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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我在少年时的阅读，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混乱的。没有适当的次序，没有均衡，在这一方面超出了理解的范围，在那一方面又缺少必要的基础，到了后来，知识结构奇形怪状，补缮不及，难免捉襟见肘之窘了。在那个时代，这种情形还不少，我遇到过不少年纪相近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原因也都一样，读物匮乏，又没有指引。有个朋友对我说，他曾以分册本的《辞海》，作为找书的向导，我说我也是啊，有好几年里都是拿它当学史、当目录书用。而这比盲人瞎马，只是稍强而已。
若要从这混沌中捞出什么好处，或许是提前把一些问题埋在头脑中，如种子藏在干硬的土中，至于将来能不能出芽，就要看机缘了。不过这一好处，似乎敌不过另一种坏处，那就是，好比一处美景，我们若曾匆匆观览过，以后便有机会，也不很有心情再细细玩味，而多半会自大地说：“我去过那里。”是的，去过了，看过了，听过了，一旦为游客，再难作乡民，而许多东西，是值得住在其中的。
卢梭的《忏悔录》，我是在初中三年级读的，读了个七荤八素，主要的印象，是他写这书时似乎在发烧，而又有奇怪的能力，让读者也陪着他发烧。至于书中到底说了什么，早忘掉了。这书值得更好的待遇，按理我应该在成年后重读的，而再也没有读过，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年阅读它的印象不愉快，二是如前所说，“我看过了”，勉强可以自满了。
另一本《忏悔录》，奥古斯丁的，第一遍阅读时，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了，然而仍然理解得很少。胡乱翻阅一通，看到最后一页，心里想的是，“总算把它看完了”，如释重负，把书扔在一边。过了十来年，不知什么缘故，偶然把它拿起来，算是读进去了，不知高低，只是隐约不安。又过了十来年，也就是几年前，第三次读这《忏悔录》，才为从前惭愧了。三复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方知自己一向不求甚解，错过了多少好东西。
另一个例子，是但丁的《神曲》。高中期间，王维克的译本再版，家父买来，我也跟着读了。本就听说过它的大名，所以读得恭恭敬敬，但说实话，很多注意力，倒是放在多雷的插图上了。《神曲》的力量，无法不令人印象深刻，以后的这些年里，若有人问我《神曲》是不是伟大的作品，我一定说是，但要说为什么伟大，我又说不上来，除非是学舌别人的评论。我知道这著作的规模宏伟，但其中或明或隐的意义，极少了然。成年后又翻过几回《神曲》，没一次能读完的，若说从《神曲》中留意到了什么，不过是但丁那有力的风格和丰富的修辞（这两种还是通过译笔，肯定打了折扣），其余一团糊涂而已。
比方说，在但丁的地狱中心，地狱之王从永恒的冰中探出半截身体，三个面孔的三张嘴中各衔着一个罪人，其中一个是犹大，另两个竟是刺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我那时从一些普及性的小册子及莎士比亚的戏里，知道这两个人物，我不喜欢他们，但也没找到理由来恨他们——即使现在，我仍不能坚定地说，他们应当或不应当做下那可怕的事。他们至少有光彩的理由，传说中布鲁图说的那句“这便是暴君的下场！永远是！”至今还铭刻在许多地方。那么，是什么给但丁如此的把握，斩钉截铁地把他们俩，同犹大一起，放在地狱中的地狱，接受惩罚中的惩罚呢？
这个问题至多是一闪而过，不论是在少年还是在以后。两年前我读到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我的信念》。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出那句后来很出名的话：“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与背叛朋友间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选择前者。”他引为奥援的，正是把背叛朋友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置在地狱最低一环的但丁。
我不能说我完全同意福斯特，我不能说他对但丁的理解符合诗人的本意，但是，但丁的处置，不管是否同他自己的遭遇和怨气相关，都把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个人与国家，友谊与大义，哪种关系更深刻，在道德上更可靠，更合乎本性与人类对自己的使命呢？这是一个连孔子和西塞罗这样的圣贤都为难的问题，而世人通常过于匆忙地便回答了。写到这里，我又想把许多书重读一回——至少一回，也许能减少一些自以为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