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坐在青旅沙发上。

来得太早了，才刚早上9点，保洁员还没开始打扫，最早也要到下午2点才能入住。好在公共休息室足够宽敞，摊在软席沙发上，全身筋骨一下子松散下来。坐在身边的是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妻，看来南美的青旅倒是没有年龄限制。老先生戴着花镜专注地按着手机，老太太用两根食指费劲地敲着笔记本上窄小的键盘，一缕晨光将他们的银发照得丝丝发亮，他们彼此一直没说一句话，但我却非常羡慕这样的晚年，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

我想起另一束耀眼的金色光芒。那是在今天早晨，当飞机朝向圣地亚哥方向准备降落时，机长通过广播让全体乘客往左看，舷窗之外，初生的朝阳将安第斯山脉向阳的一面雪坡映成金色，第一次在空中俯瞰日照金山，心情瞬间舒畅起来。

不过这次旅行的开局可一点都不舒畅。时间退回到两天前，那天上午我一直在家里等签证。旅行十余载，还是第一次在出发当天仍旧没有拿到通关文牒，就像要去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出发时才发现手无寸铁。我给领事馆打了一上午电话，每次接通后听到的都是提前录好的西班牙语和中文问候：感谢您致电智利领事馆，如需帮助请按9，可按键一转，永远都是忙音。也因为迟迟没有拿到签证，我既没有订酒店也不敢出机票，还没出发就抱定随遇而安的心态，可这是一种被动的随遇而安，并直接影响了食欲。

中午爸爸做了好几道菜为我送行，可我却吃得淡然无味，因为能不能走还是未知数，没吃两口就撂下筷子。电视聒噪地响着，每个字都能听懂，连在一起却没有意义。此时的自己就像被签证官紧锁在抽屉里的那本护照，四周漆黑一团，连呼吸都不通畅了。

不过夜越黑暗，看到曙光的那一刻才越狂喜。下午两点，就在我拿起电话准备重拨时，它竟先声夺人，电话那头冷冷地说：“你好，你的智利签证已经出签，可以过来取了。”虽然这声音比自动答录机更加冷漠，可它却像注入身体的一针强心剂，不过是几滴冰冷的液体，却能把全身细胞一下子激活。这句“已经出签，可以过来取了”简直跟蓝色灯怪对阿拉丁说“小伙子，我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愿望”具有同等功效，还眉飞色舞，还满天焰火。

其实我的愿望简单得只有五个字：我要去南美。

对我来说，去南美背包旅行是个藏在心中很久的梦，如果把环游世界比作一个闯关游戏，那么南美之旅将是这个游戏里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迟迟没有动身前往南美大陆，不是不想，而是总被各种现实条件制约。

路途远花钱多自不必说，最大的难题出在签证上。虽然刚刚拿到了智利签证，20天前也获得了阿根廷签证，但按照我的旅行路线，还差一个最重要的秘鲁签证，可我已经没时间在国内办了，那不知又会耽误多少时间，很可能办好时阿根廷签证已经过期。所以只能先到南美再说，然后走一步算一步。

语言不通也是一个大麻烦，绝大多数南美人讲西班牙语（除了巴西人讲葡萄牙语），若想旅行得更接地气，至少要掌握一些最常用的词句。出发前我特意找了一个西班牙语老师，西班牙小伙搂大卫（他每次自我介绍时会说，搂是搂搂抱抱的搂，大象的大，卫生间的卫）放弃了老家的高薪医生工作跑到中国来当流浪歌手，他的中文极好，好到可以用中文写书。有一次我问他的助理去哪儿了，搂大卫说助理回北京了，上了一个研究生。我说那不错啊，好好学习去了。搂大卫眯起眼睛笑着说不是不是，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个研究生。瞧这“上”字用的，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我们的教学工作在丽江的阳光下进行了两个星期，从最基本的音标语法到一些旅行中的常用词句。我想起什么就先在本子上写出中文，然后他在旁边标注西班牙文，比如：机场、火车站、行李寄存处、冷、热、厕所在哪儿、我要吃饭、我来自中国、我爱你，“三字经”等等。当我把“可惜明天就要离开，舍不得说再见”写在本子上时，搂大卫皱起鼻翼问我：“用不用这么文艺啊？你确定能用得到？你确定用得到的时候你能说得出来？”我咧嘴一笑说：“用得着的时候，我就拿出这张讲义对着念。”

除了签证和语言关，因为知道南美治安不好，我不得不为这次旅行买了双保险——所有重要装备都有备份。我带了两台单反相机、两个手机、两张信用卡，分别放在不同背包里，即使其中一套被偷被抢，旅行仍旧可以进行到底。这么做的好处跟坏处一样显而易见：心里踏实的同时，行李已然超重。

时间总是公允。正如你的一天是24个小时，我的也一分不多，一秒不少。我以为时间也总是匀速前进，可在那个通知出签的电话之前，时间慢得像蜗牛爬，在那之后，时间又一个跟头栽下山顶，快得让我看不清掠过眼前的风景。我收拾好行李，坐动车从天津到北京，去领事馆取签证，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确认出票，好在起飞时间是在第二天凌晨，一看时间还富裕，又约了两三个朋友在三里屯见面。大家都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我笑着说没事没事，可心里却直打鼓，真的会没事吗？毕竟，我要去的可是马尔克斯笔下那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神奇大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为了去看那个梦寐以求的世界，我已做好迎接一切危险与麻烦的准备。

晚上10点半，朋友把我送到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自从T3抢走T2大部分国际航线的生意，这里的国际候机区就变得风光不再，这个时段只剩下零星几个红眼航班。那些在免税店购完物刷完卡的人再也找不到事情做，纷纷回到登机口旁的座位上打起瞌睡。坐在我对面的金发美女双目微闭，脑袋不听使唤地一次次朝下点着，我看着都替她难受。

从登机口的玻璃幕墙往外望去，一架法航客机稳稳停在夜色中，机头机翼机尾闪烁出的光辉勾勒出它的庞大轮廓，两个小时后它将带我飞往巴黎。这将是我有生以来耗时最长的一次飞行，从北京到巴黎要11个小时，然后转机停留19个小时，再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又需要14个小时，11+19+14=44。哦，我的天！

虽然飞行时长将近两天两夜，可我却从没为时间虚度而感到无聊，因为还有太多行前功课要做。

首先是设计旅行线路。人们熟知的南美景点星罗棋布，安第斯雪山、亚马孙雨林、复活节岛人像、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随便拉个清单都能让人狂咽口水。可这次旅行我没打算走常规路线，而是选择了格瓦拉在《摩托日记》中走的那条路。这条路从阿根廷到智利再到秘鲁，现成的旅行攻略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这本《摩托日记》就取代以往旅行必备的LP（孤独星球）成为我的南美旅行圣经。我要先在书中找到中文地名，比如我在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本）倒数第3行看到一个叫作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的地名，然后在地图上仔细看了半天才找到一行小字写着San Martin de los Andes，再把这些点连成线，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摩托日记之路。由于所有地名都隐藏在字里行间，这让设计线路几乎成了一个寻宝游戏。

除了设计旅行线路，还有一个让我一直纠结的问题是究竟应该直接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马上开启全新旅行，还是应该先在圣地亚哥逗留两天把秘鲁签证办好，因为网上传言圣地亚哥的出签率很高。我担心一旦到了阿根廷办不成，再回智利后又错过了办理的黄金时间。思前想后，终于决定还是应该稳扎稳打，于是在巴黎转机时预订了这家位于圣地亚哥老城区的安第斯青旅。

在飞机上我还草拟了几个问题，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旅行找到答案，因为独自旅行时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不被外界打扰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特别适合深度思考。我拟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旅行者的职业化，读书和行路究竟哪个重要，如何在旅行中获得内心的平静，等等。另外我知道格瓦拉在摩托日记的旅行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我也希望这次旅行能够为我解答一些关于信仰的疑惑。不过是否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安第斯青旅在南美洲排名靠前，我也一目了然地发现了它的好。老城区是游客最密集的地方，从地图上看，这家青旅周边景点众多，去哪儿都比较方便。除此之外，这里不仅硬件够硬，还把软服务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这种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作人员的热情友好，还有氛围的轻松自在，让踏入门槛的每个客人都能很快放下防备，融入其中。当坐在身旁的两位老人起身时，我微笑着跟他们打了个招呼，他们神态放松，也朝我点点头。

现在是圣地亚哥时间5月9日上午10点，也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是我的标准上床时间，眼皮已经在生物钟的操控下开始打架。但我必须强打精神，先用手掌拍了两下脑门让自己保持清醒，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无线网络。首先要预订秘鲁的机票和酒店，机票行程单和酒店预订单可是申请签证的两个必选项，再加上之前已经准备好的存款证明、信用卡复印件、护照复印件、两寸白底照片，我在脑子里把所有签证资料一一打钩，然后把它们码放整齐放入档案袋。跟前台姑娘询问秘鲁大使馆的地址时，她耐心地帮我在地图上标出，还告诉我该怎么坐地铁。

走出青旅大门，阳光照耀的圣地亚哥气温舒适，有点冷，却还没冷到需要穿秋裤的程度。

二

使馆区位于圣地亚哥新城，这里环境清幽，绿化度极高，气质上与熙来攘往的老城截然不同。许多装修高档的餐厅隐身其中，倒是不怕别人找不到，反正在使馆上班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一传十，十就能传百。路过一家叫作Merken的餐厅，外墙上涂满斑斓夺目的色块，就像看到了南美人张扬的性格。

按照地图所示，从地铁站出来没走多久就到了秘鲁大使馆，可它浑身包裹着只有建筑工地才用的蓝色塑料布，原来正在重新装修。蓝布上贴着一张塑封的A4纸，上面打印着签证处的新地址。我在地图上定位，不算太远，就在五个街区之外。

临时签证处一如它的名字，看不到永久性设备，桌椅板凳都是活的，仿佛可以一夜搬来一夜搬走，连排号的纸条都不是从机器里吐出，而是由问讯处的工作人员手写。叫到我时，赶紧抱着一摞申请资料走到签证柜台。窗口后面的签证官40岁上下年纪，黑头发黄皮肤，有几分东方人长相，软塌塌的头发三七分，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时音量不大，气质儒雅，我猜他平时也不怎么爱生气。他接过我的资料低着头从前往后翻了一遍，再抬头时用手扶了扶眼镜上的鼻托。

“你好，你去秘鲁干什么？”

“旅游。”

“我看了你的资料，基本没问题，但是……”——万事都怕“但是”——“少了一份在职证明文件。”

“我没有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法开在职证明啊。”以前申请欧洲签证时，在工作一栏我填的都是自由职业者，也从未被要求提供在职证明。

“那你平常干什么？”

“每年用四五个月在世界各地旅行。”我没有吹牛，我把自己写的书作为补充资料递给他看。

“我也喜欢你的工作，咱俩能不能交换？”他竟然开起玩笑，又继续说，“可是你提供不了证明，我就没法向上级提交报告，这是我们使馆的规定。”

“您看我都已经在南美了，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通融？”

签证官想了一下说道：“我本人相信你的确是去秘鲁旅行，可规定就是规定。或者，你可以去你们国家的使馆咨询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出一份领事函，说明你是谁，来自哪里，只要上面有公章，我就可以用它替代在职证明，然后给你发签证。”说着他就把我的资料从窗口里推出来。

使馆区的意思就是各个使馆都挨得很近。从秘鲁签证处走了三个街区就看到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感到亲切的同时也泛起一阵忐忑，之前从没跟中国驻外使馆打过交道，完全摸不清他们的出牌套路，是拔刀相助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越想越忐忑。

使馆的铁门牢牢紧闭，原来已经过了上午的办公时间。

于是中午我在Merken餐厅点了一份商务套餐，可越吃越困，就差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现在别说拍脑门，就是自己抽自己耳光都不太管用，唯一能跟睡意抗衡的，只有心中的惶恐。虽然还没踏入使馆的大门，但感觉这事儿凶多吉少。又想这次旅行可真是出师不利，看来跟签证作斗争也算是取经路上要面对的九九八十一难了，这想法又让我一下来了斗志。

下午两点，我按照办公时间第一个来到中国大使馆，可等了一刻钟，仍旧大门紧闭。我按响电铃，不一会儿，从呼叫器里传来一位中年女士的声音。“下午好。”那个声音用西班牙语说道。我想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应该都听得懂中文，就小心地用中文说：“您好，我来自中国，有事情求助使馆。”那个声音从西班牙语改成香港味的普通话说：“领事在开会，你明天来。”说完这句话，呼叫器上的背景灯同时暗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轻车熟路地来到使馆，再次看到国旗时，忐忑依旧。这次铁门是敞开的，我把护照交给警卫查验后，昨天那位说“港普”的女士把我带到领事办公室。

领事看起来已经快到退休年龄，身材高大，留着大背头，穿灰色高领中山装，手里端着一个白瓷茶杯，无论打扮还是做派都像活在改革开放前。领事先生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我，气氛有点冷。

在我说明来意后，他说道：“我没法给你出领事函，我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语气听起来有点不耐烦。

“麻烦您了，就是一个简单的证明，您帮帮忙。”

“办不了就是办不了，什么简单证明，我要承担责任的！”不知不觉中，他的声调升了八度。

“您可以给我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局打电话，一查就能知道。您看我也不像坏人。”我想用最后这句调节一下气氛，还挤出两声干笑，可笑声还没落地就听到领事大声说道：“什么不像坏人，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坏人，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不能办就是不能办，我没有这个义务！”

局面已经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我还想垂死挣扎，就把护照翻到第一页，对着上面的文字念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然后又鼓足勇气继续说道：“您作为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帮一下自己人呢？”

“你现在可以离开我的办公室了。”他下了逐客令，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他心里的话就是：你给我滚！

走出大使馆，我竟茫茫然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走着走着，双脚又把我带回秘鲁签证处。再进去试一次吧，死马当活马医也好，不能就这么放弃。

签证官还是昨天那位，当他知道我尝试无果后，再次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那就下次再来秘鲁吧，反正马丘比丘（Machu Picchu）永远都在那里。记得下次出国前一定先办好签证。”他的语气还是那么轻松平和，就像一位长者在安慰一个受伤的小孩。反观中国使馆那位领事，态度简直是180度转弯，这还是面对本国公民，不过可能也只敢对本国公民这样。

抵达南美后的36个小时，我不是在签证处就是在前往签证处的路上，大好时光付诸流水。又自责判断失误，早知如此就直接去阿根廷了，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拿不到秘鲁签证，接下来的旅行计划就要相应调整了，因为《摩托日记》中的一多半故事发生在秘鲁。策划了那么久，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我的B计划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打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秘鲁签证处再碰碰运气。

格瓦拉当年也遇到跟我相同的麻烦。他第一次申请秘鲁签证时也被拒签，理由是他的祖国阿根廷拒绝给他发领事函（就跟中国大使馆不管我一样），但后来峰回路转，格瓦拉在《摩托日记》中写道：“我们只能向大使馆求助，但是他最后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还给我们发了去秘鲁的签证，收费400比索。”

看来凡事只要不死心，就还有希望。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提供正能量。

三

从安第斯青旅步行五分钟就能走到武器广场（Plaza de Armas）。这里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卖艺人各自划分地盘，只不过把京剧换成歌剧，把武术换成街舞，把相声换成脱口秀。只要他们一亮相，总能围拢过来一圈游客。每轮表演结束，卖艺人就把黑礼帽翻过来捧在手心，然后走进观众堆里，一边收钱，一边向大家道谢。反正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继续烘托人气，这种商业模式在古今中外竟没有什么不同，艺人们虽然没法发家致富，但也足够养家糊口。

本来昨天晚上就想来武器广场，可回到青旅后马上意识模糊，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倒头睡到半夜两点，醒来后却再也睡不着了。这该死的时差！这该死的生物钟！而且我从出发那天就开始便秘，已经连着四天，现在一走路总觉得身体比之前重了一两公斤，还老爱放屁，看来身体还没跟上旅行的节奏。再加上这两天被秘鲁签证搞没了心情搞没了胃口，竟有点自怨自艾，跑这么远，心累身体更累，简直活受罪。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常年在外的旅行者有这种想法也挺奇怪的，我只能把这归结为时差错乱导致的心理低潮期。虽然以前也犯过同样的毛病，却从来没有这次严重。难道是想家了？我赶紧斩断这没出息的想法。

说来凑巧，今天我在武器广场看到了三个小丑。

第一个就是那种最常见的，身穿肥大的红白条纹衣服，脚踏码数大了一倍的尖头皮靴，头上顶着蓬松的绿色假发，脸上用橡皮绳绷着一个红鼻头，他走到哪里，孩子们就围到哪里。小丑握着一根筷子一样的铁棍，棍子的另一头焊着一个环形铁丝圈，他把铁圈浸在肥皂水里，然后慢慢提起，就拉出一道圆柱形的水晶膜。他小心翼翼地把铁圈从水平位置转到垂直位置，那矮胖的圆柱就成了一条空心隧道，还闪着彩虹般的光芒。只见隧道越来越长，随着啪的一声轻响，化为乌有。孩子们不干了，吵着让他再拉另一个。

第二个小丑其实是一群小丑，只不过他们都打扮成相同的模样——《蝙蝠侠前传》里希斯·莱杰的小丑造型——浑身上下的衣服比乌鸦还黑，脸上敷着石膏色的粉底，一边一个黑眼圈，鲜红的嘴唇一直延伸到耳际，这身打扮要是出现在子夜时的墓地，一定非常惊悚。这群小丑看起来属于某个大学舞蹈社团，他们并没有表演节目，而是在排练一场现代舞。站在最前面的舞蹈教练把连贯动作分解，然后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地指导学生跟着节拍做出各种扭肩甩头的动作。他们选择在这里排练，不仅练了舞，更练了胆，这样正式演出时就能专注于动作，而不会再去顾虑观众的目光了。

在武器广场上还有一片专属画家的区域。画家们各自忙碌，有的在帮游客画肖像，有的在临摹广场上的街景，还有的在专心致志讨价还价。游客是消费的绝对主力，不用揣测我就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也是游客。除了看画作的颜色和主题是否称心之外，还要考虑这画买回家后摆放的位置，另外是否方便携带也是考量要素之一。即使我喜欢某幅作品，可一想到后面还有两三个月要走，背着抱着都不方便，这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有的画家专门画那种五官比例夸张的人物素描，可我说的小丑并不是丑模丑样的丑。第三个小丑其实是一幅油画的主角，与之前两个不同，在他的眼角，存着一滴眼泪。

我想起前几年看到的另一幅小丑照片，那是一张肖像照，真人出镜，挂在莫斯科马戏团散场通道的走廊上。照片上的小丑残妆半卸，那张脸就像是用湿毛巾随便抹了一把，完好的妆容花得姹紫嫣红，让他更像小丑了。在他的眼角，同样挂着一颗晶莹的泪。

在看过几场原汁原味的马戏表演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在马戏团里地位最高的并不是驯兽师和飘来荡去的空中飞人，而是小丑，他负责串场和救场。当舞台转换，小丑出场，聚光灯只关照他一个人，他玩抛接球，可就是永远接不住，他玩喷火，火星差点燎到他的假发，演技不是太烂而是太赞。当演员失误，小丑出场，他把一个个玩具抛向四面八方的看台，孩子们的注意力就被瞬间转移。

百老汇音乐剧《小夜曲》（A Little Night Music）中有一首插曲就叫作《小丑进场》（Send In The Clowns）。女主角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一次她邂逅曾经的情人，打算重拾旧爱，没想到旧爱已有新欢，为了化解尴尬气氛，她唱起《小丑进场》。

是啊，我们的生活都不是童话故事，总会有无风而起的波澜。现状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也还要继续。我是不是也该让心中的小丑出场了？

圣地亚哥之路的宣传单页摆在青旅前台旁一排木格子里，那里还有其他一些旅游线路推荐，本来我一眼看中的是迈波河谷一日游，可一上午都耽误在使馆和签证处，转天又是一大早的航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这条半天的旅游线路。

整个中午我都待在武器广场，吃饭、看表演、寄明信片。大约在差一刻两点时，导游就先到了，他很容易辨认，套头衫胸口位置印着圣地亚哥之路的绿色Logo（标识），跟宣传单页上的一模一样。

武器广场呈正方形，我们先顺着正方形左边向下的延长线来到圣地亚哥最繁华的商业街，这里人流密集，制造出一个噪音区，仿佛有一万张嘴在同时说话。左右两边的商店看起来十分平民化，售卖的都是日用百货和一些本土服装品牌，通讯器材店的橱窗里也看不到最新一代的苹果手机，虽说智利是南美最富裕的国家，但感觉比世界潮流慢了不止半拍。

路过一家咖啡馆时，导游指着说：“大腿咖啡馆，非常有名，服务员都穿得比较少。这是我们智利人对天主教保守教规的一种默默反抗，不过最常光顾的全是刚上岸的水手，你们知道，他们都比较那个……”

从商业街往左转，穿过两个街区后我们来到宪法广场。广场上不仅站着一排面色冷峻的士兵，还趴着十几条流浪狗，看来这座城市对狗比较亲近，才能让它们放下防备随地就寝。导游说：“在军政府统治智利的十几年里，宪法广场并不对外开放，那个时候非常恐怖，好几千人被秘密绑架杀害……”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于是他说的话就听两耳朵冒一耳朵，但还是记住了导游说当时六个人以上的集会就会被警察射杀，我想，如果在当时我们这个徒步团十几个人，可能还没离开宪法广场就都已经挂了。

在去圣母山的路上要过好几个红绿灯，其中几个路口较宽，每个路口前都把守着一位街头艺人。他们在红灯亮起时马上冲到斑马线前开始表演，舞旗的、喷火的、顶缸的（这位长得很像华人，我强烈怀疑他是从吴桥流浪到智利的杂技演员），一出手就得拿出看家本领夺人眼球，因为他们的表演时间只有几十秒，在绿灯亮起前，还要飞奔到各个汽车窗口要小费。我看做这行还得有点察言观色的本领，遇到那种目视前方不打算给小费的，就不能纠缠，否则只会耽误自己赚钱的时间。

穿过马波乔河（Río Mapocho），圣母山矗立在眼前。它属于安第斯山支脉，刚好和主峰一起将城市围在中间。站在山顶眺望城市，近处是西班牙殖民者盖的老城，楼都不高，扁平式分布；远处则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许多跨国公司的南美大本营设在那里。城市与天空之间用一层灰色的雾气过渡。

导游掏出一张明信片递给大家传阅，一看就知道是在我们站脚的位置拍的，因为前景完全一样，可远景就不同了，城市与天空之间的那层雾气竟被神奇地替换成连绵的雪山。导游说：“这是天晴的时候。”这时我才注意到今天天气的确不如昨天灿烂。导游继续说：“这两年圣地亚哥雾霾特别严重，如果不刮风吹走雾霾，我的嗓子就不舒服。”像是被他自己提醒了似的，导游突兀地咳嗽了一下，然后说道：“这可不是因为当导游天天说话的原因，真的是空气变差了。”

我的思路一下子跳回那个我一个人生活了十年的北京。天气晴朗时，站在国贸、大望路附近的高楼上能看到西山清晰的轮廓，可现在这样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思路再次跳跃，这两天为了办签证坐了几次地铁，每次地铁里都拥挤不堪，有时实在上不去，不得不等下一班。

哎，我都跑到南美了，可还是逃不出雾霾和挤地铁这两座五指山啊！想到这里，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切感，同时嘴角挤出一丝苦笑。

这还是两天来第一次笑吧，甭管甜笑苦笑，反正心情随之好转。嗯，小丑终于上场了。 IS6qa0AI2hE+jtIE/kl/kYlWoVONPixAIOCGZAsfq8eQMf0A2GrJT5zHC+sTnl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