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折中主义风格

折中主义风格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美等国家流行的一种设计形式，它主要是为弥补所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建筑上的局限性 ”而产生的一种设计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只要能实现美感，可以不受风格的约束，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式样或拼凑不同风格的装饰纹样。由于这一设计的倡导者只重视设计自身的比例均衡，而不顾法度的限制，使之在一座建筑上集中了古希腊的山墙、古罗马的券柱，甚至还有拜占庭的穹顶。设计形态之复杂、混乱亘古难觅，很难用一种风格或形式来概括它，所以，史学家又将这种折中的形式称为“集仿主义”风格。

既然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哥特式甚至东方风格都可以成为人们根据自己喜好而自由选择的样式，这样一来，古今内外任何形式都可以被无拘无束地利用。为了便于使用，人们甚至对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样式进行了实用性的总结：文艺复兴风格雄伟高贵，适合于建造宫殿和市政大楼；哥特式风格高耸跳跃，最能体现对上帝的敬仰，是宗教建筑的不二选择。诗人缪塞（A. de Musset）对这一情形无不讽刺地说：“我们拥有除我们自己的世纪以外的一切世纪的东西。”从当时人们对各种风格错综并存的现实戏谑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设计风格和设计思潮的混乱复杂。折中主义在欧美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前期以法国和英国最为盛行，19世纪末随着美国新生共和政权的稳固发展，折中主义开始在美国流行。

1874年，由法国设计师查尔斯·加尼叶（Charles Garnier）设计建造的巴黎歌剧院是折中主义的杰出代表（图1-38、图1-39）。巴黎歌剧院的建筑外观就像一顶巨大的皇冠，外在的奢华很好地诠释了德国古典主义设计师辛克尔对此建筑的著名评论——“会说话的建筑”。歌剧院全部采用钢架结构，但加尼叶却小心翼翼地将其包裹起来，不露一丝痕迹。建筑的正立面仿照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杰作——卢浮宫的东廊，细部装饰上运用了繁琐的洛可可风格以及米开朗基罗的手法主义。奇艳的雕塑充斥着建筑内部和外部的每一个角落，具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尤其是有着三折楼梯的楼梯厅，更是巴洛克艺术极盛时期的写照（图1-40）。这种繁琐的装饰正如加尼叶所说：“歌剧院不是完全为上演歌剧而建，它更是让人们在一种集会性质的仪式中，体验美梦和幻想。”所以，歌剧院内外一切有观众驻足的地方都装饰得极为豪华。歌剧院也因此获得了第二帝国“纪念碑”的绰号。

英国摄政中后期古典主义复兴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风格样式，也不存在完整意义的、独立的古典风格。不仅古希腊、古罗马复兴的界限模糊不清，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哥特式等艺术元素也或多或少地掺杂进来形成一种折中主义的倾向。特别是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频繁和海外殖民统治的拓张，外来元素——埃及、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摩尔风格也不断地被吸收进来，使得迷恋异国情调的设计主题成为可能。摄政时期折中风格最奇特的地方也许就是在古典主义的框范内却又夹杂着多元化的丰富幻想。约翰·纳什是这一时期最倾向折中主义的设计师之一。他设计的布赖顿皇家别墅（1815—1821）就是这一风格的典例。布赖顿皇家别墅是摄政王居住和娱乐的行宫，1815年，当纳什接手时这座建筑已经按照帕拉蒂奥风格建起了一部分，为后续折中风格的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过纳什很快就以巧妙的方法化解了这一难题，即在整个帕拉蒂奥式正立面上安装铁架，以支撑生铁铸造的洋葱形穹顶和尖塔。在建筑外观上融合了哥特式、中国式、伊斯兰式和印度式的建筑元素，使之既具东方风格又富含西方韵味。别墅的室内与室外一样也是一系列装饰风格的混合、错叠。迷幻而精巧的枝形吊灯、中国风格的壁纸和竹木家具、红色和金色的精美织物、精雕细凿的哥特式家具和镜框、黄铜镶嵌的门窗饰带和边条、粉红色和绿色的洛可可地毯以及强烈的墙面色彩烘托了喜庆的气氛。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室内空间使得布赖顿皇家别墅成为戏谑的、迷幻的和重装饰的摄政时期折中风格的典型代表（图1-41、图1-42）。

19世纪20年代，当法国、英国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各种古典主义风格复兴的时候，作为欧洲重要中心的德国（普鲁士）也在进行着折中主义的探索，并且创造了一批最为优秀的古典复兴风格作品。德国古典复兴风格的代表人物是腓特烈·威廉三世（Fricderich Wilhelm Ⅲ）的御用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cderich Schinkel）。辛克尔曾师从成就卓越却生命短暂的古典建筑大师弗里德里希·吉里（Fricderich Gilly）。吉里与法国“英雄主义”风格建筑师布雷一样遵循设计的外在纯净与严谨理性。辛克尔认为：“建筑的眼界是要把合用的、有用的与合乎目的的变成美的”，“诗意与历史的品质在建筑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在设计中尽可能利用每一种风格进行创作，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哥特式、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隆德伯格（德语对意大利本土建筑的称谓），有时更是将新兴的材料，如钢铁、玻璃也结合到古典主义的设计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情感的多元化设计风格。例如他在1818—1821年间设计的柏林根达门马克剧院，便是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折中风格建筑，在视觉上具有一种超然的享受（图1-43）。不过在他晚期的时候，设计风格出现了转变，由多元化的折中风格逐步走向追求单纯的几何形式与纯粹的比例。如他在1824—1830年间设计的柏林旧博物馆（图1-44）。在这栋建筑上似乎已经找不到多样化的建筑元素，而是以单纯的帕特农神庙为蓝本，进行了创造性的设计，以体现德国评论家海因里希·霍伯施（Heinrich Hubsch）在《我们应该建造怎样的风格》一书中所强调的：“每个时代都要留下自身的建筑风格 ”。博物馆的建造虽然是模仿帕特农神庙，但又没有完全照搬神庙的样式，而且还避免了前期折中主义风格中过多使用的山花。博物馆建在高台之上，可以从中央的一道楼梯拾阶而上，楼梯与希腊巨柱式建筑共同赋予博物馆一种沉静、雄伟的气度。宽阔的楼梯与顶楼——一个用于陈列雕塑的、带穹顶的空间遥相呼应。詹森在他著述的《詹森艺术史》中对辛克尔的这种设计风格赞赏有加，称他“不愧为建筑大师，可以自由运用如此完美的比例和规模，而对称、符合理性的室内设计也与外部的和谐相映成趣 ”。

18世纪末期一度在欧洲大陆盛行的折中主义风格开始向北美地区转移。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一方面，为了体现和标榜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也亟需建设一批象征民主共和的纪念性建筑物。他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风格中发现了隐含其中的民主理念。另一方面，美国在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建筑形式主要是由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各种欧洲样式，当时被称为“殖民风格”。独立战争之后激进主义者为了摆脱“殖民风格”的魅影，也希望建设能体现自己国家风格的建筑。但美国刚刚建国，并无骄傲的历史可寻，于是只好借鉴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形式来同“殖民风格”对抗，以显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决心。所以在美国的政府大厦、教堂、银行以及府邸等很多建筑上都出现了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哥特式相互结合的折中样式。

在美国的折中主义风格实践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s Jefferson）是最著名的一位。作为美国声名斐然的政治家和第三任总统，他对建筑艺术有着独特的情感。而纵观美国的建筑发展史，从杰斐逊对建筑的理解及其实践来看，他当之无愧是美国的近现代建筑之父。在1770—1782年间，他就借鉴欧洲的古典主义风格将自己的住宅“蒙蒂赛洛”（Monticello）设计成一座帕拉蒂奥式的别墅。这座别墅的建造前后持续了40余年，一直处于不断的改进之中。这幢建筑是杰斐逊最富诗意的作品，也因而被称为杰斐逊的“建筑美文”（图1-45）。自家住宅的建造作为他首次建筑设计的尝试取得了成功，为他后来设计弗吉尼亚大学奠定了基础。1804—1817年杰斐逊就着手设计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在设计思想上，他以追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传统为基本理念，将其建造成一座古典式的校园。新颖的校园是由一系列红白相间的亭楼构成，亭楼实际是两排帕拉蒂奥式的别墅，每排五栋，中间由带屋顶的柱廊连接，作为教授寓所和教室（图1-46）。这十栋别墅形态各不相同，在美学上引入了如画般的多样性设计手法。而且，每一座建筑与传统都保持着不同的关联：多立克式别墅模仿古罗马戴克利先大浴场；爱奥尼亚式别墅模仿古罗马福尔图娜神庙。在两排建筑的尽头各有一座外形酷似罗马万神庙的圆形建筑作为图书馆，建筑内部仿照罗马庙宇的柱式也是随处可见。1826年在建筑师本明杰·拉特罗布的建议下于两排别墅间又引入了英国式园林的草地，使整个校园在俨然是纪念古罗马建筑艺术的宏伟祠堂中又不至于显得单调、肃穆。

除了杰斐逊设计的蒙蒂赛洛住宅、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之外（图1-47），1814—1826年间詹姆斯·霍本（James Hoban）设计的白宫（图1-48），以及1793—1867年间由桑顿（W. Thorton）、拉特罗布（B.H.Latrobe）及沃尔特（T.U. Walter）等人先后主持建造的美国国会大厦也都带有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图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