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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故事

人性美好之处,有时曲曲折折地流露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当年的“革命文学”,无不奋力捏造理想人格,或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整体而言,无一有真正的成功,只偶尔在些小地方,机缘巧合,草从石头缝里露出头来。我在本书“更好的世界”一文里,提过一本连环画中一个画面,是两个小主人公在油灯下学识字。这连环画叫《铅笔头的故事》。就故事而言,它不过是众多拙劣努力之一,但再普通的故事,讲在冬天——还需要一些巧合,特殊的场景与听众特殊的感受碰到一起,便有温暖人心之用了。

我读那连环画时大约三四岁,恰是周围世界最疯狂、最残酷的时候,虽然不懂事,那肃杀之气,还是能感受到的,从其他读物中,从成年人的表情及楼内楼外无处不在的广播声中,从涂遍墙壁的强烈色彩中。十五年后,也是在冬天,迁居到现在的城市,忽然感到某种温暖,不是因为气候,也不是因为受周围人心情的影响,——那时这城市与农村交错,我们进城时,穿过一个大集市,热热闹闹地挤着些人,买卖着各种各样的货物。那些粗俗的杂货,在那一时刻,奇怪地有温暖人心的力量,正如在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中,在潘狄塔正式出场之前,关于她命运的温暖消息是从小丑——她养父的儿子——嘴里,用这种方式透露出来的:

“三磅糖,五磅小葡萄干,米——我这位妹子要米做什么呢?……豆蔻仁,七枚,生姜,一两块,乌梅,四磅,再有同样多的葡萄干。”

少年时喜欢过的书,有一小部分,后来重读过,或是因为那作品重要,不得不重读,或是想验证一下自己。重读《教育诗》(磊然的译本),当是后一种目的。我在三十多岁时重读这书,有点羞愧地发现——这时候我已经不能同意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了——我仍然喜欢这书,特别是它的第一卷。《教育诗》在用革命的口吻,讲革命时代的故事,事实上,作者的姿态,大大伤害了这部作品,比如对人性过于简化的理解和处理,就十分遗憾。不过——忘掉革命吧,甚至也忘掉教育,《教育诗》就是一篇关于人性的童话。书中有个细节,说的是在教养院的晚上,寝室里总有朗诵会,朗读普希金、柯罗连科,也朗读高尔基。读完《童年》和《在人间》后,学童感叹道:原来高尔基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啊,真是好极了。——我对这感叹一点也不信,它太像革命创作了,太富于说明性了,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学童真这么说过,但即使如此对我也毫无说服力。

尽管充斥着这样的“革命细节”,《教育诗》,特别是第一卷,仍然是本暖和的书。马卡连柯是个好心肠的人,对人性抱有奇怪的信心,这种信心——加上那个时代的革命主题——把他的工作歪曲了两次,一次是在他观察时,一次是在他讲述时。这种趣味,通常是属于通俗文学的。但是,管它呢,就当看童话好了,就当马卡连柯是个简单、孩子气的作家。他的书中还写过:“教育学里往往真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四十个穿得破破烂烂、肚子半饥半饱的孩子,在一盏油灯下兴高采烈地玩着抽签游戏,只是里面没有接吻。”整个文学史中都有另一种奇怪的现象,穿得破破烂烂、从肚子到精神都半饥半饱的孩子们,也兴高采烈地读着与自己的生活毫不搭界的故事呢,而且在革命时代,里面也没有接吻。

还要再提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个令人温暖的作家。这么说有点奇怪,因为他像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般,克服自己的幻想,也不怕粉碎读者的幻想,他的世界,大多是寒冷残酷的,不过,知其为寒冷,这本身便是温暖的起源了。他用对寒冷的有力描写,告诉我们温暖在什么地方,何况,在叙述的中途,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常抑制不住柔软的天性。这种放纵,如果从纯粹文学的角度看,是失败的,但读者是多么感谢这失败呀。

斯蒂芬·茨威格,另一个我喜爱的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指望世界的良心,简直就是不要命了。”原先他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故事,总是写不长(除了一两次例外),因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太弱了。那些故事里,他下潜到人性的深处,刚一瞥见他不想看到的,便即上浮,顺便把主人公拖出水来。这虽妨碍他成为更伟大的小说家,却另有感人之处。 GL/JhILcginchJT3xsASUZyNarave/LV3ZtiHd1nyEJmvQfYxajbYkPTd+wi2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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