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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乐作为文化现象来进行观察和研究，本来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有音乐均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接受及效用自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功能。然而，由于音乐自身的某些秉性，人们往往忽略音乐的文化维度，甚至在很多时候忘记对音乐进行严肃文化思考的可能性。君不见，在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中，音乐的技术性训练往往消耗了师生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因为音乐是一门技术门槛很高并具有自身独特语言系统的艺术门类，如要掌握相关技能并愉快胜任，确乎需要艰苦的磨炼和持久的投入。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严格、苛刻的技术训练过程中，音乐中更深广的文化意味却在不经意间被忽略。
但音乐又是所有传统艺术门类中感官冲击力最为强大的艺术品种。感受文学，必须经过头脑中语言符号认辨的理智过程，而音乐的声波却可以绕过大脑，直刺我们的神经。美术中色彩、线条对视网膜的冲击，显然无法与音乐挟声浪之势对耳膜的刺激相提并论。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基督教早期的诸多著名教父，都曾警告过音乐腐蚀人心的“危险”。而中国先秦时期的“郑声淫”乐论和后来所谓的“声色犬马”，也在提醒我们，音乐的感官性之强大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看来，音乐的娱乐性是无可回避的美学事实，而如何恰当地看待音乐（乃至作为整体的艺术）的娱乐性，以及如何在并不抹杀音乐娱乐性的同时弘扬音乐中更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仍是摆在我们当前的急迫命题——当前社会文化中因价值混乱和偏离而导致的“娱乐至死”现象，实际上已经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
重视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其延伸，正是纠正、对抗音乐的技术化倾向和音乐的娱乐化偏差的途径之一。出现在本辑“现代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几篇论文，从某种意义上看代表了学院派中一些年轻的音乐学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也一贯鼓励音乐文化类的研究课题和项目。我们将这四篇论文纳入上海音乐学院国家特色学科（音乐学方向）的建设范围，是希望通过此类课题的推进，增加音乐学学科与姊妹艺术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交流和交往。同时应感谢《文化研究》，特别是周宪主编为音乐学界和音乐学人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其他学界互动交流的机会。
四篇论文作者虽立足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但都对某些有趣的音乐文化现象或音乐社会实践进行了独特的意义诠释。钱丽娟的《精英还是大众？——中国1980年代流行歌曲中的民间文化及其精英阐释》实际上是一篇对意识形态解读和批判的文论，作者针对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进行歌词解读和音乐分析，揭示了潜藏在这些歌曲形式建构背后的社会普遍心理和心态，从而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些歌曲的文化意味。孙红杰的《音乐家传记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气候与学术生态——音乐家社会身份及音乐家传记写作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脉络考》，通过传记这一特殊的撰述体裁，深入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试图观察音乐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生存状况和进入现代以来音乐家社会身份转变这一重要的文化课题，并呼吁通过中国音乐家的传记写作来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纪传文脉传统。
江松洁和刘丹霓的论文侧重西方音乐的文化研究，但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研究课题实际上依然有强烈的“中国关怀”隐含其中。江松洁的《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的关系解读》，瞄准钢琴这件西方音乐的代表性乐器，观察并分析它在19世纪中叶西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与女性社会心理和意识建构产生明确关联，这一课题当然对如何理解和解读当前我国正方兴未艾的“钢琴热”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刘丹霓的《19世纪德意志音乐之文化生态探析——从卡尔·达尔豪斯的19世纪音乐建制研究看社会功能与文化意涵在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则通过对德国现代最重要的音乐学者卡尔·达尔豪斯的研究实践，评述和分析社会史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于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以期对我们习惯的音乐史研究中仅仅关注作曲家作品的风格而忽略音乐的其他社会文化维度的视角做有益的补充。
音乐文化研究的课题和范围当然无限广阔。当前，随着国外新音乐学学科新范式的建立以及民族音乐学尤其关注音乐社会文化内涵的影响，我们相信，音乐学中的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人瞩目。希望有关音乐的文化研究引发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学人的兴趣并得到批评指正，对此我们报以乐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