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中国没有宏大的天主教堂一样，中国也没有诸如布伦海姆宫这样的贵族宫殿，从未产生过政治上有权有势的贵族，诸如修建了布伦海姆宫的马尔伯勒公爵。欧洲进入近代社会时，政治乱象纷呈，既有独立的王公贵族，又有自治的城邦；既有与国家政权分庭抗礼的罗马天主教廷，又有渴望建立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的新教徒。中国则不然，步入近代社会时，此前1 000多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帝国官僚体制，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其统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

因此，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与在西方生根的制度大相径庭。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产生于16～17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制度解体，产生了一批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罗马天主教也分裂成为形形色色的教派。均势外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结果。没有一国足够强大，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国，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具有足够的权威，从而能畅行天下。各国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成为国际法和外交的基础。

中国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从未遇到过与中国文化类似或大如中国的社会。中国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了天命。对中国皇帝而言，天命不一定意味着与邻国人民敌对——不敌对最好。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蛮夷上。中国的目标是让诸如朝鲜的藩属承认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换取通商权利等好处。至于中国人知之甚少的远方夷人，如欧洲人，中国虽以礼相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他们几乎没有兴趣让外夷皈依中国文化。1372年，明朝开国皇帝表达了这一观点：“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中国的皇帝认为，试图对不幸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毗邻诸国只要向中国朝贡即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就可以通过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这样做的都属未开化之列。归化皇帝，施行帝国礼仪乃其文化内核。 帝国强盛时，中国文化圈随之延伸，天下一统为一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实体。

在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使者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文明教化”。皇帝也从不与其他国家元首会晤，皇帝接见他们则体现了对“远涉来客推恩加礼”。使者奉上贡品表明他们对皇帝俯首称臣。中国朝廷向外国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来自天朝的御使。

中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反映了一种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通过礼部处理与进贡国（如朝鲜、泰国和越南）的关系，暗喻与进贡国的外交不过是天下大同这一更大的抽象使命的一个方面。至于北面和西面未曾汉化的游牧部落，中国通过理藩院与之打交道。理藩院是一个类似署理海外殖民地的机构，专事赐赠属国国王封号，以免起边祸。

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后，1861年，迫于19世纪西方入侵的压力，中国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负责处理对外事务。它被视为一个临时的应急性机构，待眼下危机消除后即行解散。这一新机构故意设在原铁钱局公所旧址——一处不起眼的老宅。用清朝重要政治家恭亲王的话说，设在此处是为了“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欧洲国与国之间那种政治与外交观念，然而这些观念只是在国家分裂时期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思想存在于中国。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规律，中国终将从分裂回归天下一统，新的朝代将再次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位。

作为一个帝国，中国答应给予邻国人民公正，但不是平等，并根据每一国人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中国的漫长边界频频变更，历史上居住在边界上的“劣等”人实际上无论装备上还是机动性上多胜过中国人。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半游牧部落，满族人、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外加后来日益对外扩张的沙俄帝国。这些部落的骑兵轻而易举即可沿着漫长的边界对中国的农耕内地发动袭击，而中国为了报复出动的远征军则面临地形险恶、供应线漫长等重重困难。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当地人名义上归属于中国，但历来尚武好斗，且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其中越南人最有韧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中国人高人一等，并声称能打败中国人。

中国无力征服四周所有的邻国，其人口主要由固守乡土的农民组成。统治阶层的精英不是靠作战英勇封官，而是靠熟谙儒家经典和精通书墨升官，例如精于书法和诗歌。四邻部族每一个都对中国构成极大威胁，倘若它们联合起来，中国将难以应付。历史学家赖德懋（拉铁摩尔）写道：“夷蛮入侵因而构成了对中国的永久威胁……任何一个无后顾之忧，又可绕过其他蛮夷的夷国，尽可放心大胆地入侵中国。” 天朝的自大和地大物博，后来反倒害了自己，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

在西方人的脑海里，长城是中国的主要象征，而长城也恰是中国根本弱点的体现，它在抵御外敌方面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中国的政治家靠的是运用丰富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诱使中国潜在的外国敌手与它结成比较容易驾驭的关系。最理想的目标不是征服（虽然中国偶尔也对外大举用兵，而且是先发制人），而是遏制入侵，避免夷人结盟。

以允许通商为诱饵，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中国笼络邻国人民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准则，同时制造一种皇帝威严的印象，以抑制潜在的入侵者试探中国的实力。其目的不是为了降服蛮夷，而是“羁縻”。对不肯归顺的蛮夷，中国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必要时“以夷伐夷”。 明朝的一位官员对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构成对中国潜在威胁的部族有如下描述：

蛮夷之间不合则弱，弱则易驭治。倘若分而居之，众夷彼此互不往来，对朝廷尤恭。至于夷酋，吾可厚此薄彼，任其自残。此乃一政治方略：“蛮夷互斗，有利中华。”

这种体系的目标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即防止他人在中国边疆结成同盟。治夷方针在中国官员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以致19世纪大批欧洲“蛮夷”抵达中国沿海地带时，中国官员讲述眼前威胁所用的语言与前朝官员如出一辙：要“以夷制夷”，直到他们受到安抚。初次遭受英国人袭击时，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战略，引入其他欧洲国家，令其彼此争斗，而后加以利用。

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中国朝廷采用的手段非常实际，或贿赂蛮夷，或利用汉族人口优势“稀释”蛮夷；战败时，中国则俯首称臣，作为汉化蛮夷的先声，例如元朝和清朝之初。中国朝廷常常采用变相的绥靖手法，但给它蒙上了一层面纱，表现为复杂的礼仪形式。中国的统治阶层于是可以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秉持中国仁厚至尊的姿态。为此，汉朝的一位大臣建议用“五饵”之策对付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铁骑匈奴部落。他写道：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中国强盛时，其外交体现为在意识形态上捍卫帝国权力的合理性；衰微时，外交则用来掩盖其弱点，帮助中国利用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

同后起的其他区域性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帝国，对扩张领土并不热衷。东汉（公元25～220年）的一位学者何休写道：“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返也。” 中国的治疆目标是离间驯服周边国家，而不是直接占领。

中国人讲求实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上。当异族君主赢得战争时，中国的官僚阶层会随之归顺，同时又游说征服者，他们刚刚征服的中国疆土幅员辽阔，文化独特，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的语言和现有的中国官僚机构来统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渐被同化到他们当初试图控制的秩序中。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 Rv9AM8w+LagQlI5S1MNYmcqiM9btbSfWYR7xxBSZaH2vdWcTTjDMRu8dqdcdkc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