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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夏天，家家院子里都搭着“地震棚”。8月的一个中午，我进屋取一本书，书主，我的一个同学，在院外等着我归还他的宝贝。就在这时，下了一场猛烈的冰雹，我惊恐而兴奋地奔到门前，眼看“地震棚”顶的油毡纸给砸得稀烂，大小不一的雹子在院子里乱跳。同学已不知去向，我为他担心，又闪过一个邪恶的念头。
这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重印的方原（即徐霞村）译本。
偶尔会有点后悔的，是小时候读了太多的小说，多半还是糟糕的小说。比如“革命文学”，小学期间不知看了多少本，有每年新出的应时作品；还有“十七年”间的小说，当时虽然遭禁，仍在流传；又有国外的小说，容易得见的，仍然是“革命文学”，《铁流》《牛虻》之类。肚里积了这么多“牛黄狗宝”，不知是福是殃。当然，知识还是攒起一些的，比如当年听说要迁居石家庄，想了一会儿便想起：“这地方我听说过……在一本叫《战斗在滹沱河上》的小说里……”
认真说来，后悔是谈不上的。第一，那时书少，不读这些，省下的时间也无从去看别的书，多半用来爬山上树，说不定还要把脑子摔坏；第二，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好的小说，里边也尽有可体会处。以往的经验，到底在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迹，是极难索解的事，一本书对人的影响也如是，如果认为读不好的书就是不好的事，便同那些禁书者想到一起去了。
记得读过一个短篇，写大跃进时，江南什么地方，有个“中农”把苞谷藏在柜中，晚上偷偷煮来吃，少先队员起了疑心，夜晚在窗下偷听动静，终于揭露云云。许多故事都如此类，小时候读着欢欣鼓舞，成年之后，自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若硬要去分析，那类文学中对人的分类，那些呆板的性格，单调的叙述，那些残酷和愚蠢，那些对人性最浮浅和粗暴的解释，我似早已拒绝了，若还有印迹，也同时是许多年中的经历所遗，不得单独归咎于小说了。还有一方面的影响，是要在生活中发现戏剧化的意义，也许算个毛病，但整个文学——除了现代的一些个——传统，尽皆如此，不独“革命小说”为然了。而且，这种秉性，对日常生活虽有干扰，要我除掉它，还舍不得哩，因为它包含——或从属于——对人类的整体感觉，那则是很好的东西。
文学和其他东西不同，它再糟糕——除非是糟到极点，而那样的东西是难以流传，难以影响人的——也不会单调到像权力所希望达到的那样。理想国容不下的——在柏拉图的想象中——是诗人，而不只是好诗人；同哲学相比，文学天生就是混乱、多歧、形而下的，汇聚着复杂的经验以及对他人的想象（哪怕是糟糕的想象）。对任何完美的国度，这样东西，哪怕是在最俯首帖耳时，也多多少少地有着破坏性。实际也是如此，五十多年前最小心翼翼、最无耻地写下的小说，到了四十多年前，就被发现含有种种“反动”因素了。
我还记得，当时读的国外作品，不管哪类，多有长长的前言，由吹捧和批判组成。这些前言，对一个小读者的阅读的影响，因着书的不同性质，有所不同。除非我记得很错，对文学书，它们的影响最小，试想，前言中那些粗暴的概念，遇到狄更斯这样的好手，怎么能不丢盔卸甲呢？前面提到的《鲁滨孙漂流记》，有杨耀民写的序，我当年也是认真看过的，序言中说：
“但是他受到时代和阶级偏见的限制而拥护殖民制度和种族歧视，这却是与大资产阶级一致，是反动的。对劳动人民，他所关心的只是使他们有工作，能生产财富，这又与资本主义的要求相吻合。”
杨耀民的序其实写得很好，这类官话占的篇幅极小，不过是当时的应景文章，不如此，书是印不出来的。然而，就算通篇都是这些话，又有何用，读不数十页，不等鲁滨孙遇到风暴，每一个读者，都早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环境，现在想来，令人不寒而栗——那是一张由整套观念组成的网，对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不有着最简单的解释，那是一个加工厂。但我们仍然长成了人，而非产品，因为生活，无论在其物理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太纷乱了，世界还没有、也不会有一种观念体系，能够克服其杂乱无章。在这一方面，文学是做不到的，神学也是不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