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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美（1803—1870）的小说非常好看，从一个半世纪前流行至今，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它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借用流行字眼儿，富有“刺激性”。
梅里美、雨果和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如果把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大型超市”的话，那么，梅里美的小说就是“精品小屋”了。
梅里美仅以《卡门》、《高龙芭》、《伊勒的维纳斯》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就跻身大家的行列，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仅就《卡门》而言，1847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而经比才作曲的歌剧《卡门》，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经久不衰，与小说并举双赢。
梅里美的小说篇幅不长，数量不多，而且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远远比不上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的作品，但却能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梅里美现象”，这就值得仔细探究了。
我看梅里美小说所产生的印象，大抵可以借用《卡门》中这样一段话来描述：
“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的河堤脚下，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晚祷钟声一敲响，即表明天黑了，等到钟敲最后一响，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进入水中。于是欢叫声、嬉笑声响成一片，真是沸反盈天。男人都站在堤岸上面，眼珠瞪得要冒出去，观赏那些浴女，但是却看不真切。然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足能勾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其实略微想象一下，也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浴……”
这种印象，既不像看雨果《悲惨世界》的一幕幕悲剧那样真切，也不像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一场场表演那样清晰，而是朦朦胧胧、雾里看花，望见那白影憧憧的浴女，恍若狩猎女神和仙女们在沐浴。换言之，就仿佛在异常的时间、异常的地点，看到异乎寻常的情景，如同神话一般。
如同神话，又不是神话，至少不是神界的神话，而是发生在人间的神话，但又不是发生在人间的正常生活中，而是发生在人世的边缘。
读几篇梅里美的小说就不难发现，他本人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却让他的小说人物远离巴黎等大都市，远离人群密集的场所。他这些故事的背景，虽不能说与世隔绝，但大多也是化外之地、梦想之乡，是社会力量几乎辐射不到的边缘地区。
例如《查理十一世的幻视》的怪诞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瑞典，时空都很遥远。《勇夺棱堡》的战役则远在俄罗斯，其余的故事也都是在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在浩瀚的大海上展开的。至于马铁奥大义杀子，高龙芭设计复仇，全是科西嘉人所作所为。须知在当时，科西嘉岛刚从意大利并入法国版图不久，全岛自成一统，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总之，有一种独特的科西嘉精神，是法兰西文明的化外之地，就连法国本土人，在岛上也归入四等公民的外国人之列。岛上大部分被荒野、丛林、高山、峻岭覆盖着，还受着原始的强力的控制。
原始的强力，这正是梅里美所偏爱发掘并描绘的。他在《伊勒的维纳斯》中写道：“强力，哪怕体现在邪恶的欲望中，也总能引起我们的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欣赏。”不过，性格的原始动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异化了，只有到社会的边缘、时间的边缘去寻觅了。
因此，梅里美塑造了马铁奥·法尔科恩这样一个铁汉，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住在强盗出没的丛林边缘，浑身涌动着江湖义气，什么问题都以刀枪解决，是一个受绿林好汉敬重、军警也不敢招惹的豪杰。可是，偏偏他的独苗儿，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十岁的儿子，为贪图一块银表，出卖了被军警追捕而受了伤的一名强盗。马铁奥得知实情，不由分说，亲手处决了年幼的儿子。
支配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的原始冲动，不仅任何社会力量和秩序都限制不住，就连亲情也无法遏制，这是不能以现代人的目光来判断的事情，既新奇，又神奇，对现代社会中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恰恰极富刺激性。
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谈到，梅里美十分厌恶一些作家为愉悦公众，剖析在自己身上泛滥的半真半假的感情，“毫无节制地满足庸俗群众的低俗趣味和好奇心理”；梅里美则有意向流行的趣味挑战，选取同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
梅里美不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描述大家都熟识的周围的生活现象，而是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边缘去寻找稀有事物，寻找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能让多愁善感的市民热血沸腾的奇人奇事。他正是沿着这种取向，舍规弃矩，自成方圆，又塑造出高龙芭、卡门这两个神话般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像马铁奥这样的汉子，受原始动力的驱使，做出惊天动地之举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两个美得出奇的女子：一个科西嘉姑娘、一个吉卜赛女郎，也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就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了。
高龙芭是个村野姑娘，但是用小说结尾时一个农妇的话来说：“你瞧那位小姐，长得多美，可是不一般！我敢肯定，她长了一对毒眼。”所谓毒眼，即目光能令人着魔。高龙芭的这双毒眼，正是她那颗复仇女神的心灵的窗口。她这一生，仿佛只有一个目的：为父报仇，除掉仇家。为此，她千方百计迫使她哥哥奥尔索——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退役军官就范，终于假奥尔索之手，打死了仇家的两个儿子。最后，那个仇家——一个当村长的老律师，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疯了，她还是不放过，要亲自去看看他经受痛苦折磨的悲惨相。
在高龙芭看来，社会、法律、文明、道德，既然不能为她报仇，就全都毫无意义。
她一生只干一件事，干一件大事：杀父之仇一报，今后是生是死就无所谓了。
这种性格的原始动力，比生命还重要，谁敢碰一碰就要倒霉，甚至可能同归于尽。
与高龙芭的野性美不同，卡门的美带有一种邪性。她笑的时候，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美色和她的巫术、狡诈一样，都是她的武器。她靠美色将唐何塞拉下水，成为强盗和杀人犯。唐何塞骂她是“妖精”，她也说自己是“魔鬼”，“越是不让我干什么事儿，我就越急着干了”。她不再爱唐何塞时，唐何塞怎么哀求，甚至拔出刀来相威胁，也都无济于事。卡门绝不求饶，连讲句假话应付也不愿意，她中了两刀，“一声未吭就倒下去”。卡门我行我素，不择手段，蔑视和反抗来自社会和他人的任何束缚——如能少坐一天牢，他们宁可放火烧掉一座城市。哪怕拼了性命，她也要维护个性的自由，保持吉卜赛人的本色。
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远非典型人物，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还占有鲜明的地位呢？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仅仅指出他们具有的突出的共同点，即都率性而为，一意孤行。非洲酋长塔曼戈将同胞卖给黑奴贩子勒杜船长，在醉酒中甚至把妻子送给人家，酒醒后追上贩奴船反而身陷魔窟。于是，原始的暴力与文明的暴力，在海上展开了殊死搏斗。再如唐璜，他不是单纯的生活放荡，而是以其放荡向整个社会挑战，向宗教挑战，还直接向上帝挑战。他们受原始动力的支配，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具有毁坏的力量，往往轻易地毁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所爱与希望（杀子杀妻），甚至轻易地毁掉自身（唐何塞、卡门、塔曼戈），连生命也视同儿戏。他们极其自然的举动，在世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了。
因而，梅里美的这些故事，大多充满血淋淋的场面，冷酷无情的毁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不过，梅里美并没有把悲剧题材写成悲剧，至少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悲剧的命运，都是由社会、宗教（或其他信仰）、自然力造成的。悲剧人物的悲壮之美，正是体现在他们同其中一种力量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如《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由贫困和社会的法律而造成不幸，他在苦役犯监狱度过前半生，出狱后化名才得以回归社会，还受尽追捕之苦，备受屈辱和误解，但仍然不懈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成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标准像，完美地完成了命运赋予的使命。
然而，梅里美笔下这些人物，根本不肩负任何使命，与世人所诠释的命运无涉，他们处于人世的边缘，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处于现实和神话的边缘，现代文明和原始野蛮的边缘，犹如荒原的野草、丛林的杂木，随生随灭。他们生也好，死也好，无所谓悲剧不悲剧，无所谓意义不意义，不能以常人常理去判断。他们有的只是生命的冲腾与勃发，以及生命所不断呈现的炫目光彩，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神话。每个人物都是唯一的，并没有社会代表性。卡门就是卡门，高龙芭就是高龙芭，马铁奥就是马铁奥，就连伊勒的维纳斯，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或者克隆。《伊勒的维纳斯》中的叙述者，要临摹这尊雕像的头部，怎么也把握不准那神态，这不令人深思吗？
神话人物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的产物，梅里美小说人物湓涌着原始的动力，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现代神话，即边缘人的神话。
梅里美叙事手法高超，善于营造一种似真似幻、若无还有的神秘气氛，故事往往自始至终扑朔迷离，往往只有谜而没有谜底。在《伊勒的维纳斯》中，新婚之夜的惨剧，读者即使看了新娘的证词，仍难断定新郎就是被维纳斯雕像勒死的。至于《阴错阳差》，朱莉的悲剧虽然同神话搭不上边，而且唯有这个中篇故事发生在巴黎社交界，但是毋庸置疑，人总有一种可悲的，甚至是可笑而愚蠢的倾向：往往在误会的沙滩上，建起自己感情的神话殿堂。
走进梅里美神奇的小说世界，应当怀着欣赏时装表演的心情，或者怀着参观博物馆的心态，来阅读他这些神话般的故事。走在博物馆里，就不会担心美神的雕像忽然走下基座来掐人脖子。同样，我们也不会想象马铁奥忽然离开化外之境的科岛，跑到巴黎的街头，在埃菲尔铁塔下枪杀他的儿子。称马铁奥为好汉、硬汉、铁汉都可以，但是不要把他的行为（其他人物的行为亦然）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说什么“大义灭亲”，或者“舍子取义”，他很可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存状态。
这里还要讲两句有关译名的问题。译名不同，由来已久，不同的译者各有偏好，尤其还有译自英语的名称来捣乱，往往把读者搞晕了。
《嘉尔曼》这个名字就不错，从法文音译过来，但是恐怕很多读者都不知道它就是《卡门》。“卡门”之名来自歌剧，译者大概不是学法语的，这个名字用在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身上，尽管并不怎么雅观，但是流传既广，为读者计，这个译本只好舍高就低，沿用“卡门”了。至于《高龙芭》还是《科隆芭》，《马铁奥·法尔科恩》还是《马特奥·法尔戈内》，都近似音译，则并不以词言义。至于《阴错阳差》，又译《错中错》、《双重误会》，也都取义相近。这里简略交代一下本书的篇名与别名，以免译者和读者发生双重误会。
李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