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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外交和约，于1918年2月9日凌晨在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签订。整个谈判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为签订这份和约而进行的各项谈判确实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一处豪宅大厅中（这里曾是一位俄国官员的俱乐部），端坐着德国的代表和他们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国王，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奥匈帝国皇帝的女婿，一群打着黑领结、向后斜靠着、做出一副屈尊俯就样子的中欧贵族们，一位土耳其帕夏
和一位保加利亚上校。他们的对面则坐着一个新兴国家的代表们，这个国家不久后被称为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了几位犹太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其中就有比岑科夫人（Madame Bitsenko），她曾因行刺一位地方行政长官而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一座监狱中，最近刚刚获释归来。还有一位是“农民代表”，他是最后一刻才在俄国首都街头被找到的，他是非常有用的摆设（这样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醉醺醺的）。还有许多沙俄旧体制中的俄罗斯人，包括一位海军上将和一些军事参谋，把他们一起带来是因为他们了解结束战争和撤离前线的技术细节（有一位是玩弄黑色幽默的行家里手，他还坚持写日记）。在布列斯特，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便于拍摄。当然，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和平。“一战”已进行了将近4年，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并摧毁了1914年战争爆发前这个世界最值得骄傲的创造——欧洲文明。战争还摧毁了沙皇俄国：布尔什维克已在1917年11月以革命的方式逐步地接管了政权，他们承诺要实现和平。现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他们在德国人的口述下得到了和平。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的条款极为高明。德国人没有占领太多领土，他们所做的，是指明俄国西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现在可以自由地宣布独立。这一结果使当时划定的边界与今天各国的边界十分相似。巴尔干半岛各国和高加索地区各国（还包括芬兰）都在阴影笼罩下诞生了。从中欧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乌克兰。这里拥有4 000万人口和沙皇俄国3/4的煤铁资源。在布列斯特，德国人就是和乌克兰的代表们（一些不修边幅的大学毕业生和一两个投机银行家，他们不说乌克兰语，而且正如福楼拜对这类人的评价那样，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于2月9日签署了那份被拍摄下来的和约，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随后于3月3日也在该和约上签字。拥有乌克兰，俄罗斯就像美国；而没了乌克兰，它就像加拿大——大部分地区都是冰雪而已。《布列斯特和约》提到的那些国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又都重新获得了独立。在1918年时，它们是德国的卫星国，乌拉赫（Urach）公爵
成为了立陶宛的“大公明道加斯二世（Mindaugas II）
”；而黑森伯爵当时也准备前往芬兰出任国王。在今天，德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但与“一战”时相比，却存在巨大不同：回想那个时候，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可现在，它却没有展现出那样的意愿。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要使德国自信地承担起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倒是有些困难。如今，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而非德语。但是在1918年，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不得不讲德语。现代欧洲是《布列斯特和约》的人性尊严的再现，虽然我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英美对德国的占领后才实现了这一切。
对于欧洲的德国时代，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加以说明。1871年，在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打败法国，崛起成为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并把法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1914年，柏林成为了当时的雅典，成为了一个可以在那里学到任何重要东西的地方，比如物理学、哲学、音乐和工程学（那个时代具有纪念价值的所有单位术语“赫兹”、“伦琴”、“马赫”和“狄塞尔”等，以及筑造起现代世界的那些发现，都出自德国）。1914年宣布参战的英国内阁中有3名成员曾在德国的大学读书，其中的陆军大臣还曾翻译过叔本华的作品。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的前前后后，德国人遇到的许多俄籍犹太裔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一样。德国化学家和工程师的巧思妙想可谓无穷无尽，就在那到处都是崎岖山路的意大利战线上
，同盟国的军队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费迪南德·保时捷
发明了四轮驱动的汽车，同盟国的军队因而能够应对不平的山路。1914年，工业发达的萨克森王国，也就是鲁尔区，烟囱林立，与过去英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曼彻斯特一模一样。当然，正像丘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德国确实创造了惊人的战争成果，由于取得了像1917年进攻意军的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
、1918年进攻英军的三月攻势（March Offensive）
这样的胜利，它所展现出的精气神，是协约国方面步履沉重的士兵们完全无法拥有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的德国时代这个概念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相比“一战”前，今天的欧洲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相似得令人感到怪异和害怕。欧洲的经济主要依赖瑞典和法国的矿石、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甚至包括北非甚至是巴格达的石油。当时，石油已变得非常重要，所有人都想去开采——德国要避免英美竞争这些资源。在1915年，最开明的德国人之一，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就写过一本名为“中欧”的畅销书。他在书中呼吁，与其追求一个德意志主导下的帝国，不如建立一个基于日耳曼语族的共和国。柏林应该引领境外东南部的众多较小民族的发展，做它们的榜样。况且，德国境内也有许多小的民族。历史上3个有名的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先后瓜分和吞并了这些民族，而波兰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民族，德国就有数百万波兰人的后裔。民族主义运动大多出现在这些被吞并的民族之中，并已威胁到了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生存。总的来说，在德国政府看来，不能听任这些非日耳曼民族耗掉过多资财。奥匈帝国已经花费巨资试图收买那些民族主义者，却徒劳无功，反倒没有了足够的资金来提高实力——尤其是奥匈的军队预算要远远少于英国军队，仅为后者的1/10。如果注入一点儿普鲁士的效率，严格地管理奥匈帝国，那么，白花钱且无力提升军力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在这本倡导日耳曼语族的《中欧》一书中，瑙曼的思路大体是：这些较小的民族，它们的文化归根结底多半都来源于德国，它们定会跟从德国的。自1879年以来，德奥同盟已经形成，瑙曼的意思是要赋予这个同盟有效的经济手段，而其他德国人想到的则是一种更强有力的方法。
随着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这些德国人的信心也日渐爆棚，成功令他们骄傲自大，头脑发昏。俾斯麦一直是清醒审慎的——他能够预见到，一个地处欧洲中心的强大德国，可能会使邻国团结起来对抗它。但是，新一代的统治者正冉冉升起，而且踌躇满志。他们的头号代表人物就是1889年登基的新德皇，年轻的威廉二世。这位德国皇帝效仿的榜样是英国。英国极为富庶，而且拥有庞大的海外帝国。从制度方面来说，英国无疑十分保守，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凡事都有历史渊源。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引领时代，这里的工业品占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庞大的海军则保障了它包揽一切的地位。那为什么德国就不能获取一个能与英国匹敌的海外帝国呢？这样，在威廉二世的领导下，德国的霸权追求和对霸权追求的轻率表达，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欧洲问题。
在欧洲大陆，法德之间早已存在对抗的关系。从短期来看，法德对抗的结果使俾斯麦在1871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新德国兼并了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但从历史的角度，即从回溯到17世纪来看，这两个国家之间对抗的结果则是法国支配了欧洲，并永久性地把德国分裂为众多彼此争吵不休的大小邦国。在“一战”前夕，法德对抗又多了另外一层紧张关系。俾斯麦一直小心翼翼不去疏远俄国，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彼此了解颇深，部分是因为君主之间总体上比较团结，另外双方在波兰也有共同利益，而波兰可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但在19世纪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变得虚弱不堪，德俄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有着强烈的兴趣，俄国也是一样。面对奥俄之间的冲突，俾斯麦平衡两方的策略就变得顾此失彼了。俄国人在寻求德国支持方面遭受了挫折，转而指望法国的帮助，因为至少法国能抽出资金在国外投资，而德国人的资金都留在了国内 1 。到了1894年，法国与俄国正式结盟。这样，当德国公开宣布寻求世界霸权和建立强大海军之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1900年，欧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印度和非洲已成为欧洲人的囊中之物；中国和土耳其看上去越来越有可能被解体，德国人渴望在那里分到好处。当时，德国人在完全错误的道路上推进他们的政策，所以1890年前后长大成熟的一代人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也是在那时，德国人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与英国的关系。可是当德国建造了一支旨在进攻英国的海军时，这个国家就犯下了20世纪最大的错误！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某种程度上把德国境内最优秀的人物团结在了一起。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最受尊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天赋非凡，涉猎广泛，对语言、法律、历史、哲学，甚至对统计波兰农民购买普鲁士土地都有精深的研究。1895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教授，那时他做了一次广受关注的就职讲演。得到这一教职时，韦伯还相当年轻，刚刚30岁出头。这位教授（他于1899年退出泛德意志联盟
，理由是这个组织没有达到民族主义的要求）讲的一些话，在现在看来有点儿莫名其妙，要比希特勒所说的还不讲理。他说道：“英国没有社会问题，是因为它非常富有。它非常富有，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帝国。它能够把那些不良分子——爱尔兰人、无产者等——运走，是因为它已对殖民地进行了归类，把澳洲划为安置他们的地方，而且英国能够从澳洲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一个消费市场。因此，英国拥有便宜的食品，不存在失业。而英国能够拥有它的帝国，是因为它有一支远比其他国家强大的海军。德国也有一些不良分子——波兰人、无产者等——因此，德国也必须把这些人渣倾倒到殖民地。这样，拥有一支海军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了。如果在一次战斗中，德国海军的规模大到在全军覆没之前还能对英国海军造成严重损害，那么英国就会承认德国的帝国身份。而且，这意味着英国海军在接下去的战斗中就不会再有充足的舰船，从而会被法国人或俄国人击沉。”韦伯的这次讲演，博得了听众的欢呼。这是一个聪明人整理出来的最愚蠢的理论之一，甚至都不值得奚落和嘲弄。他论证的每一步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以假设英国人有很少的社会问题开始，如果没有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那问题可能会更少。在20世纪70年代，即欧洲帝国主义走到尽头之际，欧洲大陆最贫困的国家是葡萄牙，但是当时它控制着庞大的非洲帝国；最富庶的国家是瑞典，它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它唯一的一块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而瑞士，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帝国。
韦伯具有一种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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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14年，当看到他的那些年轻学生被残杀时，他拒绝加入一群欢呼民族伟业的教授队伍中。但是，他和那些与他一样具有道德感的人们一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了死亡之路。德国确实建造了一支海军，一支军费占国防预算1/3的海军。可是，这笔资金是从陆军军费中转拨过来的，这就使得陆军无力承担起法俄联盟已经展开的两线作战。陆军因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接纳一多半本可以受训的年轻人，因为如果接纳他们进入军营，他们就会缺衣少食。由于这些年轻人免服兵役，所以德国陆军规模在1914年时几乎不比法国大多少，尽管当时法国人口在4 000万以下，而德国人口却是6 500万。德国建造的战列舰质量非常高，但它们的数量还是太少，因此，易受攻击，很难防御，这一点让德国人毫无办法的。差不多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都停在海港中，直到战争末期，由于面临着毫无意义的牺牲，德国水兵发生哗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自身的灭亡。这支海军只打算在北海游弋，因此不需要像在世界范围内游弋的英国战舰消耗那么多的煤，但德国海军却能够动用一些特殊装备，力图争霸世界。正是这一明显的敲诈行径促使英国人做出巨大努力——他们不仅要以几乎是2 : 1的比例，建造比德国人更多更好的战舰，而且还同法国和俄国制定了防御计划。这些都牵涉殖民地的交易：在1904年，英国人与法国人签订《英法协约》（
the Entente Cordiale
）
，以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控制埃及。在1907年，他们又与俄国人达成有关波斯的协约。如果发生纷争，英法俄各方的海军就会基于已经达成的非正式协定做出反应。而对于英法俄的每一步行动，德国的反应都显得笨拙草率、气势汹汹：在1905年，德国要求得到处于无主状态的摩洛哥的部分土地；在1909年，它则鼓励奥匈帝国轻率地进攻巴尔干半岛各国；而在1911年，它又把军舰派到了摩洛哥。在德国国内，这种“耀武扬威”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舆论的欢迎，却制造了一种国际危机来临的氛围。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的特使谈到，军国主义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
就在那个时代，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状态，而且这个世界自那时起就一直与它共存。在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总统为这种状态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词：“军事–工业复合体
”。战争工业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战争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员，获得了大量财政预算，并由此大大促进了各行各业，包括报纸专栏写作的发展。此外，军事工业往往会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看上去愚蠢至极的花费，结果过段时间却发现是非常必要的（飞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看似必要的花费，结果却成了毫无用处的浪费（堡垒要塞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技术在变得昂贵和难以预测。到了1911年，欧洲出现了军备竞赛。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成为其他任何国家扩张军备的借口，特别是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时，每个国家都感到自身的脆弱。当德国在1911年夏天派军舰到摩洛哥时，它的枪上了膛却一弹未发。古怪的是，扣动扳机的却是意大利。
如果说土耳其帝国的领土要被瓜分，那么，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分杯羹呢？英国人得到了埃及，法国人占领了北非。意大利帝国则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余的地方，并发动了战争。现代欧洲史上的一件怪事就是，列强中最弱的意大利，在还没有加富尔
、俾斯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人物的情况下，却把问题弄得白热化了。
3
在当时，意大利发起了一系列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事件。在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Moroccan crisis）
之后，意大利深知，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于是，它攻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试图夺取利比亚。土耳其人过于虚弱不堪，没有舰船能够保卫远离安纳托利亚沿海的岛屿，因此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些地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前景，促使巴尔干半岛各国第一时间宣布各自的利益所在。在1912年，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发起进攻，在几周的时间里，它们就赢得了胜利，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清除出了巴尔干半岛。随后，在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
中，联盟内部发生分裂，战事再起。土耳其人的势力有所恢复，但赢家则是与俄国紧密合作的塞尔维亚，以及与英国密切合作的希腊。
10年前，在中国陷入解体的时候，列强已经形成对抗。在那时，各国主要是通过海军较量。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当时几乎没人期望它能支撑下去——那么，对抗就会发生在列强的本土，会涉及领土关系和陆军力量的对比。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来说事关生死，因为它们是俄国经济的命脉。维持俄国南部各行业运转的90%的谷物出口和其他许多重要物资的进口，都要经过这个海上通道。在1911～1912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
，土耳其人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南部经济立刻停滞不前，因此，就俄国而言，确保两大海峡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1914年年初，协约国强迫土耳其人给予安纳托利亚东部类似自治的权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省份是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地，这可能招致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同时还有英法对阿拉伯各省的兴趣），因为信仰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可能会成为俄国的工具。而就在条约可能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人已开辟了与德国政府联系的新通道。
与英法俄等列强完全相反，德国是对土耳其人威胁最少的大国。德皇把自己标榜为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并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的海边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德式火车站，赠给土耳其苏丹，作为表示对他赞许和支持的标志。1913年年底，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
，事实上成为驻扎在连接黑海和爱琴海两大海峡的土耳其第一集团军的司令，俄国人对此予以强烈反对，但却无法阻止德国把军事顾问团——包括几十位高级军事专家派到土耳其。无论如何，在伊斯坦布尔的新政权中，最重要的人物很显然是支持德国人的恩维尔·帕夏
。他讲一口几乎完美的德语，有着令德国人羡慕的军事活力。恩维尔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
”，大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并最先在那里学到了推进“国家建设”的方法——推行一种新语言、崇尚军国主义思想并驱逐少数民族。德国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他们的政治对手则是英国和法国。考虑到两次巴尔干战争后接踵而至的绝望情绪，暂时控制土耳其政权的恩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决定邀请利曼·冯·桑德斯。俄国的噩梦是德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1913年12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西鲁克兹火车站，这一举动标志着8个月后爆发的那场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俄国非常害怕德国人控制两大海峡。但是，德意志民族怀有一个帝国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欧梦，因为奥匈帝国长期以来也在寻求在近东的商业和政治影响，而且，奥匈帝国的贸易并非远远落后于德国的贸易。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国际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倡导的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问题——德皇作为礼物赠给苏丹的那个火车站就是这个铁路的组成部分。到了1914年，一座新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已在伊斯坦布尔建成（该官邸因屋顶上刻有豪华的鹰像，而被称为“鸟笼”）。在多玛巴切皇宫
，傀儡苏丹，只能满腹怨恨、提心吊胆地走来走去，而德国大使则能在大使馆怒视博斯普鲁斯海峡。恩维尔和土耳其青年党人让苏丹沦为摆设，到此时为止，俄德之间的对抗多少都是间接性的，涉及的仅仅是德国对奥匈帝国并不热情的支持。可是，接下来在事关俄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俄德之间发生了直接摩擦。
两国的冲突伴随着一种更为普遍、已然强化的紧张感爆发了。1911年之后，军备竞赛不断加剧。新型飞机和超无畏级战列舰出现了，各国征召越来越多的士兵，修建越来越多的战略铁路。土耳其位于欧洲边界，如果出现外交危机，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的军队都会受到影响。在1914年之前，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各国政府都有钱可花。1911年德国军费支出的温和增长（培训更多的士兵）就会引发法国在1912年做出反应（也就是在和平年代培养更多的士兵），随后这又会激起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新的反应。在1913年，军备竞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即出现了一个意在把俄国变成“超级大国”的“伟大计划”。该计划旨在为俄军提供比德军更多的枪炮。该计划允诺俄军能够为远多于现役的士兵提供衣食，并进行有效输送。在制订这个计划之前，俄国的人口比德国多3倍，但由于缺少资金，俄军人数并不比德军人数多，而且枪炮数量也远远少于德军，战略铁路也是一样。实施这个计划之后，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而且将是急剧的变化。到1914年，曾在圣彼得堡出任英国大使的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对英俄两国结盟暗自庆幸、欣喜不已。
但在柏林，这个计划却造成了恐慌。在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发现潜在的敌人在干什么。军队必须靠火车运送，车站站台的长度会使敌人的战争计划暴露无遗；而且，没有人会限制旅行和拍摄，一个奥匈帝国的情报官员甚至可以拿着一本自己的护照在俄国南部四处旅行，而护照上职业一栏竟然登记的是“总参谋部军官”。在某个偏远之地，在正常情况下，那里乘客很少，铁路职工甚至要讨好那里带着小鸡的农妇乘坐火车，可那里的站台却长得令人起疑，这意味着骑兵或步兵已经被运到了那里的某个地方了。再有，那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议会，议会记录则是公开的，人们甚至能在每天的报纸上读到它们。因此，柏林和维也纳方面很容易了解到，1914年的春天，俄国人正在把他们的经济实力集中用到军事事务上。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
本人就目睹了俄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因为在当时，金本位制维持了俄国的货币稳定，铁路也把各个层面的供求关系都联结了起来。各类科技杂志都显示出了俄国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一辆俄国卡车在目的地为里加
的欧洲长途汽车比赛中获胜，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乔尔可夫斯基论述了终将携带人造卫星摆脱地球引力，飞向太空的公式。圣彼得堡仍有可能是未来欧洲的首都。毫无疑问，贝特曼·霍尔维格非常富有才智，他知道德国要勉为其难地适应这一切。他的儿子曾问他，是否在他位于霍亨菲诺的勃兰登堡庄园栽种一些成长期很长的榆树。这位首相答道：不，那只有俄国人会得到好处。在这件事上，霍尔维格是正确的。30年后，俄国人确实到达了勃兰登堡，而且接下来又在那里驻扎了50年。但贝特曼·霍尔维格本人是一位宿命论者，可是他屈服于那些没有怀疑精神的人们。在当时，军人们猛敲着桌子大吼道：德国现在能赢得战争，但如果再等上两三年，那时俄国就会变得太强大。
俄国军队的规模和力量不断增长，这对德国来说足够糟糕。铁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恐慌。1908年以后，俄国加入到了自我驱动的工业化进程之中。这样的工业化进程早已发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德国。俄国当然拥有庞大丰富的资源，但开发程度非常低，一方面是因为运输还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没人相信纸币。随着铁路的建设和黄金供应的增长，在1909年，俄国首相彼得·斯托雷平
对一位法国记者说：“给这个国家20年的内外和平，您就将认不出来这个国家了”。到了1914年，俄国的预算收入翻了一番，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建设能比以前更快地把军队运送到前线的铁路。在科隆每天大约有700列火车运送上下班的乘客，如果以此作为比较标准，在1910年，调动俄军需要250列火车；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60列；而到了1917年，则进一步上升到560列。更强大的运输能力允许俄军在德国调兵后的第3天，就能够准确和全面地部署部队在边界地带。换言之，在1917年，我们就能够预见到1945年的形势——英军占领了汉堡，俄军占领了柏林，德军则要向贝特曼·霍尔维格之子曾想栽种榆树的勃兰登堡说再见。
德国将军在公共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是其他国家的将军所无法比拟的。但如今他们开始恐慌了。面对法俄联盟，德国的战争计划已昭然若揭。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它所拥有的铁路仍然远远少于西欧列强；如果战争打响，在法军溃败的时候，俄军只是刚刚完成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
在1897年指出，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再现1870年打败法国的胜利，接下来再对付俄国。可德军的调动将会是一项巨大的任务——100万称职的铁路工人要在17天中，在超过4万英里的双线铁路上，动用3万辆火车头、65 000节客车车厢和70万节货车车厢，运送300万士兵、86 000匹战马和大堆大堆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枪支弹药。一个集团军就需要6 000节车厢，一个骑兵师也需要1 200节车厢。德军确实能够有效地安排好这些士兵和物资，这样，在宣布调动兵力17天后，德军就将在边界地带进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确信俄国人效率低下，因为他们的铁路太少，在供水、电报、煤炭储备，甚至站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能力都太差。确实，在当时的俄国，协助军队的铁路员工共有4万人，其中1/3是文盲。但是，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设想都将失去真正的基础，因为列强关系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因素：德国唯一的真正盟友奥匈帝国不久就要解体。
奥匈帝国行将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它的帝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有15种语言版本，包括一种意地绪语版）。而且，维也纳在外交上并没有运用好平衡策略。在奥匈帝国控制的南斯拉夫，当最重要的南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胜利之时，它的榜样力量激起了许多反对奥匈的政治运动。维也纳是如何反应的呢？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是在维也纳的控制下，把所有南斯拉夫各族联合成一个所谓的南斯拉夫国家，对此，明智的塞尔维亚人是会支持的（在奥匈帝国中，他们经常这样教育自己）。但是，真正掌控帝国的匈牙利人却不想出现第二个民族国家。这样，在1914年时，维也纳就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根据泰勒
的说法，维也纳只是在静观事态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一切问题自行消失。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而且突如其来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奥匈帝国的外长切尔宁伯爵则换了种说法，他指出：“我们必定要消亡。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亡的方式，不过，我们选择了最糟糕最恐怖的一种。”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是一桩“不可避免的事件”，而实际上却是一起完全偶然的事端。一些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分子计划在皇储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暗杀他。他们本来已经搞砸了这份差事，虽然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没击中目标，他们中有一个人跑到路边的咖啡店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大公驱车继续前往总督波蒂奥雷克
的司令部（在那里，他接见了一些民俗表演团的小姑娘），并对总督进行了严厉斥责。随后，他愤怒地离开了司令部，要去医院探望在稍早的爆炸中受伤的一位官员。这样，大公的汽车再度出发，哈拉赫伯爵站在汽车的迎宾踏板上。汽车在穿过萨拉热窝河的一座桥梁后，司机驾车向左拐去，但发现走错了路。司机被告知停车掉头向回开。在倒车时，这类汽车有时会熄火，而大公乘坐的这部车正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前文提到，塞尔维亚暗杀组织中有个成员跑到一家咖啡厅里稳定自己不安的情绪，正是从那个咖啡厅的位置能看到，哈拉赫伯爵站在了车的另一面。此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暗杀目标缓慢地向上行驶并停了下来，那位稳定了情绪的杀手开枪了。普林西普年仅17岁，是一位受过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训练的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从19世纪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成员，而这个组织尤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The Possessed
）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在西方目光下》（
Under Western Eyes
）中的人物作为榜样。奥匈的法律不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普林西普还很年轻，因此得以幸存。他被关押起来并于1918年去世。在他死前，监狱里的一位心理医生曾问他是否对自己那导致“一战”爆发的行为和数百万的死伤有任何悔意。他回答说，如果他没做那件事，德国人也会找到别的借口。
在这一点上，普林西普说对了。柏林在等待发生“不可避免的事件”。在一段时间里，德军一直在说它此时此地能够赢得一场欧洲战争，但是一旦俄国站稳脚跟，情况就会失控。德国人预计这一转变可能会发生在1917年，到那时，俄国的战略铁路将能够以德国人的速度快速地来回运送军队。现在，潜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很杂很多——德国唯一的朋友在解体，要么在近东和中东出现德意志帝国，要么诞生一个超级大国俄国。人们可以日复一日地信口开河漫谈所有这一切，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德国人面前。德国的创建者俾斯麦能够非常英明地捕捉到偶然事件，并利用它们把他的敌人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俾斯麦的雕像矗立在无数的城镇中，他的继承者都想弄明白他是怎么做到如此英明的。如今，1914年，又一桩偶然事件发生了：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奥匈帝国的外长一直想知道如何把德国牵连进来。霍约斯伯爵被派到柏林来确定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正在寻找开战借口的国家。
在战争失败之后，几乎所有卷入决策的人们，包括德国首相、奥匈帝国的外长和差不多全部的德军军官，都毁掉了他们的私人文件。我们要想真正了解1914年时柏林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借助长途电话的通话内容、阁楼中被遗忘的东西和一份内容非常多的文献——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一位犹太人） 4 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1914年7月7日是毁灭性的一天。当天晚上，这位年轻人与胡须灰白的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坐在一起。他们亲切交谈，里茨勒知道，首相虽然在倾听，但他其实是要抓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天日记中关键的一行字是：“俄国在变强变大，它已经成了一个噩梦。”贝特曼·霍尔维格指出，将军们都确信必须发动一场战争，否则就来不及了。现在，德军拥有一个完全可行并将获得成功的大好机会。要是到了1917年，德国就没任何指望了。因此，如果俄国人现在就进行战争，那么，对德国来说，1914年要比以后合适得多。而且，如果俄国率先宣战，西方列强有可能抛弃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集团就会分裂。总之，不论哪一种出现情况，德国都将是赢家。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密谋的过程中，决策层的很多人展现出一副无辜蒙冤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没有参与一样——德皇坐着他的游艇出游了，外交部部长在度蜜月，总参谋长则在游泳。不过，在自己庄园中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却以一种最古怪的方式证明那一切都是假象。有一份没被毁掉的记录显示了他的开支。而且他的开支有所增加。在贝特曼·霍尔维格假装度假期间，他几次前往柏林。由于小气，他都要国家支付费用。为了可能爆发的战争，他往返几次，安排国家的财政（当然，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财务，他可是出身于银行世家），收取债务和审慎地买卖债券。一位特殊的情报人员通知汉堡的沃伯格家族
应该做的事情。柏林打算发动战争了。
奥匈帝国外交部有一位脾气火暴的外交官，他曾把斐迪南大公被谋杀一事称为“战神马尔斯赠送的礼物”——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奇妙借口。他认为奥匈帝国将重现辉煌，俄国会乖乖就范，甚至土耳其也可能会被接管。在6个星期里，就能赢得一场俾斯麦式的胜利。正像德皇威廉二世所说：“要么现在，要么永不”。德国要战争，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正好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奥匈帝国意识到：要利用这个机会进攻俄国的附庸塞尔维亚，他们发布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会丧失独立地位的要求。从事态的进展来看，奥匈帝国根本没有热情与俄国打仗——塞尔维亚可以打，但俄国太大了。奥国把它的担忧变成了拖延——要安抚匈牙利人，要收割庄稼等。柏林方面则审慎地敲打着桌子，进行督促，1918年7月23日，奥国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尔维亚有保留地予以接受，与此同时，奥国宣布进行军事动员，但仍没有宣战。德国政府则发出了更多的催促声，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此时，俄国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它能保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吗？进一步说，它能确保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海峡
的未来局势吗？起初，沙皇完全不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德国大使最终将德国的宣战书呈交给沙皇时，他眼含泪水，接受了这一事实）。也许只是动用一部分军队，单独对付奥国？德皇本人也曾重新考虑过战争问题，因此，才有许多俄德两国皇帝的电报交流。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似乎也曾对战争有所怀疑。但在当时，德军将士则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这一切都取决于铁路。拥有铁路就将赢得战争。如果一个大国能够设法在征召和运输100万军队方面取得领先，那么，它就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军队准备就绪前到达敌人的边界。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这种情况就曾发生过，当时法军的部队运输一团糟，而德军的参谋人员则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实际上，法军在6周的时间里就被包围和俘虏了。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也曾发生一次因铁路供应不足导致的灾难，当时，两个大国因在中国的利益而发生冲突，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解决供应问题，俄国不得不寻求和解。现在是1914年，每位参谋都担心敌军会率先采取行动，德国人为此坚持要求奥匈帝国针对俄国进行全面动员，他们认为只要这样，“铁骰子就会滚动起来”。德军本身明显想打一场战争，而且已经决定进行动员，而就在此时，俄国人送给了他们一份大礼。7月31日，圣彼得堡宣布总动员，这刚好发生在德军宣战前夕。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军事调动可以说成是出于防御。考虑到帝国国会中潜在的反对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德国大使向俄方呈交了一份要求俄国结束动员的照会，在遭到拒绝时，德国于8月1日宣布进行战争。德国的战争计划是想立刻进攻法国，为此，列车立刻启动。巴黎收到一份最后通牒，大意是法国必须宣布中立，并做出保证。在这种通牒被拒绝后，法德之间随后也在8月3日爆发了战争。
德国还需按下最后一个战争按钮。德军不可能真的直接进攻法国，因为在并不长的法德边界上，双方的防御工事都非常强大。德军只能通过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可比利时是个中立国，而且它的中立地位得到了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列强的保证。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根据条约义务，这种情况只能被怒斥为战争行径。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刻命令皇家海军进入待命状态。欧洲东面的某个危机，会在西面引发战争，这就是1914年时的形势，人们对此早有预见。研究一下威斯特伐利亚地区
的铁路情况，就完全能够意识到德军会在战时入侵比利时。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德之间的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德国已是一个榜样国家，有着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党、最出色的地方政府和最优良的教育系统。那么，为什么英国还要站在俄国一方与德国作战呢？正像在1939年出现了德军数量翻了两番这种情况一样，英德开战的原因几乎不需解释。德国打造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并不断对俄国和法国进行攻击性行动。英国内阁成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完全正确的看法。他们认为，自1850年以来，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俄国。如果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现身《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现场，并表示英国并不反对德国控制欧洲，而且，如果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得到保障，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麻烦在于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人相信德国人了。当时英国政坛最聪明的人物戴维·劳合·乔治
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国资源的德国，将不可被打败，也将难以控制。如果德军没有入侵比利时，那么，英国海军无论如何都会致力于保卫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安全。而德军侵入比利时，给了英国充足的理由进行干涉，也使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持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8月4日，英国政府发布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撤出比利时。但德国政府一直没有给予答复，这样，这场欧洲战争就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1 法国能够抽出资金，部分地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法国的人口在1870年到1914年间几乎没有增长，本该为人父母的人们疯狂储蓄。
2 帝国主义思想让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教授跟班们更强大，这当然是事实，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本人也学到许多东西。在那次就职讲演之后，韦伯成了一位民族英雄，并吸引了一位非常聪明女性的注意，她把他带入了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似乎明白了教授和博士们真的无法垄断智慧。他更成熟了。1914年，德国文化界的一千多位重要人物，几乎都在一份“知识分子请愿书”上签了名，支持韦伯在就职讲演中提出的主张。而韦伯本人则到西线做了一位医疗助理。
3 甚至党员要身着特殊制服的想法，希特勒也是从墨索里尼那里学到的，墨索里尼选择了黑衫党服。在当时堆放着各色制服的市场中，他碰巧看中了褐色制服。这批货物是为在东非的德军准备的，并被存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地方，一位很有胆量的奥地利人获得了这批制服并运回欧洲销售。
4 有几位具有中欧血统的人士著有关于20世纪的传记，里茨勒的传记是其中之一。里茨勒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学识渊博，写有讨论巴门尼德的著作，也是普鲁士研究院院长（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女婿。他曾任职德国外交部新闻处，并成为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私人秘书，与后者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17年，由于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里茨勒成为了外交官，负责安排列宁抵达斯多哥尔摩有关事宜。接下来在经过一番筹划之后，他又在20年代与支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的私人秘书。但他政治上“左倾”，并成为了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教授。在1933年，里茨勒移民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大期间，他曾利用其影响力否决了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身在新西兰的流亡者（来自奥地利）——教授职位的候选资格。1945年，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为抗议投放原子弹，想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取得联系。他需要一封介绍信，为此，他寻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支持，并得到了帮助，这促成了他与埃莉诺·罗斯福面谈。可是，罗斯福总统本人随后就去世了。爱因斯坦的介绍信转给了罗斯福的接替者杜鲁门。但杜鲁门总统安排了一个判断投放原子弹是否合乎道德的委员会。库尔特·里茨勒不相信杜鲁门竟然成了总统。他的建议是支持投放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