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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松洁
摘要： 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实现过程中，钢琴体现一些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社会功能，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塑造女性形象、提升婚姻前景以及维护道德观念。钢琴的这三大社会功能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帮助欧洲中产阶级确立其社会身份。研究这种关系对解读中国当下“钢琴热”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钢琴 中产阶级女性 社会功能 社会身份
Abstract： There was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ano and European middle-class femal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piano was endowed with several social functions closely connected to female：building female image，promoting marriage prospect and maintaining the morality. All of those social functions worked for one purpose——helping the European middle class establish their soci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on this relationship has real significance on the study of the“piano fanaticism”at present in China.
Keywords： Piano Middle-Class Female Social Function Social Identity
20世纪50年代，美国评论家兼钢琴家亚瑟·莱塞（Arthur Loesser）在其经典的《男人、女人和钢琴》 [1] 一书中写到“钢琴和女人天生是一对”。这句话在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社会中得到了充分验证——钢琴演奏几乎是这一时期每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中产阶级女性都必须要掌握的一门才艺。除去专业音乐家，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是构成这一时期钢琴学习和表演的主要群体。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很多回忆录对这一现象也有所提及。一位名为C.S.皮尔太太的维多利亚当代人曾说道：“（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也唱歌，并且高度青睐二重唱，但绅士不弹奏钢琴。钢琴被认为只适合淑女和专业音乐家。” [2]
显然，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在探究这种关系的过程中，笔者旨在分析钢琴与中产阶级女性密切相关的一些社会功能，并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塑造女性形象、提升婚姻前景、维护道德观念。此处所归纳的社会功能均涉及了中产阶级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观念，即女性形象观念、婚姻观念及道德观念。这些观念紧紧围绕“女性”这一概念生成。因此笔者认为，对钢琴这三大社会功能的阐述将有力地揭示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下文，笔者将就钢琴的这三大社会功能展开详细论述。此外须要强调的是，笔者认为，在19世纪中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钢琴的这三大社会功能的实现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帮助欧洲中产阶级确立其社会身份。
如果说有什么词语可以贴切地形容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那毫无疑问肯定是“家庭天使”。“家庭天使”这一称谓最早出自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1823～1896）于1854年发表的系列长诗《家庭天使》。由于这部诗完美地塑造了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的形象，因而“家庭天使”这一称谓最终被普遍接受为对中产阶级理想女性的称呼。进一步说，“家庭天使”到底是怎样一个女性形象？理解这一概念可从两个关键词着手，一是“家庭”，二是“天使”。
首先，顾名思义，“家庭天使”是 家庭中 的天使，这意味着她的活动领域是在家中。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为几乎在整个19世纪都不同程度贯穿着一种领域划分的思想，即外界的政治和商业领域属于男性，内部的家庭领域属于女性。这种领域划分是中产阶级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也是任何研究与中产阶级文化有关的课题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为此，社会史上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用来指称这种不同的归属领域，即“两分领域”（separate spheres）。“两分领域”这一观念在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社会中具有大众性和主流性，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很多文学作品——例如法勒的《年轻小姐的朋友》，都将家划为女性的领地，并一再重申女性作为一名女儿、姐妹、妻子以及母亲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支配她的行为。女性自己也在日记中回应这种意识形态：“女人的首要职责是在自己家里……整顿家务、管理仆人，并照料和教育儿童”。 [3]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还是19世纪当代人的真实声音，都明确地将女性的领地划分在家中。
其次，作为家庭中的
天使
，女性必须具备纯洁、顺从、谦逊等美德，她没有事业上的雄心，唯一该有的心愿就是为丈夫营造一个天堂般的家庭氛围。从本质上说，这是由“两分领域”观念所造成的两性责任差异：外面的世界属于男人，家庭领域属于女人，这意味着在工业化世界打拼、赚钱是男人的责任，女人的职责就是待在家中“整顿家务、管理仆人，并照料和教育儿童”，把家打理成一个温暖的港湾。很难说这种两性分工是19世纪特有的现象，因为对于“两分领域”的历史根源问题，即它到底是工业化带来的后果还是一种历史延续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者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同前者观点，
认为正是由于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生产活动与家庭活动的分离，才使得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得到改变。此时，妻子得以退出生产领域回归家庭，最终使得17世纪、18世纪夫妻共同参与生产活动和家庭活动的模式被19世纪“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所替代。但也有学者认同后者观点，认为“两分领域”的历史延续性非常明显，19世纪的两性分工建立在前工业社会时期的劳动分工基础上，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不过，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也承认，基本的责任分工在工业化社会中得到很大的加强，甚至是在这一时期变得“无懈可击”。由此，我们看到无论站在哪一边的学者都不否认工业化进程确实赋予了19世纪的“两分领域”一些特征：至少这一时期的两性分工是历史上最为完美、最为“无懈可击”的一次。意识到这点很重要，因为承认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就等于给出了两性得以完美分工的社会原因——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经济上史无前例的繁荣，中产阶级才得以创造出巨大的家庭剩余财富，而正是家庭剩余财富的出现才为女性退出生产领域提供了经济支持，进而使得完美的家庭分工成为可能。因此，尽管难以确定两性分工是否是19世纪特有的现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两性分工确实最为典型、最为完美。“家庭天使”这一概念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并获得普遍认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上文之所以花费较多笔墨勾勒“家庭天使”的女性形象，是因为这与这一时期女性的钢琴学习情况密切相关。正如上文所提，这一时期的钢琴演奏几乎是每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都必须要掌握的一门“才艺”。然而对于掌握的程度，人们内心普遍设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这一标准与中产阶级所宣扬的“家庭天使”形象是相一致的：“家庭天使”塑造了一个纯洁、无知，甘于守在家庭，智力上远远落后于男性的中产阶级女性形象。对于她们，人们并不指望其“重塑她们自身的精神世界，也不指望她们成为其丈夫的知识伴侣。反过来，她们常被鼓励成为一位浅尝辄止的人”。
与这一情况相吻合，在钢琴学习上，中产阶级女性也往往不被鼓励投入过多的精力和抱负。稍微会一点钢琴，刚刚好够为自己唱歌伴奏或弹些简单的小曲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水平。在曲目的选择上也反映这种情况。如果是表演钢琴，中产阶级女性往往被告诫要避免选择庞大而复杂的钢琴曲——简单悦耳的小曲总胜过技巧艰深的协奏曲。很多中产阶级（包括女性自己）都相信平庸而有节制的技巧是她们纯洁内心的外在体现；相反，“娴熟的技巧意味着轻浮，善于表演意味着无耻”，
[4]
在音乐上表现过度的热情和才华不是正派女性的作为，而是道德败坏的象征。
19世纪中叶小说中有大量的情节反映这种思想。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成名作《名利场》（1846～1848）就是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两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与钢琴的不同关系。贝姬作为反面角色，被塑造成一个不择手段、道德败坏的女性。虽然她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作者并没有希望借此博得读者对她的同情。相反，作者将她的钢琴演奏才能同她的那双令人不快的绿眼睛，以及一半法国艺术家血统联系在一起，努力想要告诉读者任何钢琴弹得这么好的人都不值得信任。而贝姬的同窗艾米丽亚作为一个正面角色，她的慈悲心肠、坚贞不渝，甚至愚蠢无知，无疑会引起英国女性心底深深的自我认同。艾米丽亚虽然也会弹钢琴，但是技巧极为有限。与贝姬的世故老道相比，艾米丽亚有限的演奏才能更加烘托了她简单、纯洁的形象。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1847）中也有类似的情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则直接将女性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与道德败坏相联系。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是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福楼拜在描述她的技巧时写道：“她的双手在钢琴上移动得越快，他就越惊讶。她触键肯定，可以一刻不停地从高音跑到低音。于是，这架连琴弦都已经丁零哐当响了的破旧乐器在沉睡中被唤醒，发出的声响连村庄另一头的人都能听得见……”
爱玛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音乐厅钢琴家，但是在嫁给乡村医生查尔斯·包法利之后，她发现在现实社会的束缚之下，这个梦想永远无法实现。因此，爱玛很快就放弃了钢琴。但在一个冬天，爱玛突然又重新开始了练琴，并努力说服丈夫同意她每周去大城市鲁昂上一节钢琴课。但是这突然间对钢琴燃起的热情到最后表明只是一个幌子。实际情况是爱玛从未去上过钢琴课，而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去跟她的情人相会。总之，小说中所有技艺精湛的女性到最终会被证明在生活中也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表演家”。
通过对这些小说情节的解读，我们总结出了钢琴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的功能特征：适当的钢琴演奏能力可以衬托女性“家庭天使”（或未来的“家庭天使”）的形象，但是过于精湛的技巧会破坏它，使人对女性的道德和品性产生怀疑。
钢琴这一社会功能形成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上文所述的“两分领域”思想。“两分领域”将可以取得真正成就的领域划分给了男性，而赋予女性的唯一一份“事业”就是让她为男性创造一个天堂般的家庭氛围。因此，女性在演奏上表现真正的才能——精湛的技巧是一个显著的外在体现，无异于是在“入侵”男性领域，甚至可被视为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挑衅。然而男性权威，自1804年3月21日诞生的《拿破仑民法》确立了丈夫的“一家之长”身份后，就一直不容侵犯。男性被认为天生享有上帝所授予的权力，统治着家庭。有学者曾这样描述过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庭中的男主人，“他是父亲、丈夫和主人，以坚定的智慧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是监护人，是领路人，是法官，他使家里的财富堆积如山”。
妇女与仆人、孩子被认为是男人的家庭财产，依附男人，并服从他的绝对领导。一位深受妇女喜爱的作家萨拉·斯蒂克妮·埃利斯曾直截了当地对妇女说：“很可能你比你的丈夫更有才能，更有成就，你也可能很受尊敬；但这与你作为一个妇女的处境毫不相干，作为一个妇女，必须低于男人。”
[5]
这种极端男权主义思想造就了一种极度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秩序，它不允许女性在任何方面超越男性，甚至将女性的“无为”美化成一种女性道德，试图以此来达到控制女性思想、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目的。中产阶级对“家庭天使”的大力赞美和宣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宣扬“家庭天使”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在思想上禁锢女性，并在空间上限制她们（待在家中），防止她们在任何地方发挥任何真正的才能，或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就以此对男性权威造成威胁。女性的精湛技艺似乎暗示着她有取得真正成就的倾向，这对男性权威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而不受鼓励。这也是为何有学者会说，女性拥有巨大的音乐天分以至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与她毫无音乐天分一样，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6]
的原因所在。
婚姻是中产阶级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很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尤其是有女儿的家庭，缔结一门称心如意的婚姻可以说是家庭的头等大事。有大量的19世纪中叶小说描述了家长如何将刚刚进入青春妙龄时期的女儿送进社交场合，让她像橱窗里的物品一样为了婚姻陈列自己。
《名利场》第三章中的一段描述就生动地传达了中产阶级父母这种急切的嫁女之心：
顾及门面的父母之所以愿意收好地毯，拿出每年进项的百分之二十用来宴请宾朋，举办舞会，还捧出冻香槟招待来宾，不惜把房间折腾得一片狼藉，莫非只是为了表达对人类至诚的爱，为了给年轻人无偿地提供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吗？嘁！他们的目的就是把女儿嫁出去！
在这方面，年轻女性与父母的态度是一致的，因为她们在多年的教育中一直不断地被灌输着婚姻是女性唯一出路的思想。为了能够结下一门理想的婚姻，她们往往会在各个方面费尽心思，包括外形、服饰、装扮等，甚至还会去掌握一点如何晕倒的本领，以此来体现自己的柔弱，以引起男性的关注。在种种诸如此类的“手段”之中，有一种能力被普遍认为需要予以掌握，这种能力即音乐才能。一定的音乐才能可以提高年轻女性的婚姻竞争力。19世纪中叶一位颇具社会洞察力的钢琴女教师约翰娜·金克尔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我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讲究音乐的时代。与音乐才能较弱的姐妹相比，会唱歌、会弹钢琴的女孩具有不公平的优势。从少女时代起，她们就出入更多的社交场合，受到更多的关注；相比那些默默无闻的女孩，她们的结婚几率更大。性情冷漠的女孩往往可以表现得比其他人更为深情，因为她们懂得如何用悦耳动听的歌声来表达经过充分练习的情感——实际上她们完全不具备这些情感。那些不大在行这种技巧的女孩，或许有着更为深沉的情感，但非音乐性的表达方式却使情感显得有些许生硬。 [7]
约翰娜·金克尔在她的时代是以睿智、不受传统束缚的女性形象而闻名的。她曾明确表示过对日趋流行的家庭音乐表演风气感到不满，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承认一定的音乐才能会在婚姻竞争中赋予年轻女孩许多“不公平的优势”。仔细看金克尔的这段话，她提到的优势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优势是会弹琴、会唱歌的女孩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交机会。在19世纪中叶，参加社交聚会仍旧是未婚女孩寻觅合适婚配对象的重要途径。《名利场》里有一句话说得直截了当：“姑娘们之所以在各种社交场合出入，不就是为了嫁到一个好丈夫吗？”
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交机会对结下一门称心如意的婚姻有着直接的意义。再看金克尔所提的第二点优势。这第二点优势可以归纳为：音乐可以掩盖性格缺陷，使原本处在劣势的女性夺得本该属于对手的婚配机会，这是除了音乐之外，别的任何“才艺”都不具备的功能。
金克尔所观察到的这两点，毫无疑问是具有音乐才能的年轻女性在婚姻竞争中极为显著的优势。但除了这两大优势，还有一点金克尔不曾提到的优势是：音乐是女性传递情感的媒介。下文将对此稍作展开论述。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文化不允许女性在生活中显露激情或情感，认为这有悖于女性纯洁的形象。然而，得益于音乐这一媒介，情感有了表达的渠道。音乐的这一重要功能显然早在19世纪就已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名为《时尚与刺绣》的19世纪杂志就刊登了一位作者对音乐这一功能的赞美：“亲爱的读者，对于一架钢琴——一位耐心听你吐露心声的朋友，我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话呢？它耐心地倾听一切，自己也诉说一切：时而是少女的梦，时而是少妇的沉思；这一刻还是小天使在我们脚边唱着愉快的曲调，转眼又变成了一首庄重的赞美诗。”
[8]
被社会习俗所抑制的情感全部在钢琴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诉说”。19世纪中叶小说中的很多情节设计也都利用了钢琴这一功能，例如，普兰汀格（Leon B. Plantinga）
在其《钢琴与19世纪》一文中曾提到威尔基·柯林斯的《白衣女人》（1860）中的一个情节，这一情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9]
按小说情节交代，家庭绘画教师沃特·哈特莱特与他的女学生劳拉·费尔利相爱，但无奈费尔利早已在亡父的安排下与另一个男人订婚，于是哈特莱特不得已只能悲伤地离开。在他离开的最后一晚，费尔利为他弹起了钢琴。
“我给您弹几首您平时很爱听的莫扎特的小调（曲）好吗？”她问道，一面紧张地打开乐谱，低下头去看。
……她没答话，仍旧注视着乐谱——她原来背得出那首曲子，以前弹过多次，从来不去看那乐谱……
“您就要离开这儿了，我非常难过，”她说这话时，声音降低，几乎像是耳语，眼睛更专心地注视着乐谱，我以前从未见过她的手指这样异常兴奋有力地在琴键上迅速移动。“过了明天，费尔利小姐，我会天长日久永远记住这几句亲切的话。”
她的脸变得更苍白了，更加朝我另一边避开了。
“别去谈明天的事”，她说，“让音乐用更愉快的语言向咱们谈今晚的聚会吧。”
柯林斯显然是故意将费尔利复杂的内心体验与她的钢琴演奏相联系。作者的本意是要披露女主角在告别心爱男人时的内心感受，但他并不去直接形容——正如那个时代的女性从不直接表达内心情感，而是通过描述女主角在演奏钢琴时的一些具体细节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费尔利反常地注视着原本会背的乐谱，手指异常兴奋有力地在琴键上迅速移动。这些不正是她内心情绪剧烈波动的外在证据吗？如果我们能够亲临小说中的情景，亲耳听到费尔利的演奏，一定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的不安、痛苦和挣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钢琴在这里就是费尔利的化身，它替代费尔利说出了她因受社会习俗限制而不能说出的话。美国音乐学家普兰汀格在分析这一情节时也曾犀利地指出，在连直呼对方名字都不被允许而只能以姓氏相称的社会环境中，费尔利的演奏无疑是在向哈特莱特暗示自己对他的感情。 [10] 这显然是音乐才能赋予年轻女性“不公平优势”的又一个例证。
显然，具备一定的音乐才能在婚姻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这可以解释为何中产阶级会将钢琴和唱歌才艺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一种可以在将来获得物质回报的嫁妆。
[11]
这一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很多中产阶级女性看来，钢琴与她们的全部关系就在于那一段想象中的理想婚姻；一旦结婚，她们往往会选择放弃钢琴，转而将这一任务移交给女儿。萨克雷在《名利场》第三章中对这一功利性的目的揭露无遗：“姑娘们……干吗持之以恒地在钢琴上练习奏鸣曲？干吗愿意一小时付一个基尼来学唱流行的歌曲，还一下子学四首歌儿？她们……不就是为了射中一位‘中意’的少爷吗？”
整个社会也认同并鼓励这样的观念。1850年前后出现的许多女子寄宿学校
都普遍将音乐列为必修课程。很难说在这些学习音乐的年轻女性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热爱音乐，但这足以反映钢琴在提升婚姻前景方面的功能得到了中产阶级社会的高度认可。
为何中产阶级会将缔结一门称心如意的婚姻看作家庭的头等大事？因为从本质上说，中产阶级的婚姻就是一种提高家庭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手段，这也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工人阶级中，有学者观察到，到1850年的时候，工业化以前那种冗长的求爱模式和买卖式婚姻已经相当不重要了，浪漫的爱情理想获得了胜利。工人阶级在结婚时，通常是因为愿意如此，而不是利益使然。
但中产阶级始终无法像工人阶级一样摆脱婚姻中的利益束缚。财产和社会地位是当时男女双方择偶的重要条件。社会普遍认为，一个女儿最高尚的行为，就是缔结一门能使自己家庭财产进一步增加的美满婚姻，至于新郎的年龄、道德品质及知识才能则与这门亲事毫无关系。
在法国，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也毫不掩饰地向法国年轻人建议：“婚姻通常是一种增加一个人的声望和增加另一个人的财产的方法，它能确保个人在世界上的成功。”
[12]
中产阶级的婚姻之所以会与经济和权力等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关系高度资本化有关。中产阶级依靠自身努力在工业革命的大浪潮下迅速崛起的奋斗史早已不是新故事。新生的中产阶级迫切希望能够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并渴望确立自身社会身份。但在高度资本化的社会中，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在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决定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中产阶级唯有利用一切机会无止境地追求财富才能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从这个角度看，为何中产阶级的婚姻会演变成一场商业交易，就毫不奇怪，因为婚姻实在是追逐财富以及向社会上层攀爬的一个大好契机。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女儿在本质上就成了一件可以为家庭带来利益的商品。商业化社会习惯对商品进行包装，而一定水平的钢琴和唱歌才艺也是对女性的一种包装，这也是为何中产阶级会将音乐才能看作“对未来的一种投资”的原因。
除此之外，单单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婚姻也是获得自身社会身份的必要途径。19世纪中叶的女性没有身份，她们的身份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她所依附的男性：未婚前他的父亲给予她身份，结婚后她的丈夫给予她身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钢琴使年轻女性在婚姻竞争中占据了诸多优势，大大提升了其婚姻前景，这就在根本上促进了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婚姻来获得、确立或提高其社会身份这一愿望的实现，这也是钢琴“提升婚姻前景”这一社会功能的根本社会意义所在。
中产阶级道德观念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对女性单方面的道德束缚上。具体地说，一名坚守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女性，她必须在婚前保持纯洁，保护名声不受任何污损，在婚后保证对丈夫的绝对忠贞，尽管她的丈夫不管在婚前还是婚后都无法回报她以同样的美德。下面这段对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爱情生活的描述验证了上述观点：“一位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的爱情生活是通过她好心的母亲审慎指导的，母亲会安排一场合适的婚姻，并如同护卫家庭名誉一般护卫女儿的童贞。婚后，中产阶级的道德严格要求忠贞。”
但一个人的道德状况是很难仅从外表就被把握的。如果必须去判断，我们只能从一些外在表现中去观察。一般认为，一名遵从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女性必须衣着得体，既不过分装饰，也不过分暴露；谈吐优雅，不使用任何粗鲁大胆的词语；举止端庄，没有任何轻佻行为；等等。从这个角度讲，钢琴是最适合中产阶级女性的乐器，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乐器更能体现女性端庄得体的形象。亚瑟·莱塞在其《男人、女人和钢琴》一书中有一段很著名的描述，说明了钢琴在这方面的优势：
当女人吹长笛时，她必须要撅着嘴；吹号时也是如此，并且还要身体给予气息支持。这不是在鼓励旁观人群中那一部分思想龌龊的人去遐想吗？当她拉大提琴时，她必须要分开双腿：想都别想！“这在成千上万人的脑海中唤起了不该唤起的画面。”《1784年音乐年鉴》的匿名作者如此一本正经地说道。当她拉小提琴时，她要扭曲上半身，还要不自然地歪着脖子；并且，假若练得勤的话，她的下巴下还会留下一个难看的印痕。几个世纪以来，小提琴就一直被认为是非常不适合女性演奏的乐器。 [13]
莱塞幽默且客观地盘点了各类乐器的不如意：管乐器使女性的面目表情不雅，而且吹奏时候的身体气息起伏令人尴尬；弦乐器的情况似乎更糟，它不仅严重破坏女性的形象，而且还会给她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客观损害。上述无论哪一类乐器都与中产阶级女性应该具备的端庄形象相悖，然而钢琴则几乎完美地顺应了这一要求：当女性弹钢琴的时候，她可以将“双脚端庄地合并在一起，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或专注的神情”。 [14] 她的身体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扭曲，而是与她平时端坐在椅子上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这时她是将双手轻轻地放置在键盘上。此外，弹奏钢琴更不会在女性的身体上留下难看的印痕。可以说，钢琴使女性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得体的仪态。如此一来，通过钢琴这一媒介，中产阶级女性向外界传递了她良好的道德状态，这是其他任何乐器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除了维护了女性端庄的形象之外，钢琴还以更为实际的手段护卫了女性的贞洁，尤其是年轻未婚女性。上文曾提到，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要求年轻女性在婚前保持纯洁，保护名声不受任何污损。在这种道德观念的影响之下，有着年轻未嫁女儿的家庭都会“如同护卫家庭名誉一般护卫女儿的童贞”，尤其是有着适婚年龄女儿的家庭，更是对女儿进行严加监护。一般来讲，年轻女性不被鼓励独处与外出，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离开了监护人的视线，处在一个不可预料的、充满危险的环境之中。实际上，这种观念也是一种历史延续。奥斯汀早在19世纪初就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表达了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类似观点：“我说话一向心直口快，我不放心让两位年轻的小姐赶远路。这太不像话了，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事，你千万得派一个人送送她们。对于年轻的小姐们，我们总得照着她们的身份好好照顾她们，侍候她们。”
从这段话中我们得知一直以来在传统观念中，有身份的年轻女性是不适合外出的，她们最应该待在家中；尤其，外出的年轻女性身边竟然无人陪伴，这更是“太不像话”，因为她们应该总是得到看护才对。一直到19世纪中叶，独处与外出仍被认为是不适合年轻女性的行为。它们不仅对维护女性的贞洁和名声毫无益处，反而会给其带来危害。在这样的思想观念影响下，钢琴这件乐器愈发获得中产阶级家庭的青睐，因为弹钢琴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将年轻女性困在家中，使其能时刻得到家人的看护，正如下面这句话所言：“弹钢琴是一种单纯的、少女性质的消遣。它使年轻小姐得以在家长的监护下活动，并远离外界虎视眈眈的男性。”
[15]
钢琴这一功能的实现与它作为一件家庭乐器的性质有直接关系。19世纪中叶的钢琴与现代钢琴已经相当接近，早已不是莫扎特时代那种可以被折起夹在腋下带走的形态。首先，在体积越来越庞大，重量越来越重的情况下，钢琴只能被安放在家中某个固定的地方不得挪动。年轻女性每天弹奏钢琴意味着她每天都待在家里这个安全的地方，处在家人的监护范围之内，这对她的贞洁和名声都是一种保障。其次，钢琴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打破了独处的含义。独处往往意味着隐私或私密，但钢琴弹奏者哪怕不在监护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她的一举一动也可化作琴声传达到远在房间另一角落的监护人耳里。因此，弹钢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处，相反，它意味着弹奏者时刻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
但有趣的是，钢琴的这一功能偶尔也会弄巧成拙，不仅无助于年轻女性的监护，反而为其招来危险。这里所谓的危险主要是来自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角色——男性钢琴教师。男教师借助职业便利引诱女学生已不是新闻，有人因而形象地将男教师比喻为潜伏在身边的特洛伊木马。1843年，法国漫画家兼社会观察家杜米埃（Honoré Daumier）就曾在法国著名的讽刺日报 Le Charivari 上刊登了一幅有关钢琴课的漫画，借此讽刺这一现象。 [16] 不过，这并不妨碍钢琴在整体上实现维护中产阶级道德观念这一功能。
那么，如何进一步解读钢琴这一功能的社会意义？首先要阐明的是，中产阶级道德观念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并非仅仅是道德上的约束，而是直接与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挂钩，是中产阶级树立其阶级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这也是为何中产阶级女性愿意承受这一严重失衡的道德观念的束缚，甚至以此自豪的根本原因。为何如此？中产阶级道德观念与其阶级身份之间的这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一时期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影响来自于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性和阶级逐渐联系在一起。从下面所引用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中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生活舒适阶层的男人们主要在金钱和社会地位方面关心他们的妻子，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婚前和婚后都经常从贫穷女孩们那里买到性甚至是爱情。……对许多贫穷的年轻女性来说，卖淫和做家仆一样，都只是生活的一个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以后，她们将嫁给本阶层的男人，建立家庭和家族。
富裕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男性倾向于在贫困阶级中寻求性放纵（受男性至上主义影响，男性的这一行为并不受谴责），并且总能如愿以偿，这主要是因为贫困阶级的年轻女性也愿意通过性手段来弥补物质生活的不足。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就将中产阶级女性与贫困阶级女性区分了开来。中产阶级女性的纯洁表明了她们属于一个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阶级，无须为金钱出卖肉体。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上文所引用的这句“如同护卫家庭名誉一般护卫女儿的童贞”并不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因为母亲们所护卫的其实不仅是女儿的童贞，实际上还有家庭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此外，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不仅区分了贫困阶级，同时也区分了古老的贵族阶级。贵族阶级女性虽然社会地位在中产阶级之上，但由于受到政治和权力等因素的牵制，往往无力遵从单纯的道德体系。因此，中产阶级强烈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反映了他们潜在的社会阶级意识，或者说，反映了他们渴望确立阶级身份的强烈愿望。从这一角度讲，钢琴维护中产阶级道德观念实际上就等于在维护中产阶级的社会身份。
上文通过论述钢琴的三大社会功能——“塑造女性形象”“提升婚姻前景”以及“维护道德观念”——解读了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的关系问题。由于钢琴的这些社会功能直接作用于欧洲中产阶级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观念，而这些观念又直接与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挂钩，甚至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树立其阶级身份的重要依据。因此，从更深层面上说，钢琴这些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是帮助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确立社会身份并实现社会抱负的过程。
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社会中的情况类似，中国当下亦存在“钢琴热”现象。回顾历史，中国的钢琴热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首个系统研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学人，卞萌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中亦提到了1980年代的这一现象，并形容其为“史无前例的中国钢琴热”。她在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随着国内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带来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很快出现了家庭购置钢琴的社会现象。这本来是自然的事，但万没有想到，在8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钢琴竟以狂热的浪潮普及开来。成千上万人抢购钢琴，虽然钢琴价格一年之内飞涨了三倍以上，然而涨得越快，买的人越多。钢琴一时成了中国市场“第一紧俏货”。抢购之风促进着钢琴厂的生产，年产猛增达数万台，仍供不应求。
如今，距离最初的“钢琴热”已经过去30年，但这一热潮不仅没有衰退的迹象，反而有日趋白热化的倾向。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原本并不成气候的中国业余钢琴教育事业，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以学龄儿童为主体，涵盖社会各界人士的教育新天地。各类社会钢琴教育机构以及各类钢琴比赛、考级等顺势蓬勃兴起，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音乐文化需求；音乐出版业在这股势头的带动下也欣欣向荣。总体而言，中国的钢琴事业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时，我们面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钢琴热”这一社会现象能够一直得以持续并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的。当我们面对19世纪中叶欧洲“钢琴热”时，可以认为上文所述的几项钢琴的社会功能是钢琴热潮持续推进的（部分）内在根本驱动力，因为这些社会功能的实现直接与阶级社会身份的确立相关。然而，尽管中国当下“钢琴热”现象与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中的情况类似，但由于两者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文化性质上的截然不同，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原理。钢琴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其社会功能在中国独特的时代特征以及特有国情的影响下，已悄然发生转变。因此，如要深入解读中国当下“钢琴热”，应当全面结合中国当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对钢琴的社会功能进行仔细研究。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展开又将是另一个大课题。限于篇幅，笔者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人的兴趣，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1] Arthur Loesser， Men，Women and Pianos：A Social History ，New York：Dover，1990.
[2] David Wainwright， Broad-wood by Appointment：A History ，London：Quiller Press，1982，p.147.
[3] Amy Boyce Osaki，“A Truly Feminine Employment-Sewing and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Woman，” Winterthur Portfolio ，Vol.23，No.4（Winter，1988），p.225.
[4] Dieter Hildebrandt， Pianoforte：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iano ，translated by Harriet Goodman，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88，p.173.
[5] Judith Flanders， Inside the Victorian Home：a Portrait of Domestic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York：Norton，2004，p.14.
[6] James Parakilas & Gretchen A. Wheelock，“1770s-1820s：The Piano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Piano Roles ，ed.，James Parakila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77.
[7] Dieter Hildebrandt， Pianoforte：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iano ，trans.，Harriet Goodman，p.125.
[8] Benjamin Vogel，“The Piano as a Symbol of Burgher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Warsaw，” The Galpin Society Journal ，Vol.46，1993，pp.140-141.
[9] Leon Plantinga，“The Piano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ineteenth-Century Piano Music ，ed.，R. Larry Todd，New York：Schirmer Books，1990，p.2.
[10] Leon Plantinga，“The Piano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ineteenth-Century Piano Music ，ed.，R. Larry Todd，p.2.
[11] Dieter Hildebrandt， Pianoforte：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iano ，trans.，Harriet Goodman，pp.124-125.
[12] T. Zeldin， France，1848-194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p.288.
[13] Arthur Loesser， Men，Women and Pianos：A Social History ，p.65.
[14] Arthur Loesser， Men，Women and Pianos：A Social History ，p.65.
[15] Madeline Goold， Mr. Langshaw’s Square Piano：The Story of the First Pianos and How They Caused a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Bluebridge，2009，p.219.
[16] James Parakilas & Charlotte N. Eyerman，“1820s to 1870s：The Piano Calls the Tune，” Piano Roles ，p.178.从画面中的房间布置和人物衣着判断，这幅漫画描绘的是一个中产阶级中层以上的家庭。一位衣着得体的年轻小姐正在专注而投入地弹奏钢琴；在她身旁，站着一位男性钢琴教师，正暧昧地把身体靠向她。画面的背景是一位侧对观众坐着的年长女性监护人，正埋头做着手中的针线活，显然对自己身后所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杜米埃的这幅漫画刊登之后，有人为男教师设计了一段巧妙的对白，这给画面原本微妙的气氛增添了一丝让人会心一笑的色彩：“但愿你知道你是多么美丽！假装你在弹琴， 不要 说话（DOn’t talk）——你并不 那么 喜欢我（You don’t like me SO）——我希望你能一直喜欢 我 （I hope you’ll always like MI）。”对白中的大写英文DO、SO、MI恰巧是C、G、E这三个音符的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