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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位老朋友，这里称之张先生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张先生把一只书箱寄存在我家。我那时找本书看是很难的，自然瞧着它眼热。那小箱子外面密密缄束，让人觉得里面定有好东西，忍了一年，终于忍不住，前去鼓捣，发现用绳子扎起之故，竟是没有锁。再也把持不住，解开麻绳，打开书箱，心里怦怦地跳，一本本翻弄。
大约一两月之后，我正在院外玩，看见张先生一步步走向我家，大惊失色，飞奔回去，连名带姓地报告：“张某某来了！”张先生在后面听个正着，哈哈大笑。多年后我去沈阳探望他，他又说起此事，难免又笑一场。
张先生的书，现在我尚能记起的，一本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本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在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人——也就是“知青”一代——中间，《红与黑》很流行。我有一次差点借到《红与黑》，一位大哥哥把书用报纸包着，好像那是个炸弹，刚要交给我，他的一个朋友走过来说，不要给小孩看这样的书。
从张先生那里，我读到向往已久的《红与黑》。
然后心里想，怎么会有人写这样的故事？
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只有一本书，我对其厌恶的程度要超过《红与黑》，那就是几年后读到的《俊友》，莫泊桑的小说。《俊友》是我打心眼儿里憎恨的小说，它呈给我的是一个肮脏、是非颠倒、没有正义、没有慈悲的世界，里边的人或者可恶之极，或者倒霉之极，而我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也属倒霉之极——我没有重读过它，这里说的是高中时的印象。《红与黑》我也没有重读过，有时我想，再读一遍，或许另有想法吧。但又担心新的观感会同少年时的印象混杂起来，成为一团面目模糊的东西。
成年人的世界是什么样？那时从未多想。对儿童或少年来说，成年人，除了几个英雄，灰头土脸地不知在干些什么，除了提供食宿，简直一无用处。他们的世界？就算有，又会有什么趣味？我们自然也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也会成年的，但差不多每个孩子，望着身边的成年人，心里想的都是，我长大了，一定不会同他们一样。
少年人当然不会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是个悲惨世界——即便是，也没关系，正可以逞英雄，拯这个救那个，我们不是被这么教导的吗？有点让人起疑的是，成年世界有可能是琐屑的，由一大堆日常事务堆积而成，至少，从福楼拜的小说看，是这样的。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个伟大的作家，这让我有点怀疑自己在文学上的趣味——这是此刻，也就是成年后的想法了。那时不知道的，是与少年人幻想世界一样，成年人眼中的世界可以同样是不真实的，区别或在于后者多了些邪气，少了些趣味。
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念高中时。一直到现在，也是喜欢《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胜于《罪与罚》，为什么，却说不清。至今能想起当年在夜间阅读他的小说，读得不能呼吸，要爬起来在屋里走几圈，至今忘不了他有力的句子：“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这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的那些黑暗、隐蔽的陋巷里，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熙熙攘攘的人世间……”
正如前面所说，这样一个世界——如果真是这样——并不会令人望而生畏，反倒有点让人跃跃欲试呢。问题是世界有可能比那更……更什么呢，那面貌在我喜欢的一些作家那里也已有所泄露。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高老头》。在《高老头》的结尾，拉斯蒂涅埋葬了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热切地眺望热闹非凡的现实世界，说：“现在咱们拼一下吧。”我那时虽小，也知道他绝不是要改变这世界，而是相反。
老儿童团团歌的第一句歌词便是：“准备好了吗？”每个少年人，准备好成年了吗？是啊，差不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准备好了，而预想的角色不同。实际的世界，和现在电视里的绝不一样，和过去书本里的也绝不一样——甚至与司汤达、福楼拜，甚至与更写实的当代小说家书中的世界不一样——我猜是如此吧，我又知道什么呢？当代小说家我读得如此之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书中的世界，与我感知的世界，近似得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