须翻译的世界语言，炫示着人类的宽厚、大度以及健忘。最后，有法国军乐团压轴，高奏着《马赛曲》，于是观众席上很多白发老兵立刻自动地肃立举刀，刀尖在阳光下爆出刺目的光花。
密特朗总统和总理也来了，从巴黎坐直升机直抵会场，徐徐降落。大概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工作人员布置会场时，竟忘了给土坪大量洒水，结果哒哒哒的机翼卷起满天黄尘，使恭候在停机坪的一大帮衣冠楚楚者，市长、将军、大使以及其他达官显贵什么的，全被尘浪扑打得尘垢满身，狼狈不堪。
总统只好装着全然不知道，抓住那些脏手照例握起来再说。
此时，一大片白色海鸥从海滩那边遮天盖地飞来，十分优美和壮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诺曼底的四万亡灵，在向故人们送来白色的倾诉和绝望——于哑默无声的飞翔之中。
乘火车去圣·纳赛尔市，法国西海的一个边远小城。独自远行，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看各种告示牌，以英文度之也可猜出个七八成。很多法文词与英文词同源而近形。
列车十分整洁和舒适，整个车站似无人管理，自动订票，自动检票，人人都低声说话，或各自看书报。尤其是头等车厢里集纳着人们的尊严，谁都不苟言笑，一脸上流人物的傲慢持重，决不轻易开口向邻座搭腔。这与小酒吧里的情形迥异——小酒吧是脱去一切尊严感之后的男性精神浴室，谁都可以拍别人的肩膀，大讲粗话，猛说隐私，哈哈大笑。
到车站来接的是C。法国人初识时须称对方的姓，熟了才可以呼名。C即是名。他胡子未修理，衣装乱而旧，爱喝酒，英语有点烂，如Place总是发言为base。你须张耳细听，才可慢慢猜出他的意思。为了让他听懂我的话，我常常不得不按照他的习惯也把音发错，真是冤枉。
看来这里能说英语的人，比巴黎少多了。
不能多说，只好多喝。C领着我一家家酒吧串过去，进去就坐，坐下就喝，弄得我有些紧张而且晕头，头重脚轻地跟踉跄跄。小地方的人通常比较热情。电影院给我免费入场证，汽车公司给我免费搭乘证，我醉醺醺地一一笑纳。
圣·纳赛尔只有七万人口，街市总是很清静。第二天，c来看我，能说出我与他分手之后独自干了些什么，去了哪些地方，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他是早上坐咖啡馆时听来的，似乎各咖啡馆里都在议论这个新来的中国人，全城人都在交换和总结着有关我的情况——我暗自庆幸还不曾去过下流场所也不曾干坏事。C又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个既不懂英语更不懂中文的警察、酒店老板、卡车司机，敲定一个个吃饭的计划。我苦于酒量有限，对这种热情的“吃喝风”颇为恐惧，只能把“NO”字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坚定，使C不免有些扫兴。
后来，他还是让我见识了他的几位文学朋友。一位是右脚有点跛的阿根廷老头，教授拉美历史，写过不少小说，只是总要在厕所里耗去很长时间，大概是腿不灵便的缘故。但他的眼光极亮，温和而善良，一看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的好老头。还有位女记者叫安娜，总是在义务性张罗各种文化活动。据说她与朋友们筹资出版一些文学作品，但大半是赔本，因此得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来讨钱，拉赞助。
C醉了，说的英语更不可解了。他又说了很多，我只能木然。我调侃他：“你别跟我说法语，别跟我说意大利语！”他哈哈大笑：“你不懂法语是好事，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可能觉得人家很聪明。要是听懂了，你就会发现法国人说很多蠢话和废话。”一他说自己在南美洲旅游时，就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
他说这些话倒是很聪明，而且让我听得懂。
他说他更愿意住在小城市，不愿意长久待在巴黎。巴黎人有什么呢？与你分手时常常热情洋溢，约定再见，就是不约定具体时间和地点。你对这种模糊空洞的约定切切不可太认真——他一再瞪大眼睛警告我。
C还多次在我面前表示，他的生活中至少有八位女人。但他瞧不起妇女，抱怨现在每一天都似乎成了妇女节，抱怨巴黎那些解放妇女简直同男的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占个强，那叫男人还活不活呵？话头一转，他吹嘘自己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可后来我到他家里去时，发现他酒醒之后其实什么都干，包括做饭和涮碗，包括给妻子点火抽烟，包括为妻子拿鞋子寻袜子拍灰什么的，对妻子的每一文学观点都热烈拥护并加以深人论证。他实在不愿赞同妻子的共产主义信念，但也不敢怎么争辩。
他妻子D是本地人，幼儿园的教师，曾开车带我去看她的娘家，访问小河边的一个村庄。我们在小河里撑船，看周围的沼泽地，芦苇荡以及野鸭子。她惊讶我居然会撑船，我说这没什么奇怪，我下乡六年，是个乡下人。
她总是提心吊胆注意着远处一匹马，担心那匹马突然冲过来。我这才发现，这里有很多野马，威严挺立，昂首四顾，守护着西海岸的宁静。
不记得是哪一张报纸载文称，从整体上说，法国男人的风度在世界上该算首屈一指。与这些高卢人的后裔相比，美国人太过粗放，英国人略嫌拘谨，德国人的目光有些冷漠，日本人和中国人则难掩浮躁。法国男人出门前总要刮脸梳头，即便是巴黎的乞丐，也时常有衣着光鲜风度翩翩者。法国的男人尤爱展示自己对女性的宽容体谅。他们开车，有偶尔违反一下交通法规的癖好，自娱自得于自由不羁的国民性，但只要见女士横过马路，便远远地减速、停车，无论豪华奔驰或破烂卡车一律如此。排队买电影票，从未见过男士插队，“夹塞子”的只会是女流。她们也从不会招致男士的指责。从队列中发出不满嘘声的，只会是女子。如果这些心怀不满的女子旁边恰好有男伴，那男伴必定将她搂近身旁，温存地哄着，直到前面那女“塞子”买到票离去为止。
好男不与女人斗，好男不计女人过，这种对女人的优宠是否也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照顾甚至蔑视？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正是这样提出疑问的。“女士优先”之类的法则常常宠出她们的恼怒。她们甚至还指责现存语言是男人的语言，因此她们很难用言语来真正表达她们的感受和主张。
法国男人对这种指责仍然微笑以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想想看，男人当到了这分上，还要怎么办？
他们立如柱，坐如钟，不辱“男士”这一个词——英语中，“男士”与“绅士”同为gentleman，词义源于优雅、高贵、温和、耐心等等。法国男人大概算得上欧洲这一文化传统最精致的体现。
报纸上还说了一件事。前不久，一个黑大汉喝醉了，在某地铁站无故打人，从这个车厢闹到那个车厢，连劝解者也挨了几记乱拳。几个车厢的法国男人皆立如柱坐如钟，似乎没看见，继续关心着自己手中书报的艺术或哲学。唯一北欧男子路见不平，去与黑大汉论理，结果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眼看着司机也不敢管，最后还是一些妇女忍无可忍，组成人墙，保护了那位北欧人，把事情了结。比起某些法兰西先生们来，那位北欧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劳而无功，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在脂粉们的救护下一跛一破离去，自然是十分缺乏风度的。
我当然喜爱那些法国男人的风度——在没有醉鬼向我暴力攻击的时候；正如我激赏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闲适、飘逸、超脱和虚净—— 在没有外敌横行和暴政肆虐的时候，没有人血横流的时候。美一不留神就成了丑。美不可凝固为一种仪态和一种时尚，人们是否明白这个道理？
我相信法国男人们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些创造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的男人，在革命和战争中流汗流血的男人。他们可能有种种女人不能原谅的毛病，但如果出现在这一天的地铁站，至少不会在暴行面前优雅地袖手。
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唐人街吃饭。饭后付款，餐馆女老板面带愧色，合掌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收了你们的钱。我有些奇怪。吃饭埋单，天经地义，她何出此言？
朋友出门后告诉我：这位女老板是被国内来的一些民主派吃怕了。那些人领了法国政府的生活费，但今天在这个餐馆开民主讨论会，明天在那个餐馆开民主研究会，统统吃饭不给钱，好像是从浴血奋战的前线归来——老子吃你几餐鸟饭还要给钱？
原来如此。这使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某林业局挂职副局长，常跟着书记或局长到下面去开会，白吃白喝不算，饭后每人还白拿一条烟。你如果想洁身自好又不得罪同行，不拿烟可以，但千万别拒绝，最好是含含糊糊去上厕所，等他们把烟塞进皮包后才返回来装聋作哑。老百姓把这种会叫作“现场(尝)会”、“常(尝）委会”。有意思的是，执政党中有人热衷此道，反对派中也有人“会”术高超，只是把会名稍改，开到外国的唐人街来了。
我这位朋友旅法多年，也算是一个民主派，每每对许多同志的表现痛心疾首。他又说起一件事。前不久闹了一场“民主广播船”的风波。其实，台湾当局早就通过很多渠道，表示不容许这条船去台湾近海对大陆广播，不愿意因此添麻烦。旅法的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瞒着洋人们，仍然到处慷慨激昂，准备勇敢献身，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模样，骗得洋人们纷纷掏钱赞助。结果，少数人把洋钱赚足了，但隆重的启船誓师大会上，只有傻乎乎的外国各界要员前来致辞欢送，只有一些受雇的洋水手登船出发，但汽笛一拉响，船上清一色的洋面孔，连一个中国猛士也没有。
船至非洲某港口，有一位台湾记者登船采访，算是船上唯一的中国种。
这条二手船踉娘跄跄，一路上又是轮机有毛病，又是冰箱不制冷，走得十分艰难。好容易到了中国海域，船上人才知台湾方面早有禁令，不免大呼上当。回头看去，当时慷慨激昂的中国人裹胁赞助款，早已无影无踪。
“唉，”我这位朋友叹气，“外国人幼稚得像中学生，哪是中国人的对手？”
在他看来，很多外国人确实显得幼稚、简单、书生气、一根筋，即使叛逆得吸大麻或裸体上街，仍不失欧洲人文传统的种性，比方说他们经常会认真地对待宣言口号。其实，时代渐人世纪末严冬，信念越来越多地成为利欲的面具。在好些人那里，钱就像数学中的零：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那么钱乘以任何宣言口号都等于钱——这是隐藏在一切政治演算之后的基本公式。故专制能发财，民主亦能发财。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没有资格来谈论宣言口号，尤其没有资格与某些中国政客打交道。
我们多少懂得这一点，但这种国产世故是值得我们深感荣耀还是深感耻辱？
我与朋友坐在卢森堡公园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落叶飘零，石头椅子很冷，很冷。巴黎正一寸寸融人金色的夕阳。
我在圣·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家”，是一幢雅静的别墅。两层楼的六间房子四张床三个厕所全属于我，怎么也用不过来。房子前面是蓝海，旁边是绿公园。很少看见人——除了偶尔隔着玻璃窗向我叽里哇啦说些法语的公园游客。他们无一例外是来找公共厕所的，这幢公园边孤零零的房子，只可能被他们误认为厕所。
我向这个友好的民族一次次声明：这里不是厕所。
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个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标，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法语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流，使你感触到实在。那里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因此你跳下去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你把吊灯作第六次或第六十次研究，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开始发疯了。移民的日子是能让人发疯的。
我不想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气也缺乏兴趣。曾问我想不想留在法国，他的市长可以办成这件事，他父亲与法国总理也是好朋友。我说我非常热爱和羡慕法国，但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守仓库或卖家具？当文化盲流变着法子讨饭？即使能活得好，我就那么在乎法国的面包和雷诺牌汽车？
很想念家里——似乎是有点没出息。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而是惦念亲人。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是她们的愉快和安定感。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想象母亲、妻子、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隔着万里守候她们睡到天明。电话就在身边，随时可以通话。市长说政府可以为我付费。当然，电话太多会对不起法国的纳税人，隔着大洋谈谈怎么做面条的事，她们听了也会觉得滑稽和奢侈。我要女儿从电话里爬过来看看大西洋，她说我没有那么小，怎能从电话线里爬过来？
爱国主义有时成为政客的骗术。是爱国土（country)，是爱国族(nation)，还是爱国府(state)中国的“国”字多义，常常含糊以用。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果爱国主义是成立的话，那么下延爱省主义乃至爱县主义，上延爱洲主义乃至爱球主义，也是可以成立的。没有道理不让人爱他县、他省、他国的土地，比方说爱一把日内瓦或亚马逊河。但我相信，即便欧洲的“祖国”这个词几乎成了皱粹“光头党”的标志，即便有人因此而特别反感这个词，但他或她也没法不时常感怀身后远远的一片热土——因为那里有他的亲友，至少也有他的过去。
时光总是把过去的日子冲洗得熠熠闪光，引人回望。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逾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療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哪里对呀？也许舒伯特在歌颂宫廷或爱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浑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的。就像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怆，即便是赛马曲与赶集调，那也是带泪的笑。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中含悲。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我得心虚地供认，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将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会对故乡办公室里的阴谋和新闻广播中的虚假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漂四方的游子无论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
1989年至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