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大家手中的香烟已然暗淡，我们渐渐品尝到失落。旧日同窗长大成人后再次聚首，往往受此煎熬。本以为酒逢知己，却发现相对无言。卢瑟福笔耕于小说，魏兰德任职使馆秘书。他刚刚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请我们吃了晚宴，但据我观察，他并不喜形于色，而是镇定自若，像外交官在类似场合必须时刻保持的一样。三位英国单身同胞旅居异国首都，仿佛仅仅缘因于此，而非他故，我们三人相聚在了一起。并且我早就看出，魏兰德·特提斯早年那丝自负并没有随岁月流逝而减弱。卢瑟福却让我越发喜欢了。他已成熟得有模有样，再不是那个皮包骨头、一脸老气的孩童。遥想当年，我常欺负他，又保护着他。如今，比起我和魏兰德，他可能收入丰厚许多，生活得也更有滋味，想想这些，我和魏兰德便生出我们唯一的同感———些许嫉妒。

尽管如此，这个夜晚，并不枯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大家伙们从中欧的各处地方驶来，降落于这个机场，让我们好好观赏了一番。薄暮时分，电弧灯纷纷亮起，机场呈现出一片明亮、耀眼的光芒。有一架飞机来自英国，驾驶员全身飞行装备，慢慢踱过我们的餐桌，并向魏兰德问好致意，但魏兰德起初并没有认出他。当认出是谁之后，他便逐一向大家进行介绍，大家邀请这位新人坐下用餐。他叫桑德斯，年纪轻轻，活泼可爱。魏兰德道出歉意，说人们浑身上下穿上飞行服、戴上飞行帽就难以辨认了。桑德斯听后大笑，回答说：“对，没错，我深有感触。别忘了我在巴斯库待过。”魏兰德也哈哈大笑，但比较勉强，随后谈话就转移了话题。

我们的小小聚会有了桑德斯的加入，热闹起来，大家一起喝了很多啤酒。大约十时，魏兰德离席去了旁边一张餐桌，和那里的某人攀谈了片刻。而卢瑟福，就趁这个偶然的谈话间隙，对桑德斯说：“喂，顺便问一句，你刚刚提到了巴斯库。此地我略知一二。你刚才所指，是那里出过什么事吗？”

桑德斯极其为难地笑笑：“噢，只是件小事罢了，我执勤期间经历的。”但是他毕竟年轻，不久就忍不住吐露了真相，“其实是这么回事，一个阿富汗人，要不就是阿夫里迪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偷走了我们一架客机，可以想象，后果将是多么严重。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么疯狂的事。那个狂徒偷袭了驾驶员，把他从机舱里打了出来，扒掉他的衣服，然后爬进驾驶室，却没有一人发现。还给地面技术人员发去了正确的信号，驾起飞机，稳稳当当飞走了。要命的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卢瑟福看起来很感兴趣。“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噢，肯定得有差不多一年了，五月，三十一号。当时因为革命动乱，我们正由巴斯库向白沙瓦疏散难民。可能你记得这回事。当时巴斯库一片混乱，要不然不会发生这种事。但终究还是发生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衣服会伪装人，是不是？”

卢瑟福仍旧兴致盎然。“依我看，在那种情形下，你们应该不止一个人负责一架飞机吧？”

“是不止一人，所有普通的军用运输机上都不止一人。但这架飞机非同一般，原本是为某个印度王公制造的，机型异常小巧。印度勘查人员一直用它在克什米尔地区做高空飞行。”

“你说它从未到达白沙瓦？”

“从未去过，而且据我们调查，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降落，这就是蹊跷之处。显而易见，如果劫机者是这一带的土著，他可能向山里飞去了，想把飞机上的乘客当人质换取赎金。不管怎么说，我想他们都死了。边境线上这种地方多如牛毛，飞机容易坠毁，然后音信皆无。”

“没错，我了解这种地形。当时机上有多少乘客？”

“四个，我记得。三位男士，好像还有一位修女。”

“有没有这种可能，其中一位男士叫做康威？”

桑德斯面露惊讶之色：“邪门儿了，有，真的有，‘光荣’的康威。你认识他？”

“我们曾在一所学校上过学。”卢瑟福有点不大自然地说。虽然事情确实如此，但他知道此话出自他口并不合适。

“从在巴斯库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个快活的小伙子，人很好。”桑德斯接着说。

卢瑟福频频点头。“是啊，毫无疑问……但是多么意外……多么意外……”他好像中了魔咒似的神情恍惚，进而回过神来，接着说，“各家报纸都未报道，否则，我想我应该读到了这件事。怎会如此呢？”

桑德斯突然显得异常不安，甚至，依我看来，差一点就要面红耳赤了。“实话跟你说，”他回答道，“我好像不该透露这么多。不过，或许现在无关紧要了，不管在哪儿，这肯定都是旧新闻了，集市上就更甭说了。他们守口如瓶，你知道的，我是说，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听起来不光彩。官方人士只是透露他们丢了一架飞机，并提了提机上乘客的名字，这样外人是不会大为关注的。”

正当此时，魏兰德又回来了。桑德斯朝向他，略带歉意地说：“我说，魏兰德，我们大家一直在谈论‘光荣’的康威。我担心泄露了巴斯库的机密。希望你不会觉得关乎紧要……”

魏兰德一言不发，着实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他在同胞礼节与官方威严之间权衡。最后，他说：“我实在觉得，仅仅是席间趣谈，也不该提及此事。我一直认为你们空军谨守信用，不到外面乱说。”如此数落了桑德斯一番之后，他颇为和气地转向卢瑟福，“当然了，你问问这事没有关系，但你肯定知道，有时候边境上的事情需要遮掩起来，保持一丝神秘。”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卢瑟福冷冷地说，“人们好奇心切，都想弄明白真相。”

“对于任何有正当理由需要知情的人，我们从来没有掩盖过真相。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当时就在白沙瓦。你对康威了解得多吗，我是说，从上学时起？”

“在牛津时有点来往，毕业后只有几次偶遇。你和他见面多吗？”

“在安哥拉，我被派驻那里的时候，见过他一两次。”

“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他人很聪明，但是相当懒散。”

卢瑟福笑了。“他当然聪明。战争爆发前，他的大学生活可谓无限风光。划船比赛获得‘蓝色荣誉勋章’，担当学生会的头面人物，不是得这奖，就是拿那奖，很多很多，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我所知的钢琴弹得最棒的业余爱好者。这么多才多艺，让人觉得乔伊特校长若是在世，会拿他当未来首相去培养。然而，事实却是，离开牛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说他多少消息。显然，战争打乱了他的事业。当时他非常年轻，我猜他饱经了那场战争的磨难。”

“他被炸伤了，还是怎么回事，”魏兰德接过话头，“但并不严重。他混得一点不差，在法国拿了个D.S.O.（优异服务）奖章。然后我记得他回到了牛津，当了一段时间大学教师。我知道他在1921年去了亚洲。他懂多门东方语言，没费任何周章就找着了工作。干过几个岗位。”

卢瑟福笑得更加会心了：“那样的话，当然，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整天破译外交部的密电，使馆茶会时端茶送水，聪明才智就这么浪费其中了，但是历史是决然不会为你申张的。”

“他是在领事馆，不是外交部。”魏兰德傲慢地说。显然他无意插科打诨。又如此玩笑了一会儿，卢瑟福起身要走，魏兰德也没作挽留。不管怎么说，天色已经渐晚，我说我也得走了。互道离别的时候，魏兰德依旧端着官架子，不开尊口，但是桑德斯非常热情，说希望有时间再次相聚。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我要赶一列洲际火车。等待出租车的时候，卢瑟福问我赶车前是否有意到他住宿的旅馆。他说他的房间里有个起居室，我们可以聊聊天。我说再好不过，他回答说：“太棒了。如果你喜欢，咱们可以聊聊康威，除非你对他的事情彻底不感兴趣。”

我说我丝毫没有此意，尽管跟康威并不怎么熟悉。“在我的第一个学期末，他就离开了，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有一次他对我出奇的好。我是个新生，难以说清为什么他会对我那么好。虽然只是件微末之事，但是我一直都还记得。”

卢瑟福点头称是。“对，我也特别喜欢他，但如果细数的话，我见他的次数也不多。”

接下来我俩都陷入了某种异样的沉默，显而易见，我俩都在追忆某人，他同我们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是对我们的意义却远非如此。从那以后，我经常发现，其他曾经见过康威的人，就算只是非常正式地同他待上过一小会儿，过后也会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年轻时确实让人难忘，而对于我，认识他的时候正值崇拜英雄的年纪，对他的记忆至今仍旧出奇的清晰。他身材高大，面容俊美，不仅体育方面异常出色，学校的各种其他奖项也被他悉数收入囊中。一位非常容易动情的校长曾经赞誉他的表现为“光荣”，也就是从那时起生出了他的绰号。或许只有他担当得起这个雅号。记得有一次在领奖日他用希腊语作了演讲，他在学校戏剧演出中也是出类拔萃。他有些地方极具伊丽莎白时代的气息———多才多艺、相貌俊美、脑力体力活动都很活跃，有点像诗人菲利普·锡德尼。如今社会上这样的人很少了。我把这种想法对卢瑟福说了，他回答说：“是的，没错，我们还有个专门的词对他们冷嘲热讽，说他们是‘半吊子’。我想肯定有人那样说过康威，譬如魏兰德之流。我不太欣赏魏兰德。我受不了他那副架势，总是一本正经，无比自大，而且满脑子官僚思想，你察觉到了吗？说什么‘谨守信用’，‘不到外面乱说’，好像这个讨厌的帝国是圣多米尼克学校的五年级！我总是看不惯这些外交官老爷。”

车子过了几条大街，我们没有说话。突然卢瑟福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我仍然觉得今天晚上不枉此行。听桑德斯讲述了巴斯库的故事，这经历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因为，这故事我以前听说过，但是没怎么相信。在它背后还有一个更长的、更加曲折离奇的故事，对它我根本无法相信，或者说只有一小点理由可以相信。现在有两小点理由了。你肯定觉得我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我经常四处游历，知道世界上怪事殊多，但是得亲眼目睹，道听途说的往往不真实。然而……”

他好像突然觉察到所说的对我意义不大，不禁哈哈大笑。“啊，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不太可能与魏兰德推心置腹，那只会像推销一部史诗给八卦小报一样。我更愿意在你这儿试试运气。”

“你这是在恭维我吧。”我说。

“我读过你的书，所以并不认为这是恭维。”

我写了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但并没有跟他提及（毕竟，神经学不是人人都感兴趣的），他竟然听说了，我很吃惊，也很高兴。我如此一说，他回答：“啊，其实，我感兴趣是因为，康威有段时间得了失忆症。”

我们到了旅店，他从管理员那儿取来了钥匙。他住在五楼，我们上楼的时候，他说：“拐弯抹角说了这么多，关键问题是，康威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没有。”

电梯里空间狭小，而且一会儿便到，因而不便发言。须臾来到了走廊里，我回答说：“你肯定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

他边开房门边回答说：“去年十一月份，我和他一同搭乘一艘日本航船从上海去火奴鲁鲁。”我们在椅子里坐下来，沏上茶水，燃上香烟。这时他接着说：“你知道，时值秋日，我正在中国度假。我总爱东游西逛。我们没有书信往来，我也不敢说常把他记挂在心上，但只要回忆起来，他的容貌总能轻而易举地闪现在我的脑中，这样的人物为数不多。当时我刚刚在汉口拜望完一位朋友，正乘坐北京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偶然与一位修道院院长交谈起来。她魅力十足，来自法国某个慈善修女组织，正乘这趟车回修道院所在的重庆。由于我懂一点儿法语，她好像很乐意和我聊天，谈她的工作和其他一些事务。其实我对一般的教会事务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我也像目前许多人一样乐于承认，罗马天主教会与众不同。因为他们至少是在辛勤工作，而不仅仅是给这个早已官帽子满天飞的世界，又添加一大批冠着各种头衔的教职人员。不过，这都是题外话。关键在于，那位修女在和我谈论重庆的教会医院时，提到了一个发烧病号，数周前由医院收治。尽管那男人不能自我介绍，也没有带任何证件，但看来肯定是个欧洲人。他穿着当地中国人的服装，破破烂烂，修女们把他带进医院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讲得也相当不错，修道院院长告诉我说，在他得知修女们的国籍之前，还曾用英语和她们交谈，腔调优雅。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并且跟她打趣说，能从一门并不通晓的语言里听出腔调是否优雅，实不简单。我们说说笑笑，最后她邀请我如果哪天恰临附近就去她的教会看看。这在当时看来，就像让我去爬珠穆朗玛峰一样不可能。火车抵达了重庆，我满怀遗憾地同她握手，我们的偶遇告一段落。然而，事实却是，几个小时过后，我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前行了一两英里之后，突发故障，费了好大周折，才把我们拉回车站，进而我们得知，替换的引擎十二小时之后才可能到位。中国的铁路线上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半日需在重庆度过，于是我决定，兑现对那位友善女士的诺言，拜访她的教会。

“我果真去了，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当然了，她多少有些吃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天主教徒难以想得明白，那就是，天主教徒居然能够那么容易就把教会规矩和广阔胸怀结合起来。非常复杂吧？很难做到吧？尽管如此，不必担心，这些教士和我相处得很愉快。来到教会不到一小时，我就发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一位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医生陪我坐下来共同进餐，并愉快地用法语夹杂着英语和我交谈。饭后，他和女修道院院长带我去参观医院，这所医院令他们引以为荣。事先我曾经告诉过他们我是一名作家，他们天真地以为我会把他们全部写进书里，因而神采飞扬。我们逐一探视病床，那个医生介绍病情。病房里一尘不染，看起来井然有序。我完全忘却了那个说一口优雅英语的神秘患者，这时院长提醒我说，就要到他身边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这名男子的后脑，他看上去正在睡觉。我想我得用英语跟他谈话，于是便说‘Goodafternoon（你好）’，虽然并不怎么新鲜，但是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这句。男子猛然抬头，回了我一句‘Good afternoon’。果不其然，他的口音听起来的确受过良好教育。但我无暇惊诧于此，因为我已经认出了他，尽管他满面胡须、面容大改，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谋面。他是康威。虽然我肯定就是他，但如果当时我停下来略一沉思，很可能就认为他不可能是了。幸好我追随了当时的直觉。我喊出他的名字，也向他说出我的名字。他看着我，没有现出任何确切的认出我的迹象，但我确信我没有认错。他的面部肌肉莫名其妙地微微抽动了一下，还有那双蓝汪汪的眼睛，以前我也曾留意过，过去我们在牛津贝列尔学院的时候，总说它们是剑桥的浅蓝，而不是牛津的深蓝。然而除去所有这些，他是个人们根本不会认错的男子———一次谋面就会记取终生。当然了，那个男医生和女修道院院长大为高兴。我跟他们说我认识这名男子，他是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认出我只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点头称是，极为惊讶，我们就康威的病情谈了好长时间。关于康威是怎么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重庆的，他们也无法说出个究竟。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儿待了半个多月，希望无论如何可以诱导他记起一些事情。我未能如愿，但是他恢复了肢体的健康，而且我们交谈了很多。我诚挚地告诉他我是谁、他是谁的时候，他都侧耳倾听，不作争辩。他欢欢喜喜的，虽然并不知喜从何来，而且好像很喜欢我在他身边。我跟他说我要带他回家，他只是说他并不介意。这有点让人失望，好像没有任何个人意愿。我尽可能快地安排好了我们的行程。我把此事秘密托付给了汉口领事馆的一名熟人，这样就省去了应有的繁杂程序，办好了必要的护照等一干事务。真的，依我看来，由于康威的缘故，整件事情最好不要公之于众，不要见诸报端，我欣慰的是，这些我都做到了。不然的话，各家报纸肯定会争相报道的。

“这样，我们就按通常的方式从中国离开了。我们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南京，然后乘坐火车，去了上海。当天晚上，有一艘日本航船起锚驶往旧金山，我们一通匆忙，登上了客轮。”

“你为他真是费尽心血。”我说。

卢瑟福没有否认。“我觉得换成别人，我绝不会付出这么多。”他回答道，“但是这个家伙身上有种东西——难于言表，但它让你乐于倾尽所能。”

“是的。”我表示同意，“他有种独特的魅力，可以俘获人心，直至现在品味起来，我还是乐于追忆。不过，当然，我心目中的他还是上学时身穿棒球服的样子。”

“可惜你不是在牛津大学认识的他，他那时才叫光彩照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战争结束后，人们说他变了。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我一直觉得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做更大的事业才对。就在英国领事机构里混个小差事，在我看来，可不是大人物所为。而康威以前是———现在也应该是——大人物。你我都与他相识，如果说与他相识令我终生难忘，我想并不夸张。我和他在华中地区相遇之时，他大脑一片空白，过往经历无人知晓，即便如此，他的身上仍然存留着那种莫名的魅力的根基。”

卢瑟福停顿下来回忆往事，继而说道：“你可以想到，我们在船上重拾了往日的友情。我把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那么用心地听着，看上去几乎有些异样。来到重庆之后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点你可能会有兴趣，他没有忘记通晓的各门语言。譬如，他跟我说，他知道他肯定与印度有过瓜葛，因为他会说印度斯坦语。

“在横滨，船上上满了人，新来的乘客当中有著名钢琴家席福金，正要去美国举办巡回音乐会。他和我们坐在了一张餐桌旁，时不时用德语同康威交谈。由此可见，康威当时表面看来是多么正常。除了丧失记忆，康威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妥，而丧失记忆在日常交谈中难以显现。

“离开日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席福金受大家邀请，在船上举行了钢琴演奏会。我和康威前去聆听。当然了，他演奏得很好，他弹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曲子，还弹了许多肖邦的作品。有一两次我偷眼观看康威，可以看出，他在全神贯注地欣赏，这很自然，他以前学过音乐。演奏行将结束之际，几名乐迷围拢在钢琴旁，席福金因此又亲切地为他们随意多弹了几首曲子。这次他弹奏的主要还是肖邦的作品；你知道，他非常擅长肖邦的作品。最后，他离开钢琴，朝房门走去，仰慕者们仍旧追随其后，但是显然认为他已经弹得够多了。与此同时，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康威在钢琴边坐了下来，正在弹奏一曲明快活泼的作品。虽然我没有听出是什么曲子，但是却把席福金兴高采烈地吸引了回来，问询这是什么曲子。康威异样地沉默良久，才回答他一无所知。席福金大喊难以置信，神情更加激动。然后康威好像使出了浑身解数冥思苦想，最后说，弹奏的是一首肖邦的练习曲。我想这不可能，因此，听到席福金干脆地予以否定，我并不惊奇。然而康威却勃然大怒，让我大为惊骇，因为至今为止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是无动于衷的。‘亲爱的朋友，’席福金争辩说，‘我知道现存的所有肖邦的作品，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从来没有谱写过你刚才弹奏的曲子。那很像是他写的，因为确属他的风格，但是事实上确实没有。我烦请你让我看看曲谱，任何版本都行。’对此，康威最后回答：‘噢，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它从未付诸笔端。我只是见过一位男士，他曾是肖邦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得知的……这里还有一支未经出版的曲子，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卢瑟福用眼睛打量着我，继续说：“康威重又弹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即便你不懂，我敢说你也能够多少想象出我和席福金是何等惊喜。对我而言，当然了，这让我突然而又相当困惑地窥探到了他的一丝过去，得到了第一条失掉的线索。席福金自然是沉湎于音乐的问题，因为这太令人费解了，如果我跟你说肖邦在1849年就去世了，你也会如此认为。

“仔细想想，整个事件如此匪夷所思，或许我应该补充一句，当时至少有十个人在场，其中有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知名教授。当然了，可以简单地说，康威所言在时间上不大可能，或者说，几乎不大可能；然而还是需要对音乐本身作出解释。如果它们不像康威所言，那么它们是什么曲子呢？席福金向我断定，如果这两首曲子发表，不出半年，它们就会成为演奏家们的保留曲目。就算此话夸大其词，也表明了席福金对于这两首乐曲的看法。当时我们再三讨论，终不能做出定论，因为康威坚持他的说法，他开始面露倦怠，我急急忙忙把他拉离人群，返回休息。最后大家商谈制作一些唱片。席福金说他一到美国便把一切安排妥当，康威则承诺会在麦克风前演奏。但他未能履行诺言，我至今仍常常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卢瑟福看了看表，告诉我还有充足的时间去赶火车，因为他的故事实际上已经讲完了。“那天晚上———演奏会结束之后———他恢复了记忆。我们都已经上床休息，我睁着眼睛躺着，这时他来到我的房间，跟我谈话。他紧绷着脸，表情只能说是悲痛欲绝———一种世上普遍的悲痛，也许你知道我的意思——有些缥缈，或者超然，一种忧伤或者说是厌世，或者别的什么德语的叫法。他说他可以记起所有的过往，席福金弹奏时他就已经开始恢复记忆了，开始只是残破的碎片……他在我床边坐了许久，我让他不要着急，慢慢道来，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说我很高兴他恢复了记忆，但如果他宁肯不恢复的话，我表示遗憾。他因此抬起头，恭维了我一句，一直以来，我都将这句恭维视作至高无上的赞美。‘谢天谢地，卢瑟福，’他说道，‘你可以洞悉问题所在。’过了一会儿，我穿上了衣服，也劝他穿上，然后我俩在甲板上来回踱步。这个夜晚风平浪静，繁星满天，非常温暖，放眼望去，大海苍茫而又黏稠，就像凝结的牛奶。要不是马达的转动声，我们还以为是在一个广场散步。我让康威继续随意诉说，没有提任何问题。大概在拂晓时分，他开始能连贯地讲下去。早餐时分，天色大亮的时候，他完成了叙述。我说他完成了叙述，不是说他在首次告白之后就对我无事可说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又填补了许多重要的空白。他非常悲痛，不能入眠，所以我们进行了彻头彻尾的长谈，几乎未停。第二天半夜，轮渡即将抵达火奴鲁鲁。傍晚时分，我俩在我的房间里饮酒；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离我而去，从此我就再未与之谋面。”

“你不是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幕从容淡定、事先预谋的自杀场景，那是我曾经在从霍利黑德到金斯敦的邮船上亲眼目睹的。

卢瑟福哈哈大笑。“噢，天啊，不是———他不是那种人。他只是从我身边悄然离开了。弃舟登岸相当容易，但他肯定觉得我会派人寻找他，届时难以躲避追踪，而我当然也如此做了。后来我得知，他设法成了一条香蕉船上的船员，南去了斐济群岛。”

“你是怎么得知的呢？”

“非常简单。三个月后，他从曼谷给我写来书信，里面夹有一张支票，用以偿付我为他所支出的开销。他向我致谢，并说他非常健康。还说他即将出发去长途旅行———去往西北。仅此而已。”

“他所指的是哪里呢？”

“确实，非常含糊，是吧？诸多地方位于曼谷西北。如此算来，就连柏林也是。”

卢瑟福停顿下来，给我俩的杯里斟满了酒。听来一直是个离奇的故事———要么就是他刻意使之看来如此；二者我难以分辨。关于音乐的部分尽管令人费解，但更为让我关注的是康威如何到达那家中国教会医院的。我把这种想法说给卢瑟福。他回答说实际上它们同属一个问题。“那么，他是怎么到达重庆的呢？”我问，“我想那天晚上在轮渡上他向你和盘托出了？”

“他跟我讲了一些，既然已经让你知道这么多了，再隐瞒其他，我就显得有点荒唐了。只是，说起来，故事很长，即便只是讲个梗概，也没有时间，不等讲完，你就得出发前去赶乘火车。而且，恰巧还有一个更为方便的办法。我对自己搞文学创作这一行并不太自信，但是康威的故事令我反复玩味，它太吸引我了。于是我把我们在船上的谈话进行了简单的记录，以便不会忘掉细节。后来，故事的一些地方开始深深吸引我，我有种强烈的愿望要进一步去做，把记录下来的和回想起来的零散片段融合成一整篇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任何的杜撰或是篡改。他对我讲述的素材已经绰绰有余———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而且天生善于营造气氛。而且，我想，当时我觉得我开始渐渐理解了康威本人。”他起身拿来一个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卷打印好的稿纸，“哎呀，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些，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听此话，我想你的意思是并不指望我相信这个故事？”

“也并非那么绝对。但是听好了，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也将是缘于教父特土良的那句名言———你记得吗？‘因不可能，所以可信。’这话也许不错。无论如何，请让我知道你对它作何感想。”

我带走了稿纸，在开往奥斯坦德的快车上读了大半。我本想到达英格兰之后写上一封长信并将其归还，然而一再耽搁。到我可以将其寄出之时，却收到卢瑟福一封短信，他说他又要启程旅行了，数月之内将不会有固定的地址。他说，他将前往克什米尔，然后一路向东。我对此并未感到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