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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鼠疫》出版，大获成功，好评如潮，作品获得了批评家大奖，仅仅在出版的头三个月，在法国就卖出了九万六千册。
跟《局外人》一样，《鼠疫》故事的发生背景仍然是在阿尔及利亚。
20世纪40年代，海滨城市奥兰市突发鼠疫。疫情迅速蔓延，省里不得不下令封闭城市，断绝与外界的来往。
奥兰市原来是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木、没有花园的现代城市。市民们向来麻木地消磨着每日的时光：起床，乘车，上班，去咖啡馆，游泳，进电影院，睡觉……日复一日，这种习惯的生活一成不变。但是，瘟疫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对灾难毫无准备，惶惶不可终日，有一种流放感与囚禁感。
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经受着考验：里厄大夫一开始就头脑清醒地投入了抗疫的斗争，他送患病的妻子去外地疗养，接来了帮他料理生活的母亲；新闻记者朗贝尔想的是离开这座封闭的城市，回到妻子那里去；小职员格朗按部就班地工作。
鉴于城里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奥兰全城封城，禁止通信。
很多人痛苦地死去，公墓被死尸挤满，火葬场已经不够用，人们只得在野外挖掘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恐怖笼罩着一切，个人的命运已不存在，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大敌当前，人们开始团结起来，塔鲁向里厄建议成立志愿者救护队；格朗一边写书稿，一边义务帮助做疫情统计工作；朗贝尔在等待离开城市的同时参加了志愿者团队。
经过艰难困苦的十个月，城市终于从鼠疫的魔掌下解放出来，逐渐恢复正常了。火车恢复运行，轮船重新通航，长期分离的亲人团聚了，欢腾的人群举行通宵达旦的盛大狂欢。在庆祝胜利时，人们开始淡忘鼠疫和死亡，但里厄大夫却开始考虑起了未来。他登高远眺，鸟瞰城市，不禁感慨万千，他决定要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记录下来。他知道，人与鼠疫的斗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鼠疫病菌并没有消失，它还潜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多年之后还会苏醒，再给一个幸福的城市带来死亡。
●里厄医生（Bernard Rieux）
作为一个医生，贝尔纳·里厄既是鼠疫的目击者，又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同鼠疫的斗争。从鼠疫暴发开始，他就在努力阻止疫情蔓延，认为必须认清该做的事情，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措施，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他明白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因为自然规律最终是死亡。但他认为，这绝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他对鼠疫的态度是：做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绝不投降。
他认为他的事业如果用“拯救人类”这个字眼来说是太大了，他只是行使医生的职责，为病人的健康而工作，尽可能使更多的人活下来。
确实，里厄不是圣人，也非英雄，而是真正的人，真正的医生。他感到自己与贫苦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有时，他感到自己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去对付这场灾难；有时，他又感到与富有牺牲精神的高尚的人一起努力，社会还是有一丝希望的。他在斗争中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他失去了爱人和朋友，得到了知识和回忆。他看得比较清楚：鼠疫结束了，但威胁欢乐的东西还在，医生的职责还要尽下去。他这样的人会在鼠疫再次袭来时再次挺身而出，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同恐怖之神较量一番。
在鼠疫的最后一次发作中，里厄的朋友塔鲁被夺走了生命。于是，里厄决定写下这些“瘟疫纪事”，只为讲述人们在灾难中学到的东西，也为提醒“人们应该完成通过克服自身痛苦可以完成”的事。
●塔鲁（Jean Tarrou）
让·塔鲁是一个有清醒头脑、观察生活很深刻的荒诞人物，他身上体现了作者某种几乎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塔鲁是一个法庭代理检察长的儿子，有一天，他发现了死刑的惨状，就积极参加了一个“反对死刑”组织的活动，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就连这个组织也同意把杀人作为夺取斗争胜利的一种手段。于是，他感到憎恶，离开了政治运动，希望能避免成为同样的“鼠疫感染者”。
他来奥兰市定居不久。鼠疫一开始，他就对它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的笔记详细地记载了全城大动乱中的逸闻琐事。但他当时这样做，只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静。当鼠疫来势汹汹地暴发时，他英勇地站了出来，主动找里厄医生，提出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这项工作是有生命危险的，但塔鲁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说他对生活“看透”了，“理解”了，正因如此，他才来干志愿防疫工作。他认为要分担别人的不幸，就没有时间享受自己的幸福。
塔鲁早就受到他所谓的“鼠疫”的折磨，并感觉到了，因而寻求摆脱，他一想到大家都生活在鼠疫当中，就失去了内心的平静。他寻求各种方式来找到安宁，如果不行，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人人几乎都成了“鼠疫”患者的情况下，“要想不当患者就比当一个患者更累人”，“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意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精疲力竭，对他们来说，除了死亡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他一如既往地战斗着，直到病倒了，他还要斗争，不愿死去。
●格朗（Joseph Grand）
约瑟夫·格朗是一个恪守本分、廉洁奉公的小公务员，干着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他没有飞黄腾达的欲望，不愿失去个人尊严而向上司申请，以求提高一下他的地位和生活待遇。这个善良而富有感情的人的最大忧虑是表达乏术，为提高表达力，他每天晚上练习写小说。他失去了爱情，每天忍受着心灵的痛苦。面对鼠疫，他毫不犹豫地以“我干”来回答一切，他担当了卫生防疫组织秘书的工作，每晚六至八时雷打不动地为抵抗鼠疫的公共事业而奋斗。他只求做点小事，出点小力，而其他的事，他认为自己年龄太大胜任不了。
●朗贝尔（Raymond Rambert）
雷蒙·朗贝尔是来自巴黎的记者，到奥兰城调查卫生情况，不幸被瘟疫囚禁在孤城中。他的情人在巴黎，他感到分离的痛苦，到处想办法离城。他曾经要求里厄医生给他开一纸健康证明，以便据此得以离城，被里厄拒绝。后来他又走种种的官方渠道，但处处碰壁，希望渺茫，于是转向非法的偷渡手段，但梦想又一次次地落空。
绝望中，他参加了里厄和塔鲁正从事的志愿防疫工作，他认为践行英雄主义并不难，斗争更是必要的。于是，他拼命地工作，想以工作的疲乏来消耗自己的幻想和精力。后来，他同一些走私者搭上了关系，想伺机偷越城门，但就在最终的机会到来的那一刻，他决定彻底放弃逃跑的念头，安心留下来。他认为，在大家共患难的时候，毕竟没有脸一个人偷偷溜走。“要是只顾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科塔尔（Cottard）
科塔尔是一个沉默寡言、行动诡秘的酒类销售商，性情孤僻而多疑。他曾犯有某种罪行，最憎恨警察，最怕被警察逮捕。有一天，他因内心痛苦而决定自杀，于是就在自己的房门上用红色粉笔写道：“请进，我上吊了。”但被邻居格朗救了下来。
鼠疫开始后，他变得一反常态地得意和轻松，说话语调和悦。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使他发了笔财，他认为鼠疫下的日子过得不坏，再也没有警察来找他的麻烦了，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对抗鼠疫。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与别人隔离开来。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滋味，认为现在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也是正常的，大家分担恐怖，毕竟比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得多。
鼠疫结束，众人欢欣鼓舞，科塔尔却感到恐慌，他希望城市忘掉过去，一切从零开始，但他又害怕一切会像鼠疫之前那样照旧。终于，他疯了，而便衣警察也在此时前来将他缉拿归案。
很显然，科塔尔是一个“与鼠疫共生”的形象。他是鼠疫杆菌最理想的宿主。
毫无疑问，“与鼠疫共生”的形象，就是一个反面形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有一种所谓的“理想”，就是说，他渴望一种新的生活。科塔尔喜欢鼠疫，因为它使大家处于平等地位，谁也不用去怕谁。鼠疫结束时，他所怕的就是一切恢复到过去，他又要处于警察的追捕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当然，科塔尔是有罪的，他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赞成那种导致无辜儿童和成人死亡的东西——鼠疫。这一点，是不能原谅的。
小说《鼠疫》的主题就是一句话：集体的反抗。
加缪通过主人公里厄医生之口说出了他写书的目的。他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加缪的这些话，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小说《鼠疫》的主题：通过对可怕的鼠疫的描写，指明世界的荒诞，提出人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要反抗，他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言与行，大声疾呼人们应该正视世界，积极行动，为改变命运而努力。
在此，我们不妨再回到小说人物的塑造上来，深入展开分析，从中窥见小说的主题。
首先要谈的，是里厄医生。作为整篇小说的故事叙述者，里厄当然是“集体反抗”的见证者与参与者。里厄医生是正直的、有反抗精神的人，他代表了作者和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他的思想直接掺和在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之中，他所体验到的痛苦无一不是亲身经历过的。
其次，是塔鲁。塔鲁是一个荒诞人的典型，他意识到社会的不合理性，他要反抗，但又找不到“反抗”的道路。在他看来，革命不是一条可行的路，革命只是屠杀、暴力，以一个专政代替另一个专政。他能做到的是始终与受害者站在一起，对损害“加以限制”。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是他通向心灵安宁的道路。塔鲁的精神苦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加缪哲学的一丝迷茫。到了小说的末尾，加缪颇有些无奈地让塔鲁“意外地”死去，这也说明了塔鲁身上体现的荒诞哲学并不能解决什么。可以说，塔鲁是西方知识分子探索人生前途陷于虚无缥缈之中的一个缩影。
接下来，就是格朗。在我看来，格朗是反抗群体中的一个典型的个体代表。的确，他是一个小人物，极普通，极不起眼。但是，这个不显眼的人却是个英雄的形象，真实的英雄主义体现在他身上。加缪特意为他起了一个崇高而响亮的名字“格朗”（Grand），法语中意为“高大”“伟大”。他死而复生的奇迹，是作者有意的设置和选择，是为了肯定他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的生存价值。这一点，我们只要拿来与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塔鲁的结局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作者对格朗怀有的特殊感情了。
回头再看《鼠疫》中另一个人物朗贝尔的形象：朗贝尔代表的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但那是一个“从逃避转向反抗”的形象。朗贝尔是一个有感情也有理智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瘟疫面前，自由散漫的人是如何团结起来的。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不就是这样的吗？面对着灾祸，面对着荒诞的世界，他们会抱怨，他们会推诿，他们会消极，他们会听信谣言，甚至跟着传谣，但他们也会意识到，不反抗便无出路。于是，他们会奋起反抗，会成为反抗群体中的一分子。
小说《鼠疫》具有象征意义，人与荒诞做斗争的线索贯穿其中。
书名“鼠疫”本身也有着象征意义。它象征着物质上、精神上的一切邪恶。
首先，鼠疫象征着人性中从未消失过的那些“邪恶”。
其次，鼠疫也象征着荒诞的命运带给人类的瘟神般的劫难。
在小说《鼠疫》中，加缪传达出了善良无辜的人在一场鼠疫面前的反应，通过一场虚构又极具象征意义的瘟疫，他体现的正是人们不愿屈服的精神，奋起反抗的行动。
小说《鼠疫》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不同处境中的人物心理和感情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的奇幻画面，这些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总的来看，《鼠疫》的写作风格，应该还是属于“写实主义”的。但这种写实，已经不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现实主义”，即所谓批评性的现实主义（或简单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
这里有史诗。
这里有象征。
这里有浪漫。
这里有哀歌。
此处不再展开，读者自有其欣赏的自由度。
在法国的批评界看来，加缪的著作按其哲学思想的两条不同道路，可排列成两个系列：荒诞和反抗。
其一是“荒诞”（absurde）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话》中得到阐述，在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则可以概括为“西西弗神话”系列。
其二是关于“反抗”（révolte）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之中，最后在论著《反抗者》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这个系列则可以概括为“普罗米修斯神话”系列。
从逻辑推理上看，加缪作品“普罗米修斯神话”第二系列的积极意义要高于“西西弗神话”的第一系列，它是在第一系列的基础上实现的。它走过了如下的一条认识与行动的轨迹：
生存（客体）—荒诞（本质）—意识（主体）—行动（选择）—反抗（人道）。
早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就把反抗和意识荒诞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在《鼠疫》中，这种反抗思想变得更坚定了。
加缪说过：“反抗是人类与自己的愚昧永久的对抗，每一秒，它都提出对世界的疑问……反抗不是渴望，它不抱希望，这种反抗只不过是相信命运的不可抵抗，而丝毫没有可能而来的屈服。”
诸神惩罚西西弗不停地推石上山，然而，石头到了山顶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重新滚落。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可怕的惩罚了。而加缪通过回顾这样一个蔑视诸神、痛恨死亡、酷爱生活、甘受这种刑罚的传说人物，把西西弗视作荒诞的英雄。西西弗的反抗反映了他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每一次从山顶上下来时，西西弗赋予自己以反抗、自由和激情，在意识到努力的徒劳却不放弃这种努力的时候，他使自己变得高于惩罚他的诸神。西西弗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在斗争中体现了自己的高贵，在没有主人的世界中赢得了人类可达到的唯一一种幸福。
小说《鼠疫》中的情况正是这样。奥兰市的居民本来都很勤劳，对经商特别感兴趣，只想做生意，只想发财。他们也会有一般人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但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是不考虑其他事的。
但是鼠疫来了，死神给予人们平等机会（不过，平等的死亡不是公正），痛苦折磨着男女老少。人们感到威胁，慌乱，惊恐。过去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人们开始考虑一些事。在灾难面前无非有两种选择，是承受，还是反抗？
《鼠疫》所要表现的，是逼人至死亡的瘟疫和人在死神的淫威面前被迫的反抗。正因有鼠疫，人们才反抗。很明显，这个时候，最人道的行动，就是选择反抗。因为，“当人们认清了在这样一种秩序下，一个人的个人东西被否认，不再属于他，而成为一个所谓的‘公共东西’，其他人，甚至侮辱和迫害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共同财产时，他的反抗是为了一切人的”。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冷漠，近乎麻木不仁，始终抱着局外人的态度。但他已经认识到一切都是荒谬，可以说，他处于一种“无言的反抗”中。
《鼠疫》中里厄医生则不一样，他虽有时感到孤单，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同病菌做斗争，他看到爱情、友谊、母爱给人生带来了幸福，他不是孤军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世界才有一线希望。
比较一下这两个主人公，就可以看出，默尔索是以反抗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里厄的反抗则表现出整个人类的尊严，其中包括集体主义的力量。
加缪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评价是肯定的：“与《局外人》相比，《鼠疫》标志着从孤立的反抗态度转变到承认集体力量，要进行集体的斗争。如果说从《局外人》到《鼠疫》有着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在团结的意义上实现的。”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关于人同恶势力做斗争，以及最终使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反抗，并同人们和自我做斗争的最激动人心的神话之一”。
可见，加缪在《鼠疫》中表现的哲学不再是悲观失望，而是积极行动，是团结，是斗争。通过里厄医生等人的嘴，加缪一方面承认了人们生存条件的荒诞，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让人们团结起来，不要无动于衷，而要积极行动，自己拯救自己。小说中反抗者的群像构成了人类的尊严、团结的力量。这里，集体的反抗代替了个人的反抗（如默尔索），这种反抗体现了人道主义，它解释了同情心、团结和为他人服务。
加缪的反抗思想其实还有另一面。他提出“忠诚于反抗本身”，他认为，“对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与他们水平一致的思想与行为，一切过分的举止都会陷于矛盾中，绝对是达不到的，尤其不能在历史上创造出来”。所以，他坚持反抗要忠诚于本身之高贵，不应该由于疲惫和疯狂，遗忘了它的崇高职责而陶醉于暴政与奴役之中。
作者通过塔鲁之口，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塔鲁年轻时出席一次法庭审讯，他的父亲作为代理检察长，在法庭上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处一个被告死刑，而年轻的塔鲁则深深地可怜那个像猫头鹰一样胆战心惊的被告。他当时简单地认为，社会就是建立在死刑基础上的，他必须与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谋杀做斗争。于是，他离家参加了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斗争。一开始，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偶尔判人死刑也是必须的。”但是在一次目睹刑场的惨景之后，他的观点动摇了。他感到，在漫长岁月里，自己满以为是在与“鼠疫”做斗争，其实，自己一直就是个鼠疫患者，因为他间接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因为他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为原则。塔鲁终于认识到：欺骗、骄傲、憎恨、暴虐都是“内部的鼠疫”，它像吞噬肉体的灾难一样，在感染着人，应该以不懈的斗争为代价，制止这种可怕的传染。
在这里，加缪实际上提出了杀人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他后来在论著《反抗者》中特别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反抗一旦超过了限度，导致新的屠杀，就违反了人道主义。
《鼠疫》中，塔鲁始终纠结于渴望无罪、纯洁、博爱的心情，他总想成为“不信神”的圣者。而这种思想在里厄医生的眼中则显得不免有些过分，里厄以“真正的医生”的行为，拯救着人们的肉体，减轻着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抱负只是“做好一个人”。
但是，要做好一个人，就不如做一个“圣者”那么难吗？
让我们站在加缪那样的高度上来看世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人生存在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面对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结论是要反抗，尽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认识到了荒诞，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价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感受到了幸福。
在加缪笔下，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局外人》），还是在奥兰（《鼠疫》）；无论是在高加索山上（《西西弗神话》），还是在古罗马的皇宫（《卡利古拉》）；无论是在西班牙的加的斯（《戒严》），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小村庄（《误会》），甚至是在沙皇时代的莫斯科（《正义者》），人们都需要正视这世界的荒诞。
但是，总会有人站出来，不甘心忍受这荒诞的世界，而要担起责任，奋起反抗。无论是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们，还是他们的西班牙同行迪埃戈；无论是遭受诸神永恒惩罚的西西弗，还是参加革命行动的卡利亚耶夫，他们都在反抗，而且，在反抗中见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享受到了明媚的阳光……
他们，反抗的人们，应该是幸福的。
余中先
用一种囚禁状况来表现另一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来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一样，二者同样合情合理。
——丹尼尔·笛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