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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奥兰的奇特事件，构成本部纪事的素材。一般来说，它们不该发生在那里，情况有点儿反常了。确实，乍一看来，奥兰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市，只不过是属于法国管辖的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这座城市本身看起来相当丑陋，表面看上去很平静，不过，必须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它跟其他商业城市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叫人怎么想象一座城市既无鸽子，又无树木，也无花园；既看不到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作响，总之，奥兰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四季的更迭只能在天空中显现。宣告春天来临的，是变得清新了的空气，或者是由小商贩从郊区贩运来的一筐筐鲜花；这是一片在市场上出售的艳丽春光。夏日里，阳光炙烤着过分干燥的房屋，给墙壁蒙上一层灰色的尘土；要是不关上窗板，躲在阴影里生活，那人们就没法过日子了。而到了秋天则正好相反，连日的大雨滂沱，全城一片泥泞。晴朗的日子只有到了冬季才会来临。
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方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作、如何爱，又是如何死亡的。可能是气候所致吧，在我们的这座小城中，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样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氛围中一起进行。就是说，人们感到百无聊赖而又习以为常。我们的同胞乡亲勤勉劳作，但目的总是发财致富。他们对商业经营尤感兴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关心的，首先就是做好生意。当然啰，他们对生活中种种简单的乐趣同样也感兴趣，他们很喜欢女人，喜欢看电影、泡海水浴。但是，他们很理性，他们把这种种的娱乐保留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而在一周的其他日子里，则尝试着努力挣钱。晚上，当他们离开了办公室后，他们会准时地聚集在咖啡馆里，他们会漫步于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或者，他们干脆就趴在自家的阳台上看街景。那些年轻人的欲望则比较强烈、短促，而那些年长者的嗜好，则超不出滚球游戏爱好者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饭局，还有纸牌俱乐部的赌局，以求试试手气，撞个大运。
人们一定会说，这可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全都这样吗？毋庸置疑的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然后选择把业余生活的时间耗费在牌桌、咖啡馆、闲聊上。但是，也有些城市的人会时不时地臆想一些事。通常来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他们毕竟有过臆想，而这，就比什么都强。而奥兰则相反，表面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的现代城市。由此说来，根本就没有必要明确说明我们这里人们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他们要不就在所谓的情爱行为中迅速地互相吞噬，要不就进入长相厮守的夫妇生活中。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常常找不到折中的状态。这一点，同样也不是他们的独创。在奥兰如同在别处，人们由于缺少时间，缺少思考，不得不处在彼此相爱却又浑然不觉的状态中。
我们这个城市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临死时会遇到的难题。不过，“难题”两字用得并不太恰当，还不如用“不便”一词更加准确。生病总不会是舒适的事，但是，有那么一些城市和地方，你若是生了病会有人照顾你，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体贴关怀，希望有所依靠，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奥兰，气候这么极端，生意这么繁忙，景致这么乏味，黄昏短促，娱乐低水准，这一切都需要人们拥有健康的身体。一个病人会感到很孤独。那么，请想象一下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简直就像驶入陷阱，关闭在千百道热得噼啪作响的围墙后面，而与此同时，全城的人则都在电话机旁，在咖啡馆里，忙着谈论汇票、海运提货单、汇票贴现什么的。人们将会明白，即使是在现代生活中，一个生活在酷热的地方等待死神来临的人，临终时会有多么困窘！
这些情况也许能让人对我们这个城市有个概念。即便如此，还是不宜夸大其词。必须强调的，是城市及其生活都平淡无奇。但是，一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就不难打发时日了。既然本城的生活有利于习惯的养成，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切都算顺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啦，生活的确也不太有趣。至少，我们那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动乱。本城的居民坦率、友好，且很活跃，总是能赢得外来旅行者一种理所当然的尊重。这座没有景色、没有花木、没有灵魂的城市最终似乎显得很闲适，能让人在此酣睡入梦。但是，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镶嵌在一片无与伦比的风景之中，位于一个光溜溜的高地的中央，四周则是一些阳光明媚的小山丘，正面有一个轮廓线完美无缺的海湾。唯一令人稍感遗憾的地方是，城市是背向着海湾而建的，因此，除非特地跑去寻找一番，否则是不可能马上就发现海洋的。
说到这里，人们很难相信，这一年春天会发生多么严重的变故——我们随后才明白了这一点。而我们在此要记述的，正是那些变故的小小征兆。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事情会显得十分自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相反，会认为难以置信。但是，归根结底，一个编年纪事的作者是无法考虑这些矛盾的。他的任务只是要说出：“这事发生了。”因为在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件事确实是发生了，而且，这事情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有千千万万个证人将在内心确认他所说到的真相。
再者说，假如本故事的叙述者——到时候人们总是会及时认识他的真面目的——并非出于偶然，来收集一定数量的证词，假如当时的形势没有把他卷入他声称要叙述的那一切之中，那么，他就将没有什么名分来承担如此一项工程。正是这一点，允许他充当了历史学家的角色。当然，一个历史学家，即便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也总是拥有一些文献史料的。因此，本故事的叙述者也拥有他自己的史料：首先，就是他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其次，则是其他人目睹的事实。既然他自身扮演了角色，他就得去亲自收集这篇纪事的所有人物的心里话，而且，到最后，那些文字资料还都落到了他的手中。当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允许自己尽情地从中取材，而且，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还能允许自己……但是，现在也许是时候了，该让这一番解释告白、这一番谨慎的措辞收场了，还是言归正传，说一说故事本身吧。开头几天的故事是需要某种细腻的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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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里出来，在楼梯过道的正中央发现了一只死老鼠。当时，他把死老鼠往边上一踢，并没有太在意，就匆匆下了楼梯。但是，走到大街上之后，他又突然想到，这只老鼠死得怪不是地方的，于是，他掉转脚跟往回走，想提醒一下看门人。面对着看门人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发现有些蹊跷。这只死老鼠的出现，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有点怪异而已，而对于看门人，它却构成了一桩丑闻。此外，看门人的立场向来是坚定不移的：这幢楼房里没有老鼠。大夫说，在二层的楼梯过道中有一只老鼠，而且也许已经死了。但他再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都是白费口舌。米歇尔先生的信念毫不动摇：这幢楼房里没有老鼠，非要说有的话，那么，这只老鼠一定也是有人从外边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一场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在楼房的走廊中站定，正往兜里掏钥匙，准备上楼回家。就在这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一只皮毛湿漉漉的大老鼠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钻了出来，它蹒跚着，动作不稳。它停了一下，像是在努力寻找平衡，然后继续跑向大夫这边，然后又停住，转了半圈身子，甚至还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叫声，最后终于倒下，从半张半闭的嘴里流出来一点儿血。大夫仔细打量了它好一会儿，然后上楼回家去了。
他心里想到的，倒不是那只老鼠。只不过，老鼠嘴里吐出的鲜血勾起了他的满腹心事。他的妻子病了已有一年时间，明天就得前往山区的一个疗养站去疗养。回家后，他看到，妻子按他的吩咐，已经在卧室中睡下了。就这样，她已经准备好要去对付旅途的劳顿了。见他进来，她冲他微微一笑。
“我感觉很好。”她说道。
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大夫瞧着她那张正转向他的脸。对于里厄来说，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还带有病容，但这张脸永远都是青春洋溢的。也许，那是因为脸上的一丝微笑驱赶了其他的一切。
“能睡的话就好好睡吧，”他说，“看护会在十一点钟过来，我会陪你们去车站，赶中午十二点钟的那一趟火车。”
他吻了一下她稍稍有点湿润的额头，她的笑容一直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钟，看门人在里厄大夫经过门口的时候拦住了他，并指责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走廊中央放了三只死老鼠。看来，它们应该是被大捕鼠器逮住的，因为它们的身上都是血。看门人在门槛上已经站了好长时间，拎着死老鼠的脚爪，冷嘲热讽地等着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主动现身。但是，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承认。
“啊！这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我总会抓住他们的。”
里厄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他决定当天的出诊先从外沿街区开始，他最贫穷的患者全都住在那里。那些街区的垃圾收集要比别处晚得多，当汽车在这一街区笔直的、尘土飞扬的道路行驶时，险些撞到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垃圾箱。在他驱车驶过的这条街上，大夫数了数，一共有十来只老鼠被扔弃在烂菜、果皮和破布堆里。
临街的一间房子里，他的第一个病人正躺坐在床上，这间房既当睡觉的卧室，又当吃饭的餐室。病人是一个西班牙老人，脸容呆板，满是皱纹。他面前的盖被上，放着两个盛有豌豆的小锅。大夫进门的时候，原本在床上半挺着身子的病人，脑袋往后一仰，试图好好地喘上一口气，那是老哮喘病人一种急促喘息的声响。他的妻子拿来了一个盆。
“嗯，大夫，”医生给他打针时，他说，“它们出来了，您看到了没有？”
“是啊，”那女人说，“隔壁邻居捡到了三只呢。”
老头子搓着双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这都是饿的呀！”
之后，里厄毫不费劲地发现，整个街区的人都在谈论老鼠。出诊结束后他就回家了。
“有您的一份电报，已经放到楼上去了。”米歇尔先生告诉他。
大夫问他是不是又看到了老鼠。
“啊！没有，”看门人说，“有我在这里守候着呢，您明白的。那些畜生哪里还敢来啊。”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将于次日到达。她从外地前来帮儿子照料家务，因为患病的儿媳妇要离家去疗养。当大夫走进家门时，女看护已经到了。里厄看到妻子站在那里，穿了一身套裙，脸上已略施脂粉。他冲她微微一笑。
“这样好，”他说，“很好。”
不多一会儿，他们来到了火车站，他把妻子安顿在卧铺车厢中。
她抬眼打量了一番包厢：“对我们来说，这也太花费了，是吗？”
“有这个必要。”里厄说。
“那些老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知道。很奇怪，但是，总会过去的。”
然后，他很快地对妻子说，他要请求她的原谅，他本应该好好照顾她的，可他却忽略了。她连连摇着头，像是在示意他别再说下去了。但是，他又补一句说：
“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将变得更好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是的，”她说，眼睛里闪耀着光芒，“我们会重新开始的。”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背朝着他，去看车窗外的景色。站台上，人们行色匆匆，你推我搡。机车头嘘嘘的排气声传到了他们的耳畔。他叫着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身过来时，他看到，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眼泪。
“别这样。”他轻柔地说。
泪花底下，笑靥重露，略略有点儿发僵。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走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了抱她。眼下，回到站台上后，从车窗外面看过去，他看到的就只有她的笑脸了。
“听话，”他说，“好好照顾自己。”
但是，她已经听不到他的说话声了。
站台上，出口处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正拉着自己小儿子的手。大夫问他是不是要出去旅行。奥东先生个子高高的，一头黑发，从外貌来看，他有几分像是人们以前所称的上流社会的人，又有几分像殡仪馆里的掘墓人。他用一种很和蔼的嗓音，十分简练地回答说：
“我在等我太太，她专程前去探望我的家人了。”
火车鸣笛了。
“那些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列车前进的方向做了一个动作，但是，又转身朝向车站出口。
“是的，”他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刻，他能记住的唯一的事，是一个当班的工人经过，只见他胳膊底下夹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死老鼠。
同一天下午，里厄的门诊一开门，就接待了一个年轻男子，听人说，他是一个记者，而且，上午他已经来过一趟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个子不高，肩膀宽宽的，面部表情坚毅果断，两只眼睛清澈明亮，透着一股聪明劲。朗贝尔穿着一身运动衣式样的简装，看来生活十分宽裕。他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说他受巴黎一家大报的委托，正在开展一项针对阿拉伯人生存条件的调查，他想了解一下有关他们健康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状况不佳。但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很想知道，这位记者是不是能够如实报道。
“当然能了。”记者说，“我是想说，您能不能给予全面的谴责？”
“全面吗？不能，我得实话实说。但是，我猜想，这种谴责恐怕是没有根据的。”里厄不慌不忙地说。
确实，这样的谴责恐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通过提出这一问题，他仅仅只是想寻求了解，朗贝尔的见证是不是能够做到毫无保留。
“我能接受的，只有毫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我的资料来支持您的见证。”
“这简直就是圣茹斯特
的话语。”记者微笑道。
里厄一点儿都没有提高嗓门，只是平静地说，他对圣茹斯特这个人一无所知。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对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感到厌烦的人的话语，然而，他拥有他同类人的趣味，并且拒绝不公正和妥协让步。朗贝尔的脖子缩在两个肩膀之间，他呆呆地瞧着大夫。
“我想我能理解您的意思。”最终，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里厄一直把他送到门口：
“我感谢您能这样看待事物。”
朗贝尔显得有些不耐烦。
“是的，”他说，“我能理解，请原谅我打扰您了。”
里厄握住了他的手，并对他说，眼下，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关于这件事，也许有一篇有意思的报道可写。
“啊！”朗贝尔大声叫嚷起来，“这事情我非常感兴趣。”
十七点钟的时候，大夫要去出诊，在楼梯里，他与一个年纪较轻的男子擦肩而过。这人身形厚实，脸盘很大，脸颊凹陷，两条浓眉又粗又黑。里厄早已见过他几次了，他就住在他那栋楼房顶层的几个西班牙舞蹈家那里。名叫让·塔鲁，他正一本正经地抽着一支卷烟，同时，仔细打量着脚下梯级上一只垂死的老鼠最后挣扎的样子。他微微抬起他那灰色的眼睛，平静而又略带点儿关注意味的目光落在里厄的身上，他对里厄问了一声好，然后就说，这些老鼠的出现真是一件怪事。
“是的，”里厄说，“但是，这事情到头来怕是会令人恼火的呢。”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才是这样。只不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仅此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的，真的是很有意思。”
塔鲁举起手，把头发向后捋了捋，又瞧了一眼那只老鼠，现在，它已经一动也不动了。然后，他对里厄微笑道：
“但是，总之，大夫，这尤其是看门人的事。”
赶巧了，大夫这时候发现，看门人正好就待在楼房前，背靠着入口处边上的那道墙，一种厌倦的表情显露在他那平时总有些充血的脸上。
里厄提醒看门人，这会儿又新发现了死老鼠。
“是的，我知道，”老米歇尔对里厄说，“现在，它们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了。但是，在其他楼房里，情况也是同样的。”
他显得忧心忡忡，神情沮丧。他以一种很机械的动作，搓着自己的脖子。里厄问他身体状况如何。当然啦，看门人无法说自己情况不好。只不过，他感到不舒服。依他来看，都是心理作用作祟。是那些老鼠给了他一个狠狠的打击，等到它们消失的时候，一切就会好转的。
但是，到了第二天四月十八日的上午，里厄从火车站把母亲接回来的时候，发现米歇尔先生的面颊凹陷得更厉害了。从地窖到阁楼，楼梯上躺了十好几只老鼠。隔壁楼房的垃圾箱里也满是死老鼠。大夫的母亲获悉了这一消息，却并不吃惊。
“这样的事情并不新鲜。”
她是一个小个子女人，满头银发，一双黑色的眼睛，显得很温和。
“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了，贝尔纳，”她说，“这些老鼠一点儿都不能坏了我的好心情。”
里厄点头称是，没错，有她在，无论什么难题都会显得很容易解决。
然而，里厄还是给市里的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认识灭鼠办的主任。他问主任是否已经听说了那些老鼠在露天大量死去的事情。梅西埃主任早就听说了，甚至，在他那位于码头附近的办公室里，人们也已经发现了五十来只死老鼠。然而，他还是不知道情况是不是很严重。里厄也无法做出决定，但是，他认为，灭鼠办一定会出面来管这事情的。
“是的，”梅西埃说，“得有指令下来。假如你认为真的有必要那样做，我可以尝试要求上级发布指令。”
“是有必要这样做。”里厄说。
他的清洁工女佣刚才告诉他说，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人们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市民同胞开始担心起来了。因为，正是从十八日起，从各家工厂和货栈中，人们清理出来好几百只死老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不得不把将死未死抽搐不已的老鼠弄死。但是，从外沿街区一直到市中心，里厄大夫行迹所到之处，凡是有我们的同胞聚集之处，总有成堆的老鼠在等着人来收拾，它们或是被堆在垃圾箱里，或是成串地躺在水沟里。从这一天起，晚报就死死地抓住了这件事情，苦苦地追问，市政府到底是不是准备行动，他们到底打算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来确保市民们的健康不受这可恶情况的侵扰。市政府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他们还什么都没有考虑呢，现在市政参议会刚刚召开了，他们开始讨论问题了。命令已经下达给了灭鼠办，要求他们每天一清早就统一收集死老鼠。收集起来之后，则由他们派出两辆汽车，把死老鼠运到垃圾焚化厂彻底烧毁。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情况一下就变得严重起来。捡到的死老鼠的数量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从第四天起，老鼠们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从阴暗的角落，从地下室，从地窖，从阴沟，它们成群结队地、慢慢腾腾地爬出来，在日光底下摇摇晃晃，围绕着自身打转转，最终就倒毙在人们的脚边。到夜晚，在走廊中，或者在小巷里，人们总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时的细微叫声。到了清晨，在近郊的街道上，人们会发现老鼠堆积在水沟中，尖尖的嘴上挂着血丝，有的已经肿胀、腐烂，还有的则僵直地挺着四肢，一根根胡须还翘着。在市区，在一些过道或者院子里，能碰上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它们也有孤零零地死去的，在行政机构的大厅中，在学校的风雨操场上，还有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的。我们惊愕不已的同胞会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方碰上它们。中心广场、林荫大道、海滨漫步道，越来越远的地方，一处处全都遭到了污染。尽管，一大清早，城里头到处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死老鼠都被清理掉，白天里，人们还是会走着碰上它们，而且数量越来越多。走在人行道上时，不止一个夜行的人感觉到踩上了一只刚死不久的还有弹性的老鼠尸体。就像我们的房屋扎根的大地本身长满了疖子，里面充满了脓血，现在终于排放出来了。就让人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小城市万分惊愕的状况吧，在此之前，它还一直是安安静静的，而只过了短短几天，便闹得天翻地覆，就如一个本来健健康康的人，他那浓稠的血液突然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
事态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兰斯多克情报社（一家专门收集各种类型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它提供的免费资讯服务的广播节目中宣布说，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人们就收集并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让人们对众目睽睽之下本城所发生的日常现象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进一步加剧了市民的恐慌。直至那个时候为止，人们还只是对一件可恶的偶发事件有所抱怨。而现在，人们却突然发现，这种现象隐含着威胁性，既不能确定其规模，也无法探求其根源。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还在继续搓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重复道：“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话语中明显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喜悦。
然而，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兰斯多克情报社宣布说，已经清理并焚化了大约八千只死老鼠时，人们的焦虑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并指责当局。一些在海边拥有房屋的人，已经说要撤到那里去住。但是，到了第二天，情报社宣布，这一现象已经突然停止，灭鼠办收集到的死老鼠数量微不足道。全城人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然而，也正是在同一天，中午时分，里厄大夫把他的小汽车停在楼房前面时，发现看门人正从街角那边步履艰难地走来，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双臂和双腿都叉开，活像一个提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大夫仔细一看，认出了那位教士。大夫见过他几次，他是帕纳卢神父，一位博学而又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本城享有相当高的威望，甚至在那些对宗教抱有冷漠态度的人心中也是如此。大夫站定在那里，等着他们走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气喘吁吁。他感觉不太舒服，想出来透透风。但是，他的脖子、腋下、腹股沟都十分疼痛，迫使他不得不半途折回，并且请求帕纳卢神父扶他一把。
“我身上有一些肿块，”他说，“我走路有点费劲儿了。”
大夫把胳膊伸出车门外，一根手指头在米歇尔老头伸过来的脖颈上来回地按了按，里面形成了一个类似木节的东西。
“回去躺下，量一下体温，我今天下午会过来看您的。”
看门人走之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父对死老鼠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哦！这应该是一场瘟疫。”神父说，他的两眼在圆圆的眼镜片后面露出了一丝微笑。
午餐后，里厄正在重读疗养院发来的、通知他妻子已经顺利到达的那份电报，电话铃响了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老患者打来的电话，请他出诊一趟。病人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此人长期以来深受一种主动脉狭窄症的折磨，由于他家境贫穷，里厄始终为他做免费治疗。
“是我，”他说，“谢谢您还记得我。但这一次是为了别的人。您快点儿过来吧，我邻居家出事了。”
他的嗓音中夹杂着重重的喘息。里厄不由得想到了看门人，他决定这次出诊回来后就去看一下看门人。几分钟之后，他就走进了外沿街区——费戴尔博街一栋低矮的房屋的大门。就在又臭又阴暗的楼梯中，他遇上了约瑟夫·格朗，就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个政府职员，他正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留着一撮颜色发黄的小胡子，高高的个子，有些驼背，肩膀狭窄，四肢瘦削。
“他现在好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里厄的跟前，“可我本来还以为他要完蛋了呢。”
他擤了一下鼻涕。来到最高的三层楼后，在左边的那道门上，里厄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屋。一根绳子高高地挂在一盏吊灯下，悬在一把掀翻了的椅子的上方，桌子被推到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但是，绳子只是孤零零地空悬着。
“我及时赶来，把他解了下来，”格朗说，他似乎总是在字斟句酌，尽管他说的就是最简单的话语，“当时，我正好要出门，就听到了动静。当我看到门上的告白时，该怎么跟您解释呢，我还以为是恶作剧呢。但是，他发出了一种滑稽的，甚至可说是悲哀的呻吟，可以这样说。”
他挠了挠脑袋：
“依我看来，这样自杀应该是很痛苦的过程。于是，我就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道门，来到了一个房间的门槛上，房间很明亮，但家具摆设十分简陋。一个身材圆滚滚的小个子躺在一张铜床上。他艰难地喘着气，睁着一双充血的眼睛，瞧着他们进来。大夫停下了脚步。在他呼吸的间隙中，他似乎听到了老鼠的细微叫声。但是，在房间的四处角落中，没有任何东西在动。里厄走向了床边。这人摔下来的地方并不太高，跌得也不是很突然，脊椎骨保住了。当然啦，稍稍有些窒息。需要做一个X射线透视。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过几天就会痊愈的。
“谢谢您，大夫。”那人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里厄问格朗，他是不是已经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当即露出一副尴尬的神态——
“没有，”他说，“哦！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那是当然，”里厄打断了他的话，“那么，这事就由我来做好了。”
但是，就在这一刻，病人突然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挺起身子，一边急吼吼地争辩说，他现在很好，没有必要去报告警察。
“请您安静一下，”里厄说，“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案子，相信我，有必要去报告一声。”
“哦！”病人应了一声。
于是，他身子向后一仰，轻声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小胡子已经有好长一会儿了，这时候走到病人跟前来。
“好啦，科塔尔先生，”他说，“您应当弄明白。人们会说，大夫对此是有责任的。比如说，假如您又打算再来上一次……”
但是科塔尔含着眼泪说，他不会再来上一次了，他说，这一次只是一时间的慌乱失控，他只希望他们能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于是，里厄给他开了一张处方。
“说定啦，”他说，“那我们就不谈这个啦，两三天之后，我还会再来一趟的。但是，请您不要再犯傻了。”
在楼道中，里厄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向警察局报告一声，但是，他会请求警察分局的警长等一等，等到两天之后再来做调查。
“今天夜里，得好好看住他。他有家人吗？”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可以亲自来守着他。”
格朗摇了摇头。
“实话告诉您吧，就连他本人，我也谈不上认识他。但做人总得互相帮助吧。”
在房屋的走廊中，里厄机械地朝四下的角落里瞧了瞧，并问格朗，他这个街区的老鼠是不是全都消失了。这位职员回答说他一无所知。人们确实对他说起过这么一回事，但是他对街区中流传的种种消息并不十分在意。
“我有别的操心事。”他说。
里厄没等他说完，就跟他握手告别了。他现在急于去见那个看门人，然后还要给自己的妻子写信。
报贩在叫卖晚报，吆喝着老鼠已经停止侵扰了。但是，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已经趴到了床外，一只手摁住了腹部，另一只手则托住了脖子，正十分痛苦地往垃圾桶里吐着浅红色的胆汁。吐了好一阵子，看门人这才气喘吁吁地重又躺下。他的体温达到了三十九点五摄氏度，脖子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起来，腰侧部位出现的两处浅黑色斑点也变得越来越大。现在，他在抱怨脏腑内一阵阵剧烈的疼痛。
“它在烧，”他说，“这可恶的东西，从里边在烧着我。”
他那烟灰色的嘴让他在说话时结结巴巴的，咬字不清，他把目光转向大夫，剧烈的头痛让他瞪得圆鼓鼓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的妻子也焦虑地瞧着里厄，而里厄却一言不发。
“大夫，”她说，“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诊。到今天晚上为止，不要吃东西，要服用净化剂。还得让他多喝水。”
可巧，看门人正干渴得要命呢。
回到自己家里后，里厄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本城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医生。
“没有，”里夏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没有人因局部性发炎而发热吗？”
“啊！这倒是有的，有两例淋巴结严重发炎的。”
“正常吗？”
“这个嘛，”里夏尔说，“所谓的正常，您是知道的……”
晚上，看门人体温上升到了四十摄氏度，不停地说着胡话，一个劲地抱怨那些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脓肿法治疗
。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连连高喊道：“啊！这肮脏的玩意！”
淋巴结还在继续肿大，摸上去很硬很硬，仿佛是一块木头，看门人的妻子吓坏了。
“好好地看住他，”大夫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找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一股已经带了些许暖意的和风，在蓝色的天空中吹过，一种潮湿感扑面而来。风儿带来了花香，那是从遥远的郊区传来的。清早大街上似乎比平时更加热闹了。这一天，在我们这座小小的城市中，人们从整整一个星期忧心忡忡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仿佛是万物回春的一天。里厄本人，也因接到了妻子的一封来信而感到安心，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态下楼来，去看望看门人。确实，到了早上，病人的体温已经下降到三十八度。尽管还是浑身乏力，他却在自己的床上露出了微笑。
“情况好了点儿，不是吗，大夫？”他妻子说。
“我们还是再观察看看吧。”
但是，到了中午，看门人体温一下子又上升到了四十度，连连说着胡话，而且又呕吐起来。他脖子上的淋巴结痛得几乎不能碰，那一副痛苦的架势，好像是要尽可能地把脑袋扯得远离躯体。他妻子坐在床角，双手放在盖被上，轻轻地摁住病人的两只脚。她注视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必须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的治疗。我这就打电话给医院，我们叫救护车来把他转走。”
两个小时之后，在救护车里，大夫和女人俯身望着病人。只见，从他那满是蕈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几个词语：“老鼠！”他脸色发绿，嘴唇蜡黄，眼皮青灰，气息短促，断断续续的，身体仿佛被淋巴结撑得要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小的铺位中，仿佛要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又仿佛有来自大地深层的什么东西在无情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无形的重压下窒息了。他妻子哭了起来。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大夫？”
“他死了。”里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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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么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那样一个充满了令人困惑的象征符号的时期的终结，也标志着另一个相对更加艰难的时期的开始，前期的惊讶渐渐地转化为了恐慌。以往，我们的市民从来就没想到，这小小的城市居然会成为一个特定之地，让那成批成批的老鼠死在光天化日之下，让那个可怜的看门人死于怪异的疾病，可是从此之后，他们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发现自己原本是想错了，他们的观点是需要修正的。假如一切停止于这一刻，那么，种种的传统习惯无疑就会占上风。但是，在我们的市民中，还是有一些人并不是做看门人的，也并不是穷苦人，他们却同样也走上了米歇尔先生最先走上的不归之路。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恐惧开始了，而与恐惧相随的，则还有思考。
然而，在讲述这些新事件的细枝末节之前，叙述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刚才描绘的那个阶段给出另一个证人的观点。在本故事的开头，我们曾经提到过让·塔鲁这个人，他是几个星期之前才来奥兰定居的，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中。表面看来，他靠着自己的收入，似乎生活得相当舒适。尽管人们渐渐地对他熟悉起来，但谁也说不清，他究竟来自哪里，又为何会到这里来。人们会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所遇到他。刚一开春，人们就频频在海滩上见到他，他常常去那里游泳，显得非常快乐。这位永远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似乎喜欢所有正当的娱乐活动，却又不会沉溺其中。实际上，他唯一为人知晓的习惯，就是跟城里数量众多的西班牙舞蹈家和音乐家频繁交往。
无论如何，他的笔记本，同样也构成这一艰难时期的某种编年纪事。但是，那是一种很奇特的纪事，似乎听从着一种成见，偏爱种种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乍一看来，人们恐怕会认为，塔鲁是在想方设法地反拿着望远镜，从大头倒着来观察人与物。在全城普遍性的大动荡中，他总是致力于研究那种并不能称为历史的东西。人们无疑会为他感到惋惜，并对他冷酷的心肠深表怀疑。尽管如此，他那些笔记本还是能为这个时期的纪事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当然，这些细节自有其重要性，而且，细节的怪异性能防止人们对这个有趣的人物过快地做出判断。
让·塔鲁记下他的第一批笔记，还是在他刚刚来到奥兰的那些日子里。从一开始，笔记就显示出一种奇特的满足感，满足于能置身一个如此丑陋的城市。人们在札记中能看到对点缀了市政厅大门的两个青铜狮子的详细描述，还能看到对树木缺乏、房屋不雅、城市无规划的善意评价。塔鲁还在其中夹杂了从有轨电车中、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些对话，却没有加以评论。当然，也有例外，那是后来了，谈到一个名叫康普的人。塔鲁见证了两个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如下这番对话：
“你很熟悉康普这个人吗？”一个售票员问道。
“康普吗？是不是一个留着黑黑的小胡子的高个子？”
“正是，他以前在铁道上扳道岔。”
“是的，当然认识了。”
“告诉你吧，他死了。”
“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在老鼠事件之后呀。”
“真是的！他到底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呀，发高热呗。再者说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太强壮。他胳肢窝底下长了脓肿。没能扛过去。”
“不过，他看上去跟我们大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啊。”
“哦，不，他的肺很虚弱，他在管乐团里演奏。一直就是吹短号的，这可是很伤肺的呢。”
“啊！”另一个人总结道，“当一个人病了的时候，他就不该再吹什么短号了。”
记录下这几行对话之后，塔鲁转而问自己，康普明明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合吹号，为什么还是进入了管乐队？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在促使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那些为主日的游行演奏呢？
随后，塔鲁似乎被一个景象深深地吸引，它就经常发生在他窗户对面的阳台上。他的房间正好朝向一条横向的小街，那里总是有几只猫在墙角的阴凉处睡觉。但是，每天午餐之后，就在整座城市于热浪中昏昏欲睡的时候，一个小老头会出现在街对面自家的阳台上。他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军人式的笔挺服装，显得很威严，嘴里发出一声声虽不亲切却很柔和的“小宝咪咪，小宝咪咪”，招呼着猫咪们。猫儿则懒懒地抬起它们惺忪的睡眼，还是没有动弹。那人便在街道的上空把一张张纸撕得粉碎，然后扔下去。猫儿们被这飘飘扬扬的白纸片吸引，就走到街道正中央，迟迟疑疑地朝那最后落下的一些纸片伸出一只爪子。这时，小老头就会看准机会，朝猫儿使劲地吐一口唾沫。假如有那么一口唾沫精准地命中了目标，他就会哈哈大笑。
终于，塔鲁似乎还是被这城市的商业特性吸引住了，它的外表，它的热闹，甚至还有它的娱乐，似乎全都受到了必不可少的生意经的支配。这一奇异性（札记中使用的正是这一词语）赢得了塔鲁的赞赏，他的某一段赞扬性意见甚至还以如此的一声欢呼作为结尾：“终于！”在那一时期的旅行者札记中，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真正具有一种个性化的特征。不过，要想看出札记的意义和严肃性，确实有些困难。正是如此，在记述了旅馆的出纳因撞见了一只死老鼠而昏头昏脑地记错了一笔账之后，塔鲁用一种远比平常更为潦草的笔迹补充写道：
问题：怎么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它漫长的过程中去体验它。办法：整天都等候在一个牙医诊所的候诊室里，就坐在一把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在自家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一场场用你听不懂的语言所作的讲座，选择最漫长、最不方便的铁路线去旅行，当然还得买站票；在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排队，最终却不买票……
但是，在这些语言与思想漫无边际的游离之后，笔记本紧接着就开始描绘本城的有轨电车，写到了它们那划艇一般的外形、难以辨识的颜色、司空见惯的肮脏，最终，则用一句无关痛痒的“真太棒了”来结束这些观察。
在此，我们不妨就来看一看塔鲁对老鼠事件所做的记录：
今天，住在我对面的小老头非常失态。猫儿都不见了，它们确实都失踪了，因为人们在大街上发现了很多死老鼠。依我看，猫儿去吃死老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家的那些猫就很讨厌死老鼠。它们应该是都跑去地窖里了，而那个小老头也就因此而失态了。他的头发梳得不那么整齐了，人也不那么精神了。能感觉到，他有些焦躁不安。过了好一会儿，他就回屋里去了。他还是吐了一次唾沫，对着虚空。
今天，在城里，人们拦停了一辆有轨电车，因为在车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跑上去的。有两三个女人下了车。人们把死老鼠给扔了。电车又重新开走了。
在旅馆。值夜班的——他是个值得信任的男子——对我说，所有这些老鼠让他不禁预料到会有一种灾难。“当老鼠们离开轮船时
……”我回答他说，坐轮船的时候，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生活中，人们还从未证实过这样的情况。不过，他还是坚信不疑。我问他，在他看来，人们会预料到什么样的灾难。他不知道，灾难总是不可预知的。假如当真就发生一场大地震的话，他也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我承认说，这是有可能的，而他则问我，这会不会让我担心。
“唯一让我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就是寻求内心的平静。”
他完全理解我。
在旅馆的餐厅里，有一家人十分有意思。父亲是一个瘦高个，穿着一身黑衣服，戴了一个硬领。脑袋的正中央秃了顶，左右两边则还有两簇灰白的头发。一双小眼睛圆圆的，很是冷酷，一个鼻子又细又尖，一张嘴扁平扁平的，给了他一副驯养的猫头鹰的形象。他总是第一个来到餐厅门口，然后侧一下身子，让他的妻子先进去。他妻子则长得小巧玲珑，像是一只黑老鼠，而她的身后，总是紧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穿戴得像是两只乖乖的小狗。来到餐桌前，他会先让他妻子落座，然后他才坐下，最后，那两个“小狗狗”才会爬上他们的椅子。他对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都以“您”相称，不过，他对妻子说的都是一些彬彬有礼的刻薄话，而对下一代则使用一些不容辩驳的决定性话语：
“妮珂尔，您表现得真是超级讨厌！”
小姑娘几乎就要哭出来了。
今天早上，小男孩被老鼠的事刺激得很来劲。他特别想在餐桌上说上那么一说。
“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讲老鼠啦，菲利普。我禁止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父亲说得对。”那只小黑老鼠说。
两只小狗狗把鼻子埋入了他们的饲料中，而那只猫头鹰则点了一下头，表示了谢意，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尽管有这样的榜样在也没什么用，在城里，人们还是大谈特谈老鼠这件事，连报纸也在报道。地方新闻专栏登载的内容通常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个儿地表现为一场攻击市政当局的战役：“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注意到了这些老鼠的腐尸可能带来的危险？”旅馆经理没有别的话，翻来覆去讲的也只是这件事。但是，那都是因为他十分恼火。在一家颇有信誉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了老鼠，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了安慰他，我对他说：
“所有人都可能碰到这样的事。”
“正因为如此，”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就跟所有人一样啦。”
也正是他，对我讲起了这种惊人的高热症的最初一些病例，如今，他们早已令人担忧万分了。他的那些打扫房间的清洁女工中也有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说明了一下。
我对他说，我都无所谓。
“啊，我知道了，先生就跟我一样，是个宿命论者。”
我根本就没有表达过这类观点，我也不是什么宿命论者。我把这个意思对他说了……
正是从这一时刻起，塔鲁的笔记开始稍微详细地谈论起了这种已在公众中引起担忧的莫名高热。塔鲁记载道，随着老鼠的消失，那个小老头终于又找到了他的猫儿们，并且耐心地修正他的唾沫射击力度与角度。接着，他又补充说，人们已经能举出十来个这类高热的例子，其中多数还是致死的。
最后，我们可以转录一下塔鲁所描绘的里厄大夫的肖像。叙述者认为他的描绘相当忠实于本人：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阔的肩膀，方方正正的脸庞。暗色的眼睛，目光直视前方，但是下颌突出。鼻子很高，直挺挺的，头发黑黑的，剪得很短。嘴角微微上翘，嘴唇很厚，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样子有那么一点点像西西里的农人，皮肤黝黑，汗毛黑黑的，他总爱穿深色的服装，但衣着剪裁得很得体。
他走路很快。沿着人行道往下走的时候，他也从不改变步履，但是，当他踏上对面人行道时，三次中倒有两次，他会轻松地一跳。开车的时候，他常常会心不在焉，而且总是会让指示方向的箭头立着不放下
，即便拐了弯之后，也还是不放下。从来不戴帽子。一副心中有数的样子。
*
塔鲁记载的数据准确。里厄大夫知道这种病的严重性。看门人的尸体被单独隔离后，他打电话给了里夏尔，询问他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症引起高热的症状。
“这方面我是一点儿都不懂的，”里夏尔说，“两个人死去，一个是四十八小时之内，另一个是整整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另一位患者的时候，他的症状都已经完全好转了。”
“假如您有什么其他病例，请通知我一声。”里厄说。
里厄又给几个医生打了电话。调查的结果是，短短几天时间里，类似的病例已经有了二十来个，几乎全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市医生公会的会长里夏尔提出要求，希望能把新的病人全都隔离起来。
“但是，我实在是无能为力，”里夏尔说，“必须由省里来采取措施。此外，谁对您说的，这有传染的危险？”
“谁都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但是，那些症状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然而，里夏尔坚持认定自己没有这种资格。他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此事。
但是，就在人们谈论期间，天气转坏了。看门人死去的第二天，几团大大的浓雾遮住了天空。霎时间，全城下起了倾盆大雨，疾风骤雨之后，便是一阵暴热袭来。大海也失去了它原本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海面闪现出一片片银色的或灰色刺眼的闪光。这个春季的湿热实在令人难受，还不如夏天的酷热来得舒服。建在高坡之上、几乎不向大海开放的城市，形同蜗牛，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麻木感。在城里涂了一层灰泥的长长围墙的中央，在两旁都是灰蒙蒙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间，在脏兮兮的黄颜色的有轨电车里，人们感觉自己有一点像天空的囚徒。只有里厄的那个老病人似乎战胜了他的哮喘，享受着这样的天气。
“天热得就像火炉，”他说，“这对支气管倒是挺好的。”
的确，天热得就像火炉，但是，它就是一种发热，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整个城市都在发热，至少，这就是里厄大夫脑子里的感觉。早上，他前去费戴尔博街，为的是出席一下警方关于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听证会。但是，他又觉得这一感觉没有什么道理。他把这一印象归咎于内心的焦躁，以及纠缠着他的心事，他认为，自己必须赶紧把心中的种种想法好好地捋一捋。
他到的时候，警察分局的警长还没有到。格朗正等在过道中。于是，他们决定先进格朗的家里等一会儿，同时让房门始终打开着。这位市政厅的职员住的是一套两居室，家具陈设很简朴。引人注意的是一个白木的搁架，上面放着两三部词典，还有一块黑板，黑板上的字擦掉了一多半，还能读到“花径”的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天夜里睡得很香。但是，早上醒来之后，他却脑袋痛得厉害，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格朗显得有些疲惫，有些烦恼，便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把桌子上一个装满了手稿稿纸的文件夹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
这工夫，他告诉大夫说，他跟科塔尔不熟，他估计科塔尔有一点小钱。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局限于在楼梯上见面时彼此打一声招呼。
“我跟他只有过两次谈话。那还是在几天前，我在过道中打翻了准备带回家来的一盒子粉笔，其中有红粉笔和蓝粉笔。这时候，科塔尔正好出门来到楼梯口，就帮我在那里捡粉笔。他当时还问我，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有什么用。”
于是，格朗对他解释说，自己打算重温拉丁语。自从读完中学后，他的拉丁语功课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是啊，”他对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说，这对我们更好地了解法语词汇的意思是很有用的。”
就这样，他把拉丁语的词语写在他的黑板上。他用蓝粉笔抄写有性、数、格变化的词语和变位的动词的词尾部分，而用红粉笔来抄写永远不变的词根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不是能够听明白，但是他显得很感兴趣，还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稍稍有点儿吃惊，但是，毕竟……我实在猜不到，他要粉笔是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又问他们之间第二次谈的话题是什么。就在这时候，分局的警长在秘书的陪同下到了，他打算先听一下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格朗在谈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把他称为“绝望者”。有那么一刻，他甚至还使用了“致命的决断”这一表达法。他们讨论了科塔尔自杀的动机，而格朗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有些咬文嚼字。到最后，他们停在了“内心痛苦”这一词语上。警长就问，在科塔尔平时的行为举止上，是不是一点儿都预见不到他所谓的“最终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来向我借火柴。我把我的那一盒火柴都给了他。他一边连声道歉，一边则说，邻里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说，他会把那盒火柴还给我的。我对他说留着用吧。”
警长又问这位职员，在他看来，当时，科塔尔是不是显得有些怪异。
“我觉得有些怪异的地方，就是他当时很想和我攀谈。但是，我那时候正在忙着自己的事呢。”
格朗转身朝向了里厄，不无尴尬地补充说：
“一件私事。”
这时候，警长想去看一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还是先跟科塔尔打个招呼，让他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房间时，科塔尔只穿了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衣服，挺着身子坐在床上，带着一种惊慌不安的神情，转身望向门口。
“是警察吧，嗯？”
“是的，”里厄说，“不过，请您不要太紧张。两三个例行公事的问题而已，请您放心。”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一点儿用都没有，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警察。里厄表现出一点点的不耐烦：
“我也一样，不太喜欢警察。对他们的问题，就得快速、准确地回答，这样才能一次性就万事大吉。”
科塔尔闭嘴不说了，大夫转身朝门口走去。但是，那个小个子男人叫住了他，并在里厄走到床前时，一下子就拉住了他的手：
“人们是不会碰一个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的，您说是吗，大夫？”
里厄细细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向他保证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更何况，他自己就在这里，可以保护他的病人。听了这番话，病人似乎轻松了下来，于是，里厄就请警长进来。
他们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问他是不是可以明确一下此举的动机。科塔尔瞧都不瞧警长一眼，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说得很对。”警长追问他是不是还想重蹈覆辙。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会了，他只是想清静点。
“我可要提醒您，”警长带着一种愤怒的口气说，“是您打扰了别人的清静。”
但是，在里厄的示意下，警长的话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您好好地想想吧，”警长说着叹了口气，走了出去，“自从高热的事引起大家讨论以后，我们要忙的事情就太多了……”
警长问大夫，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严重。里厄说他一点儿都不知道。
“这都是天气在作祟。”警长下了结论。
当然是天气在作祟。随着白天时间的流逝，一切东西在手中都变得黏糊糊的。里厄感觉到，他每出一次诊，他的忧虑不安也就跟着增加一分。当天晚上，在近郊，那位老病人的一个邻居，双手紧紧地压着腹股沟，一边胡言乱语，一边连连呕吐。他的淋巴结要比看门人的大得多了，其中一个已经开始流脓，很快地，它就溃裂开来，像是一只烂水果。一回到家里，里厄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品仓库。他的专业工作笔记，在这个日期上只写了这样一句：“答复缺货。”而在别的地方，已经有人叫他出诊处理类似的病例了。显而易见，他必须割开那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两下，划个十字，从淋巴结中就会流出一股带血的脓水。病人四肢叉开，流着血。但是，腹部和两腿会出现斑点，一个淋巴结会停止流脓，然后肿胀起来。病人死去时，大多散发出熏天的臭味。
报刊在老鼠的问题上曾大做文章，眼下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那是因为，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家里。而报纸只注意街头发生的事。省府和市府已经开始商议，过问起这件事来。由于每一个医生接触的病例都不超过两三个，所以，没有人想到要有所行动。但是，只要有人真正做一下加法，就会发现，相加后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短短几天时间，死亡的病例就成倍地增加，很显然，只要有人真正地关心这种奇怪的病，马上就会发现：这是一场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要大得多的卡斯泰尔，正好选在这时候来找他。
“当然，”卡斯泰尔对他说，“您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了吧，里厄？”
“我在等待化验的结果。”
“而我，已经知道了。我根本就用不着等什么化验结果。我有一段时间在中国行医，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只不过，当时人们还不敢给它定名。公共舆论，那是神圣的：不可惊慌，千万不能惊慌。而且，就像我们的一个同行说的那样：‘这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知道，瘟疫已经从欧洲消失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的，除非是死人。好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您的心里跟我一样清楚。”
里厄思索着。从书房的窗口望出去，他眺望着远远地包围住了海湾的悬崖峭壁的山脊。天空，尽管是一片蓝颜色，还是有一种黯淡的色彩，随着时间逐渐转向傍晚，它正在慢慢地柔和起来。
“是的，卡斯泰尔，”他说，“简直难以相信。但是，看起来，那应该就是鼠疫。”
卡斯泰尔站起身来，一直走向门口。
“您知道人们会怎样回答我们吗？”老大夫说，“他们会说：‘鼠疫一早已经在温带地区销声匿迹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销声匿迹？”里厄回答他说，耸了耸肩膀。
“是的，请不要忘记：大约二十年前，它还在巴黎出现过。”
“好吧。真希望，今天的情况不会比以往更严重。但是，这真的叫人难以置信啊。”
*
“鼠疫”这个词，刚被人说出来。记述到这里，暂且不提待在窗前的贝尔纳·里厄，请允许叙述者来分析一下大夫本人的疑虑与惊讶，因为，他的反应实际上也正是我们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的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灾人祸对于人类是家常便饭，但是，当灾祸真正降临自己头上的时候，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这个事实。世界上发生过多次鼠疫与战争。然而，鼠疫与战争每次来临时，人们总是同样地手足无措。里厄大夫手足无措，就像我们的市民一样，正因如此，人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也正因如此，人们必须理解，他是在不安与信心之间动摇不定呢。当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会说：“这仗不会打很久的，那也太愚蠢了。”一场战争当然是愚蠢的，但这并不能阻止它持续下去。蠢事始终都在顽固地发生，只要人们不总为个人着想，那么，人们就总会发觉原来愚蠢是常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市民就跟其他人一样，考虑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本主义者：不相信什么天灾。天灾跟人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人们会说，天灾是不现实的，那是一场噩梦，它是会过去的。但是，并非所有噩梦都会轻易过去，从一场噩梦到另一场噩梦，过去的是去世的人，首先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论罪过我们的市民并不比别人大，他们仅仅忘记了应该谦虚而已。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也就等于说，灾难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继续做着生意，准备着旅行，发表着各种言论。他们怎么可能想到鼠疫会毁掉他们的生意、旅行和议论呢？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灾难从天而降时，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
里厄大夫当着他朋友的面，承认散居的病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于鼠疫，但他依然认为闹瘟疫是不现实的。很简单，当你做了医生后，你对病痛就多了一些了解，也多点想象力。里厄大夫透过窗户，眺望着这座并无变化的城市，他感觉到，面对着一种将会让人焦虑不安的未来，他内心中只有一点沮丧。他竭力在头脑中搜集自己对这种疾病的所有知识。一连串数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心里想，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三十来次大规模鼠疫，造成了大约一亿人的死亡。一亿人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打仗的时候，就连一个人是怎么死的也不甚了了，因此，一个人的死只是在有人看到他死去的情况下才有分量，散布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具尸体，就只是世人想象中的一缕青烟罢了。大夫回想起君士坦丁堡的那场鼠疫，据普罗科匹厄斯
的记载，短短一天时间内就有一万人死亡。一万个死人，这数量相当于一家大型电影院每天的观众人数的五倍。瞧瞧，这大概就是人们该做的比较。人们可以把这些人集中在五家电影院的出口，再把他们带领到一个广场上去，全部屠杀掉。这样，就能够把问题看得清楚些。至少，人们还能在这无名的死尸堆中分辨出几个熟悉的面容。当然，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而且，谁又能熟悉一万张脸呢？此外，像普罗科匹厄斯这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事情很清楚。七十年前，在广州先是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然后，疫情在居民中蔓延。
但是，在1871年，人们还没有办法来计算死亡老鼠的数量。人们只大约估计一下，显然很容易出差错。然而，如果说，一只老鼠的身长有三十厘米，那么，四万只老鼠头尾相连，恐怕就能达到……
但是，里厄大夫明显有些不耐烦了。他放任自流，而这是不应该的。几个零散的病例构不成一次瘟疫，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了。必须十分注意已经掌握的症状：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污脏、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胡言乱语、身上长斑点、体内有撕裂痛感。而在这一切之后……在这一切之后，一句话回到了里厄大夫的脑际，它正是教科书上罗列了种种症状之后总括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特别微弱，身体稍微一动就可能导致死亡。”是的，出现这些症状，病人就命悬一线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这是统计出来的确切数字，会加速死亡。
大夫始终站在窗前眺望。玻璃窗外，春意盎然，而玻璃窗里面，“鼠疫”这个词在房间中久久回响。这个词不仅包含有科学所赋予的含义，而且还有一系列长长排列的图景，而那些非同寻常的图景跟这座灰蒙蒙、黄兮兮的城市格格不入。此时此刻，这座城市称不上热闹，有一些嘈杂。总之，算是一片祥和，假如祥和与阴沉可以并存的话。而这样平和、宁静的世界，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抹掉灾难的种种陈旧景象：瘟疫肆虐的雅典几乎一片荒凉，连鸟儿都躲得远远的
；中国城市中满是奄奄一息的垂死者；马赛的苦役犯把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从街上搬走，堆放到洞穴中
；普罗旺斯筑起了高高的城墙，以抵挡带来鼠疫气息的狂风；雅法城里蓬头垢面的乞丐
；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潮湿而又腐烂的病床跟硬泥地面粘在一起；黑死病期间，病人被人用钩子拉走，医生们全都戴上了面罩，像是狂欢节一样
；活人在米兰的墓地里生活交欢
；恐怖笼罩的伦敦城里，大车拉走成堆的死尸，夜以继日充斥着人们的哀号
。不，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扼杀这一天的宁静。窗玻璃外，一辆看不见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突然响起，一瞬间就打破了残忍与苦痛的景象。只有那大海，在星罗棋布的灰暗房屋群的尽头，见证着世间那令人不安的、永无安宁的东西。里厄大夫望着海湾的方向，想着卢克莱修
所说的柴火堆，那是遭受疫病打击的雅典人面对着大海架起来焚尸用的。夜间，人们运来了死者，但是柴火堆上的位子明显不够，于是，送葬的人举起火把大打出手，为自家死去的亲朋好友争夺位置。他们宁可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抛弃亲人的尸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昏暗而又宁静的大海旁，放着熊熊燃烧的焚尸堆，想象夜色中一支支火把在人们的搏斗中飞溅的火星，想象发出臭气的滚滚浓烟一直飘向寂静的长空。人们都会担忧……
这种令人眩晕的景象一碰到理性就破灭了。没错，“鼠疫”一词已经说出了口，此时此刻，灾祸已经发生，出现了一两个牺牲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一切都会停下来的。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明确地承认事实，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然后，鼠疫就会停下脚步，因为它不会凭想象而存在。假如它停下了脚步，一切就将好转。假如情况恶化，人们就会想办法控制住它，然后再战胜它。
大夫打开了窗户，城市的噪声一下子就涌入屋内。隔壁的一家作坊里，传出机械锯那单调而急促的响声。里厄的精神为之一振。确定性就在于此，在日常的劳作之中。其他的一切则都维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人们最要紧的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
里厄大夫正想着这一切，约瑟夫·格朗前来拜访他了。这位市政府职员尽管工作繁杂，但还是会被定期地打发去做统计处的户籍登记工作。而他就这样被委派去统计死亡人数。格朗天性善良、乐于助人，他答应带上一份统计报告的抄本，亲自送到里厄的家。
大夫看到格朗跟他的邻居科塔尔一起走进来。格朗挥舞着一张纸。
“数字在上升，大夫，”他宣布道，“四十八小时内共有十一个人死亡。”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坚持要过来感谢一下大夫，并且为他给大夫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只是专注地瞧着那张统计表，并没有马上回答他。
“好吧，”里厄说，“或许，我们有必要现在就下定决心，叫出这种疾病的名称了。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直在犹疑不决呢。我要去一趟实验室，请跟我一起去吧。”
“好的，好的，”格朗说着，跟在大夫的身后下了楼梯，“是什么病就是什么病，就应该直呼其名。但是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呢？”
“我还不能跟您说，而且，就是告诉您也没有用的。”
“您瞧，您瞧，”那位职员微微一笑，“事情看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吧。”
他们一起走向中心广场。科塔尔始终一声不吭。街道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我们这地方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快要让位给苍茫的夜色了，最初的几颗星星出现在了依然清亮的地平线上。几秒钟之后，街道上的路灯一齐亮起，让整个天空变得越发地昏暗了，而人们谈话的声响倒好像提高了一个声调。
“请原谅，”走到中央广场的一个角落时，格朗说，“我得去坐有轨电车了。晚上的时间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就像在我们的家乡，人们总爱说：‘今日事今日毕，不可拖到明日……’”
里厄已经注意到了出生于蒙特利马尔
的格朗的这一癖好，他总爱引用那里的俗语，并且不忘随后就补充一些毫无出处的陈词滥调，如“一段梦幻时刻”或者“一道仙境般的灯光”什么的。
“啊！”科塔尔说，“没错。晚餐之后，人们就休想把他从家里拽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晚上是不是在为市政厅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在为自己而工作。
“啊！”里厄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有进展吗？”
“多年来我一直在工作，当然有进展。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说到底，究竟是什么工作啊？”大夫说着，停下了脚步。
格朗嘟囔了几声，用手整理了一下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子。里厄模模糊糊地听明白了，那是关于个性发展方面的某种事。这时候，格朗已经离开了他们，他走上了马恩林荫大道，在无花果树下面踏着小碎步走着。到了实验室的大门前，科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找大夫好好聊一聊，请教一二。里厄摸着衣兜里的那张统计表，邀请科塔尔去他的诊所找他，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对科塔尔说，自己第二天还要去科塔尔住的那个街区出诊，会在近傍晚时分顺便过去看他。
离开科塔尔后，大夫发现自己心里正在想着格朗。他想象着格朗正处在一场鼠疫的正中央，不是眼前这样一场不太严重的鼠疫，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鼠疫。“他这样的人，一定能在大瘟疫中幸免于难。”他记得曾在书中读到过，鼠疫往往会绕过体质弱的人，去摧毁那些体格强壮的人。这样想着想着，大夫觉得这位职员的身上竟然有一种神秘的气质。
乍一看，约瑟夫·格朗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市政府的一个小小职员。他瘦瘦高高的身材，穿着偏大的衣服，晃晃荡荡的。他总选大一号的衣服，大概这样能使衣服穿得更久一些。他的下牙床上大部分的牙齿还在，上牙却掉得精光。他笑起来时会顶起上唇，这会让他嘴里露出黑洞。假如在这样的一幅肖像上，再加修士般的举止、那种紧贴着墙根走路的步态、悄悄溜进门的习惯，还有他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兼有地窖与烟雾的气味、一种毫无气派的神态，一般人恐怕根本就无法想象，他除了趴在一张办公桌前认认真真地核对城市澡堂的费用标准，或者为一个年轻的公文拟稿员制定居民生活垃圾清收的新税收标准而收集种种参考资料，还能从事什么别的工作。即便在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也似乎天生就是这块料，只配在市政府做些临时性的辅助工作，每天只能有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的微薄收入。
确实，在他的聘用登记表“专长”这一栏上，他就是这样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在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因为没有钱，无法继续深造，不得不接受了这份工作。据他自己说，当时人们曾经让他产生过一线希望，好像能迅速转为正式编制。只不过，他需要经受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他确实有能力处理城市行政管理上遇到的种种棘手问题。后来，有人说他肯定能够升职当上文秘，过上宽裕的生活。当然，约瑟夫·格朗认真工作，并不是追求飞黄腾达，他会苦笑着保证这是事实。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获得相对有保障的物质生活，并且能问心无愧地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这样的前景让他也十分向往。他之所以接受了这份差事，完全出于正大光明的动机，也可以说，出于理想。
多年以来，这份临时性工作一直持续不变，而生活开销却大幅度地上涨。尽管有过几次调薪，格朗的收入却始终很微薄。他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事。格朗的独特性就在于此。实际上，他本来可以争取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至于该享受什么权利，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至少，他也应该享受人们向他承诺过的权利。但是，首先，当初招聘他来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已经去世多年，而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人家承诺给他的具体内容。最后，特别是，约瑟夫·格朗实在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
正是这一特点最能刻画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恰如里厄注意到的那样。确实，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他始终无法写出他心里琢磨已久的申请书，或者，无法做出走关系的行为。据他自己说，他感觉实在无法使用“权利”一词，他实在没有什么底气，也不好使用“承诺”这个词，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在要求得到他应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披上了一件胆大妄为的外衣，而这样一种放肆跟他所处的卑微地位实在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也拒绝使用“好意”“请求”“感恩”等词语，因为他总觉得它们跟他的个人尊严根本不能兼容。正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我们的这位同胞就继续干着这份很不起眼的差事，直到如今已不再年轻。此外，他还对里厄大夫说过，久而久之，他发现，他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还是有保障的，因为，他只要做到量入为出就行了。由此，他承认，我们的市长——他是我们本城的一位大工业家——有一句话说得很公正，市长坚定地认为，说到底（他特别坚持这个词，因为它拥有整个的理性力量），人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人真的饿死了。总而言之，约瑟夫·格朗所过的那种近似于苦行僧的生活，说到底也确实让他从忧虑中解脱出来。他继续斟酌着他的词语。
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格朗的生活方式堪称楷模。无论在本城还是在别处，像他这样有勇气保持自己的美好情感的人极为罕见。他吐露不多的关于自己思想行为的话，可以证明他善良的本性与丰富的情感，而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往往是不敢承认的。他会大大方方地承认，他很爱自己的姐姐和外甥们，这是他仅剩的亲人了，每隔两年，他都会去一趟法国探望他们。他的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每当他想起这事的时候，就会感到伤心。他也并不讳言，自己喜欢听街区大钟的声响，每天傍晚五点，那悠扬的钟声就会回荡在空中。但是，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来形容如此单纯的情感，都会让他绞尽脑汁。到头来，这种表达障碍竟然成了他最大的忧虑。“啊！大夫，”他每次遇到里厄时都会对他说，“我是多么想学会好好地表达我的情感啊。”
那天晚上，大夫瞧着这位政府职员离去，突然就明白他原来想要跟他说的话：格朗也许正在写一本书，或者类似的东西。里厄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赶往实验室，慢慢地就放心下来。他明知道，这种感觉是很愚蠢的，但是，他怎么也无法相信，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人们能找到一个如此勤勉、如此谦逊，甚至连癖好都如此令人敬佩的公务员，而鼠疫居然还会真的落到他的头上，真的是不可思议。确确实实，他根本无法想象，这些癖好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因而，他断定，从实践上来看，鼠疫在我们的居民中是没有未来的。
*
第二天，由于里厄的坚持，省政府召开了一个卫生委员会的会议。
“没错，公众已经焦虑不安了，”里夏尔承认道，“还有，流言蜚语夸大了一切。省长对我说了：‘假如您愿意的话，我们这就赶快行动，但是切记不要声张。’他坚信，那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
贝尔纳·里厄开车带上了卡斯泰尔，前往省政府。
“您知不知道，”卡斯泰尔对他说，“我们省里没有血清了？”
“我知道的。我打电话问过药库了。药库主任正急得抓耳挠腮呢。得从巴黎运过来啊。”
“我希望时间不会拖得太长。”
“我已经发电报过去了。”里厄回答道。
省长待人很和蔼，但显然有些神经质。
“我们开始吧，各位先生，”他说，“要我简单概括一下情况吗？”
里夏尔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医生们对情况都很了解了。现在的问题是要讨论，该采取什么措施。
“现在的问题是，”老卡斯泰尔猛地开口说，“要知道它究竟是不是鼠疫。”
两三个医生惊呼起来。其他人似乎还在犹豫。至于省长，他身子不禁一抖，机械地转身朝向了门口，像是要证实一下，那道门当真阻止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没让它传到走廊上。里夏尔宣称，照他看来，绝不应该张皇失措：这是一种发热病例，伴随有腹股沟淋巴结的并发症，现在能够确认的也只有这些，而种种的假设，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很危险的。老卡斯泰尔一边静静地咬着他那发黄的小胡子，一边抬起明亮的眼睛，望着里厄。然后，他那充满了善意的目光转向了与会者，提醒大家说，他心里很清楚，这就是鼠疫。当然了，公开地承认它的话，就必须赶紧采取严酷无情的措施。他知道，实际上，正是这一点让他的同行们感到棘手，因而，为了让他们心安理得，他宁愿接受它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宣称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推理方法。
“要紧的，”卡斯泰尔说，“并不是这一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能不能让人动脑筋思考。”
见里厄在一旁一声不吭，众人就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他说：
“这是一种有伤寒性的发热，但是，伴随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曾经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术。我让实验室做化验，结果发现了鼠疫特有的短粗形杆菌。不过，我必须补充一下，这种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并不符合传统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说，对此，还必须好好斟酌一下，兴许还得等上一段时间，至少要等到几天前刚刚开始的化验批次的分析结果出来。
“当一种细菌能在三天时间内，”一阵短短的沉默之后，里厄说，“让脾脏的体积肿大四倍，让肠系膜的淋巴结增大到一个橙子般大小，并具有某种糊状物的质地，那就没时间犹豫不决了。感染源正在不断扩大。假如我们任凭疾病蔓延，而不赶紧采取措施，那么，根本用不了两个月，它就会夺走城里一半人的性命。你们把它叫作鼠疫也好，叫作生长热也好，全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们必须阻止它杀死城里的一半居民。”
里夏尔认为，不应该把前景看得过于黑暗，况且，既然那些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这一疾病到底会不会传染就都还没有定论。
“但是，有些人的确是死了，”里厄提醒他们注意，“当然，传染也从来不是绝对的，不然的话，死亡数字就会无限增加，人口数量就会锐减。总之，这不是把前景看得过于黑暗的问题。这是必须采取措施的问题。”
然而，里夏尔还是想要简单地归纳一下形势，他提醒大家说，假如这场疫病不能自行停止蔓延，那么，要想防止蔓延，就必须实施法律制定的严格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公开承认这是一场鼠疫，但目前还不能绝对地确定是鼠疫，因此，还需要认真地考虑。
“现在的问题，”里厄坚持说，“并不是要了解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是要了解，为了防止城里一半人被杀死，是不是有必要实施这些措施。剩下的事属于行政方面了，正好，我们的制度规定了，省长专门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省长说，“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就算我们不能确认这是一场鼠疫，”里厄说，“它也会杀死城里的一半人。”
里夏尔有些神经质地插嘴道：
“真相是，我们的同行相信这是场鼠疫。他对综合征的描绘证实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绘它的综合征，他只是描绘了看到的现象——一些腹股沟腺炎，一些皮肤上的斑点，一些谵语连连的发热，还有四十八小时之内的死亡。他问道：“里夏尔能不能负责任地肯定，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疫情也会停止蔓延？”
里夏尔迟疑不决，他瞧了瞧里厄，说道：
“请您真诚地说出您的想法，您能确定这是一场鼠疫吗？”
“您的问题很不恰当。现在，不是推敲字眼的问题，而是争取时间的问题。”
“您的想法，”省长说，“也许是这样的，即便这不是鼠疫，也得实施在发生鼠疫状况下要采取的种种防疫措施。”
“假如我非得有一个想法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了。”
众医生协商了好一会儿，里夏尔最后这样说道：
“那好，我们必须担起责任来，把这场疾病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这个说法得到了众人的热烈赞同。
“我亲爱的同行，您的意见也是这样吧？”里夏尔问道。
“使用什么样的词，我都无所谓，”里厄说，“我们决不能假设城里的一半人不会遭遇生命危险，因为，坐视不理的话，说不定城里的人真的会死掉一半。”
在一种阴郁的情绪中，里厄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就行驶在散发着油煎食物香味和尿臊臭气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女人在死命地哭叫，她朝他转过身来，腹股沟血淋淋的。
*
会议之后的第二天，高热病人的数量又增加了一些。高热病甚至上报纸了，但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报道了一下。到了第三天，里厄见到了省政府张贴的布告。从这些布告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了这种形势。采取的种种措施并不严厉，似乎十分迁就某些人不想引起公众舆论的愿望。政府法令的开头宣布，在奥兰市的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几个恶性高热的病例，而且，目前还无法说清它是否有传染性。这些病例还不足以令人担忧，毫无疑问，市民们自然会保持冷静。然而，为谨慎起见，省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市民们都表示理解。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疫情的威胁，希望市民们能够予以理解和执行。总之，省长丝毫都没有怀疑，市民们一定会对他的个人努力给予最热情的合作。
公告接着宣布了要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一种通过往下水道中喷射毒气来灭鼠的科学方法，以及严格检查饮用水的水源。公告要求居民严格保持个人卫生习惯，还要求身上长跳蚤的人到市里的各家诊所处理。另一方面，病人的家属有义务申报医生诊断出的病例，并同意把病人送到医院的特设病房隔离。那些病房设备齐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外，还有几项补充条例，严格规定病人的房间和运送病人的车辆要做消毒处理。最后，公告还要求患者的家属亲友去接受体检。
里厄大夫猛然一转身，离开了布告栏，走上回诊所的路。约瑟夫·格朗正等着他呢，一见到大夫，格朗就举起了胳膊跟他打招呼。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又上升了。”
头一天，在城里，有十来个病人死去。大夫对格朗说，也许晚上还能见面，因为他要去拜访一下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去了对他有好处，我觉得他变了。”
“怎么会呢？”
“他变得有礼貌了。”
“以前他不这样吗？”
格朗有点儿迟疑。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没礼貌，这么说可能不太公正。这是一个内向的人，沉默寡言，有点粗野，总待在自己的房间，去一个简朴的餐馆用餐，外出也相当神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葡萄酒和白酒的推销商。会有那么两三个男人隔三岔五地来拜访他，应该是他的客户。晚上，他有时到家对面的电影院看电影。那位市政府职员甚至还注意到，科塔尔似乎偏爱强盗片。无论什么场合，这位酒类代销商都表现得很孤僻，而且多疑。
在格朗看来，现在这一切都有了很大改变。他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但是我有种种印象，您瞧吧，他努力和别人和谐相处，想让所有人都亲近他。他常常跟我聊天，还邀请我跟他一起出门，而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拒绝他。再者说，他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说到底，我曾经救过他的命。”
自从自杀未遂事件以来，科塔尔再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来客。在街上，在供应商那里，他到处都在赢取他人的好感。他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用那么和蔼的语气跟食品杂货铺的老板闲聊，津津有味地听一个烟草女商贩说话。
“那个烟草女商贩，”格朗注意到，“是一条真正的美女蛇。我曾告诉过科塔尔这一点，但是他说是我弄错了，她其实有不少优点，我们要善于发现优点。”
科塔尔带格朗去过城里的高级餐馆和咖啡馆两三次。他也开始光顾这些场所了。
“那儿挺舒服的，”他说，“而且，周围的顾客也都很不错。”
格朗注意到，那里的侍应生对这位代理商招待得特别周到，他发现，科塔尔在付小费时出手特别大方。科塔尔对别人回报给他的种种殷勤和蔼似乎十分敏感。有一天，餐馆领班送他出门并帮他穿上外套时，科塔尔这样对格朗说：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侍应生，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呢？”
科塔尔犹豫再三。
“这个嘛！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科塔尔也曾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有一天，食品杂货铺老板对他表现得稍稍有所怠慢，不那么友善，他回家的时候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
“让他跟其他人一样完蛋吧，这恶棍。”他反复地说个不停。
“什么其他人？”
“所有其他人。”
格朗甚至还在烟草女商贩那里目睹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在一番热烈的谈话中，女商贩谈起最近在阿尔及尔引起轰动的一次抓捕行动。被捕的是商贸公司的一个年轻职员，他在一个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这帮社会渣滓都进监狱才好呢，”女商贩说道，“那样的话，好人才能安心生活。”
但是，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她不得不赶紧闭嘴，但为时已晚，只见科塔尔匆匆跑出了店铺，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来得及说。格朗和女商贩则尴尬地留在店铺里，看着他跑掉。
后来，格朗又对里厄描述了科塔尔性格上的其他变化。这家伙向来带有非常浓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人生座右铭“大鱼总是吃小鱼”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却只买奥兰的正统派报纸，而且还故意在公共场所读报，以至于，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认为，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故意炫耀。还有，在他病愈后没几天，他曾请求前去邮局办事的格朗帮忙，为他代劳汇一笔一百法郎的钱，那是他每个月都要寄给关系疏远的一个姐姐的家用补贴。但是，就在格朗正要出门的当儿，科塔尔又说：
“还是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就能给她一个惊喜啦。她总认为，我从来就不曾想念她。但是，事实上，我是很爱她的。”
他跟格朗还曾有过一番奇怪的对话。格朗每天晚上都会投入他的那份小小的工作中，科塔尔对此感到很好奇，便问他在做什么，于是，格朗不得不回答了他的问题。
“好啊，”科塔尔说，“原来您在写书呢。”
“假如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啊！”科塔尔高声嚷嚷起来，“我真希望能做您那样的事。”
格朗十分惊讶，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成为艺术家大概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格朗问道。
“这个嘛，因为艺术家会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利，这一点众所周知。人们会容忍他更多的事情。”
“好啦，我看没别的，”看告示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这么说，“只是老鼠的故事已经让他有些晕头转向了，就像其他很多人那样，仅此而已。要不然，他就是有些害怕发热。”
格朗回答道：
“我不这么想，大夫，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
灭鼠的汽车在窗外驶过，传来很大的排气声。里厄闭上了嘴，一声不吭，直到他的话能被对方听清，才漫不经心地询问起这位市政府职员的看法。格朗神情严肃地注视着里厄，说道：
“这是一个自责的人。”
大夫耸了耸肩膀。就像警长所说的那样，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呢。
下午，里厄跟卡斯泰尔有一个小小的会谈。血清始终没有运到。
“此外，”里厄问道，“血清到底有没有用呢？说实在的，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泰尔说，“我倒是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玩意总显得很独特。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毕竟只是您的假设。事实上，我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这当然是我的假设。而且，这也会成为大家的共识。”
整个白天，里厄一直感觉到，每当他想到鼠疫时，脑子里产生的那种小小的眩晕一直在不断扩大。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害怕了。他两次走进人满为患的咖啡店。他也跟科塔尔一样，感觉到需要人间的温暖。里厄觉得这一点很滑稽，但是，这提醒他想起，他曾经答应过要去看望那位酒类代理商。
晚上，里厄进门后，看到科塔尔待在餐室的桌子前。桌子上摊放着一本翻开来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晚，显然，在初升的夜幕中是很难看得清书上的字的。很可能，一分钟之前，科塔尔就已经坐在那里，在昏暗中苦思冥想了。里厄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科塔尔一边坐下来，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他现在好多了，而假如他能保证没有人会再来打扰他的话，他还将会更好呢。里厄劝导他说，一个人不应该总是孑然一身地待着，得跟人来往。
“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来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不吭声了。
“请注意了，我讲的可不是我自己啊。但是，我正在读这篇小说。书中有一个倒霉鬼，一天早上突然就被捕了。人家都在留意着他呢，而他却一无所知，完全蒙在鼓里。在办公室里，人们都在谈论他，把他的姓名写在卡片上。您觉得这公正吗？您觉得人们有权利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得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确实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一切全都是次要的。人不能长时间地与世隔绝，您必须出门去走走。”
科塔尔似乎有些恼火，说他总在外面转悠，假如需要的话，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做证，甚至出了这个街区，他也认识不少人。
“您认识里戈先生吗？就是那个建筑师。他是我的朋友。”
房间里越来越暗。郊区的那条街渐渐热闹起来，路灯猛地一亮，街上传来一阵低沉而轻松的欢呼声。里厄来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着他走了出来。跟我们城里的所有夜晚一样，一阵微风从周围的各个街区吹来，带来了一阵阵的喃喃细语，还有一阵阵烤肉的香味，那是一种自由的嗡嗡声，欢快而又芬芳，随着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涌到街上，它也在大街上渐渐地膨胀壮大。黑夜里，瞧不见的轮船远远地发出响亮的汽笛声，从海面上，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过来阵阵的喧闹声。这一时刻，里厄在以往是那么熟悉，那么喜爱。今天，由于他所了解的情况，这一时刻却似乎让他感到压抑。
“我们可以开灯了吧？”他问科塔尔。
灯光一亮，那个小个子男人便使劲眨着眼注视着里厄：
“请您告诉我，大夫，假如我病倒了的话，您会不会收我入院，到您那里治疗呢？”
“为什么不呢？”
于是科塔尔又问，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先例：人们在医院或诊所里被捕。里厄回答说，倒是有过这样的事，但是，一切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我嘛，”科塔尔说，“我是信任您的。”
然后，他又问里厄自己能不能搭他的车子进城。
到了市中心，街上已经不那么熙熙攘攘了，行人少了些，灯火也不那么明亮了。一些孩子还在家门口玩耍。在科塔尔的要求下，里厄把汽车停在了那一帮孩子的面前。他们正吵吵嚷嚷地玩着跳房子游戏。他们中有一个孩子头发黑黑的、梳得平平整整的，头路也清清楚楚，但小脸儿却很脏，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里厄，目光如炬，毫不畏惧。里厄避开了他的目光。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跟里厄握手道别。他说话时嗓音有些沙哑，发音有些困难。有那么两三次，他还特意回头瞧了瞧身后。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大夫？”
“人们一直就在谈论，这是很自然的，”里厄说。
“您说得有道理。一旦我们死上十几个人，那么世界末日也就将来到了。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汽车发动机已经启动，隆隆地响着。里厄的手早已搭在了变速杆上。但是，里厄又一次看了一眼那个孩子，只见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打量里厄，脸上一直保持着严肃而平静的神情。突然，孩子猛地冲他一笑，露出了满口的牙齿。
“那我们又希望看到什么呢？”大夫一边问道，一边对那孩子微笑着。
科塔尔突然一把抓住了车门，用哽咽的声音，狂怒地喊叫道：
“一场地震，一场真正的地震！”
说完，掉头就匆匆离去。
地震并没有发生，对里厄本人而言，第二天白天他一直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东奔西走，不仅跟病人家属打交道，而且还跟病人讨论问题。自从行医以来，他还从未觉得自己的工作任务这样繁重。在这之前，病人们都很配合他的治疗，完全信任他。可现在，大夫第一次意识到了他们吞吞吐吐，带着某种惊诧与怀疑，对他们的疾病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太习惯的搏斗。晚上，大约十点钟时，他的汽车停在了那个老年哮喘病患者的家门口，这是他当天要看的最后一个病人。里厄已经十分疲劳，连从车座上起来下车都很困难了。他在街上稍稍停留了一会儿，瞧了瞧昏暗的大街和在黑乎乎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哮喘病人卧在床上。他的呼吸好像顺畅了一点，正一边把鹰嘴豆一粒一粒地从一口铁锅放到另一口锅里去，一边数着数。看见大夫进来，他露出了高兴的神态。
“我说，大夫，这是霍乱病吗？”
“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啊？”
“从报纸上啊，广播里也说了。”
“不，不是霍乱。”
“总而言之，”老头子十分激动地说道，“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说得实在太过了，哼！”
“什么都不要相信。”大夫说道。
他给老头儿做了一番检查，然后，就在那个模样寒酸的餐室中央坐下来。是的，他很害怕，他知道，明天一大早，这个郊区还会有十来个病人等着他，蜷缩着身子，带着他们的腹股沟腺炎。在他为病人施行了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之后，仅仅只有两三个病例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大多数人还得进医院，他心里很明白，对于那些穷人，住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让他成为你们的实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样对他说过。他恐怕不会成为他们的实验品了，他将死去，仅此而已。已经采取的措施还远远不够，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至于“特殊装备”的病房，里厄心里很清楚那实际上是什么：那是两座被匆匆清理走原有病人的小楼，它们的窗户上，所有的缝隙都已堵死，四周也围起了防疫警戒线。假如瘟疫还不能自行终止，那么，它也不会被市政当局所想象的那些措施所战胜。
然而，到了晚上，官方发布的公告仍然很乐观。第二天，兰斯多克情报社宣布，省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得到了人们平静的接受，而且，已经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泰尔打电话给里厄，问：
“那些特殊病房中一共有多少个床位？”
“八十个。”
“整个城里头，肯定有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病人害怕，还有一些来不及申报的人数。”
“死尸的丧葬得到监督了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了，告诉他必须采取全面的措施，而不是空喊口号，必须建立起一道防御瘟疫的真正屏障，要不，就等于什么都没做。”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回答我说，他没有权力。依我看来，疫情还会加重。”
果然，短短三天时间，两个小楼里的病房就全都住满了病人。里夏尔听说他们将要清空一所学校，由此改建一家辅助性的医院。里厄等待着疫苗的到来，同时为一个个病人开刀，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泰尔则长时间地待在图书馆，在那些故纸堆里寻找相关资料。
“老鼠死于鼠疫或死于跟鼠疫十分相像的疫病，”他总结道，“老鼠在自身的流动中传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而假如不及时地采取预防措施，这些跳蚤传播病菌的速度将会以等比级数增快。”
里厄默然无语。
在这一季节中，天气倒好像是稳定了下来。最近几场暴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晴朗靓丽的蓝天迸发出一道黄色的光芒，飞机的隆隆声出现在最初的热浪中，季节中的万物都在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就在短短四天时间里，高热病向前迈了惊心动魄的四大步：死亡人数在四天中分别为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和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市政府宣布一座辅助医院在原幼儿园的基础上落成。直到那时，我们的市民还继续在用种种玩笑掩盖他们内心的焦虑不安，而现在，走在街道上的他们似乎已经变得更沮丧、更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
“现在的措施远远不够。”
“我看到数字了，”省长说，“果然令人担忧。”
“它们不只是令人担忧，它们很说明问题了。”
“我要请示总督府，等待他们的命令。”
里厄当着卡斯泰尔的面，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那恐怕得有想象力。”
“还有，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政府通过里夏尔，责成里厄起草一份报告，由他们发给殖民地当局，恳请总督府下命令。里厄在报告中描述了疾病的症状，还加上了病例的数字。同一天，统计有四十个死亡病例。而据省长说，他已经亲自负责，从次日起进一步强化原先的措施。强制性的病情申报和严格的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维持。病人原先的住房必须严格封闭并实施消毒，为确保安全，病人亲属必须接受隔离检查，而尸体的埋葬则由市政当局来安排，并依据不同情况来决定具体办法。一天之后，血清由飞机运来，应该足够供病人眼下的治疗之用。假如疫情再度蔓延，那血清就不够用了。上级回应里厄的电报说，应急血清库存告罄，已经开始生产新的血清。
就在这段时间，盎然的春意从郊区的四周抵达市区的集市。成千上万朵玫瑰花，凋谢在人行道摆摊的卖花人的篮筐中，它们芬芳的香味飘荡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城市表面上毫无变化。有轨电车高峰期总是被乘客挤得满满当当，而在其他时段则空空如也，十分肮脏。塔鲁依然观察着那个小老头，而小老头依然往猫儿身上吐唾沫。格朗每天晚上回家后，依然干他的那项神秘的工作。科塔尔四处乱转，而那位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则总是带着全家人一起散步。老哮喘病人继续数他的豆子，人们有时候会遇到记者朗贝尔，他还是一副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样子。晚上，大街上依然还是那群人熙来攘往，电影院门前依然还排着长队。此外，瘟疫似乎减退了，好几天里，每天只统计到十来个病例死亡。然后，数据猛地一下子又直线上升。那一天，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了三十来例，省长一边把官方的电报交给贝尔纳·里厄，一边说：“他们害怕了！”里厄瞧着电报，只见上面写着：“宣布鼠疫暴发。封闭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