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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文字的魔力；但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我不知道文字的力量有如此之大。1981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岳麟翻译的《罪与罚》，读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作恶后热病复发，觉得自己也发起烧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停地产生幻觉，其中一个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包围，“他们叹息着，争论着，互相呼喊着，一会儿把话说得很响，像在叫喊，一会儿又压低到像在窃窃私语。人一定很多，整座房子的人差不多都跑来了。”他这么写呀写呀，我读得呼吸困难，从床上跳下来，大口喘气。
我住在临街的小房间里，在一幢老式楼房的底层。窗外是垃圾通道，早上四点半钟，一位老头儿——有时带着他的妻子——准时赶来，用一柄大铁锹，在水泥通道里吱吱嘎嘎地铲。我早就不再抗议了（如果某一天他没有来，我也会在那个时刻自动醒来），有时走到外面，同他聊几句天。送走他后，睡意全无，看一会儿功课，然后到街上跑步。天或早或晚地亮了，人陆陆续续出现在街道上，世界即将还原为我们在白天熟悉的模样，这时，一个问题难免要跳到心里：这个世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彼得堡，是同一个吗？
我相信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大约就是在1981年前后定型的。如同我们不能在同一时刻“全部”看见一张桌子上的什物，我们从来不能看见任何事情的“本来样子”（如果这个词有任何非形而上的意义的话）。我们得选择自己版本的世界，给它涂上颜色；我们得决定自己要在哪一个世界里生活。
1981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诸如“决议”；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五讲四美”；女同学都在读琼瑶，读完后再看我们，就只有不满的眼神了。我们这些男中学生，衣着可笑，打打闹闹，没有女朋友，没有钱，一大消遣是看电影。在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同学装出意味深长的口吻，说：“这些人……他们早晚要给咱们让地方的。”他们；我们。是的，生活已展示出荒唐的、缺少意义的一方面，只不过，在这些尚未成年的人看来，那是别人的生活，而我们自己的，则注定会丰富多彩。在此两年前，从《世界文学》杂志上，我读过一篇叫《变形记》的小说，在上面批了一句：“瞧这些‘人’！”——这些人，而不是我。这可笑的——而且被证明为可笑的——信心，又是来自哪里呢？
1981年，公共舆论中有过几次争论，如对《苦恋》的批判，对朱逢博的批评。有一件事，也许只有那时的中学生才会记得。上海的一个中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我依稀记得，文章把社会写得很“阴暗”，引发一场讨论，在报纸上，也在我们中间。同学W不满我的态度，给我写了一张很大的“纸条”。W读过许多书，对大多数事物有成形的看法，所以不难理解他那“过来人”的口吻：“你们这些小青年，还没进入社会，只是看了几本书，读了几张报纸，就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像花也不香了，水也不甜了，明天的太阳也不要出来了……”写到这里，我给W打电话（我们现在仍然是要好的朋友）。他说，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我那时是什么态度呢？也记不得了。不过，在旧纸堆中，我找到一大叠订在一起的稿纸，首页用很大的字，大言不惭地写着“1980-1981草稿”。里边有一篇，用了十几页，喋喋不休地讲述挤公共汽车的经历。其中有一段是：
“我直挺挺地被夹着，如果不是或远或近的疼痛指示着，我就无法分清这交叉着的许多四肢有哪些是属于我的，我的又在何处。我没有可以持牢的地方，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没有摔倒的自由了。……我承认这种状态也不无坏处。”
这是矫揉造作的，模仿的；不过，我辨认出一些我现在仍然拥有的秉性。我相信到了1981年，我已不再有机会摆脱文学的影响。我只能看到可叙述的世界，不管我多么努力（到今天，我足足有二十年不怎么阅读文学作品），那些文学性的残片，一条一绺地纠缠在这一世界的结构上。不过，文学多么广阔！同样是忧伤的，雨果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又是多么不同；而我绝不是个阴郁的人，相反，我对几乎所有事情心怀乐观，但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兴致勃勃，为什么不能有福楼拜那种对日常生活之细节的兴趣？很多时候，就像夏多布里昂说过的，“越是萧索的季节，越是与我共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年中，我又找来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得很起劲。我记得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似乎都是五十年代的译本（谢天谢地，那时我没有读到他的“哲学小说”，如《白痴》《卡拉马卓夫兄弟》和《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既是悲惨的，又是令人兴奋的，而悲惨恰恰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他笔下的灵魂，通过煎熬来确认自身的自由，仿佛活得惬意，是有腐蚀性的事，甚至是堕落。读完他的几本书，我好像从山洞里爬出来，见到阳光，不自觉地要眯起眼睛。
我不想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实际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他只是一个例子，一个阅读的例子，展示阅读是如何塑造我们，而所谓理想主义者，不过是读书人的外号。我们接触世界，用这本末倒置的方式，在把脚踏入真正的河流之前，我们——我相信我描述的绝不只是我自己——满怀成见。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阅读发生得很早，不过，他们阅读的材料，或者不是文学性的，或者（如古典诗歌）只是一丝一缕的描述，他们得在若干年后，才有能力从局部演算出作者的整体观感，那时，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而一部像《浮士德》或《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样有相当大规模的文学作品，直接将另一个完整的世界想象给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只用几个小时，便可游览一个世界，掩卷之后，推开窗子，我们面前的，卧在阳光中的世界，仿佛并不那么原本，也不那么优先；除了现实感的损失，这种态度，还带来其他的损失了吗？
我想是的。索尔·贝娄（他是我最后一个喜欢上的作家）写过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法国人》，里面说道：“对于一个法国人，法国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别的样式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对我说：‘你们国家，天气热得要命。’虽说他压根儿没有去过我的国家，但要想知道这一点，还是用不着离开巴黎的。”贝娄的这篇评论，对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展示出来的品性，与贝娄挖苦的“法国人”的脾气，一模一样。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枉驾去了一趟欧洲，不过读过这篇札记的人都能看出，他对欧洲的看法，老早就形成了，那次旅行不过是寻找材料，证实他的先见之明而已。他对欧洲的评论，浮浅，专横，比如他写道：“你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人，而是意识的丧失。”真正的观察者，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我有点怀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对俄罗斯日常生活无数细节的很是啰嗦的描写，绝不是出于相信这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而是相反。
去年的一次旅行，第一天遇到几个愿意同我聊天的当地人。按照出行前的计划，这正是我要的机会，但不一会儿我就厌倦了；最后一天，在一个叫天花墕的地方，一个捡瓶子的老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最后的机会，我仍然拒绝了。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对自己说，没什么值得打探的，同样的生活状态，同样的动机，同样的快乐和不快乐，会有什么新鲜事吗？——这种想法糟糕透了。某种经验仿佛获得了先验的地位，它的自大及对其他经验的排斥，我知道是极端有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纠正。
1981年的高中生，是一批隐身人。我们一整天在课堂上，只有一早一晚，骑着自行车，在成年人眼下一闪而过。我们想成年，急不可待，准备接收这个世界，对于后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一无惧色。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是，那是阅读成风的年代，不只我们，成年人也在读书，比我们读得更多，理解得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会变成他们。
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展现出各自的倾向，很快变成了成年人。W先是做生意，后来离群索居，只偶尔与朋友们过往。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读蒙田的书，对他说，蒙田的智慧，是你二十年前需要的，现在读他，是不是有些晚了；W说，二十年前，便是见到蒙田，也看不下去的。
W一直鼓励我朝文学的方向发展，这与我对自己的打算完全相反。我有些厌烦我身上的“文学气”。比如说，我把这篇文章命题为“八一年”，还有一个理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在1881年——这种表面的搭配，似有深意在焉，其实毫无意义，而我会立刻注意到这种结构，得压抑着某种冲动，才能避免不就此说些蠢话（我终于还是把这个关节写下来了，看来无可救药）。
文学也罢，别的也罢，1981也罢，2013也罢，一代代青年，一点点改变的世界——我这么说，好像世界有某种实际面目似的，当然没有。让我舒心的是，也就不可能有完全合于实际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最“实际”的态度，想象的成分并不比其他态度里面的少，每个人都在想象，想像的内容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