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凭借武力建立的,然而没有一个能够靠武力延续下去。若要长久统治世界,必须化武力为义务。否则统治者会为了维护统治耗尽精力,却无力塑造未来,而塑造未来才是政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
中国就是一例。中国统一的方式以及周期性的分裂与统一有时极其残酷,中国历史上不乏血腥的叛乱和暴虐的皇帝。1 000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当强调禅定和内心平和的佛教开始出现在印度文化中时,犹太教先知,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知则宣扬人死后还有来世的“一神教”。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
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或“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人。当时政治动荡,诸侯混战,随后进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统治中国的周朝日益衰微,无力管辖争夺权力的各方诸侯,任凭贪婪和暴力肆虐。大一统的天下再度陷入混乱。
孔子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在自己国家游走四方,希冀能受到当时互相争斗的某个诸侯的重用。然而孔子又和马基雅维利不同,他更注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玩弄权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施仁政,重礼教,行孝悌。或许他未能向潜在的雇主提出一条致富称霸的捷径,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目标,未能找到一位诸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继续一步步滑向政权的崩溃和战乱。
然而,由孔子弟子记载下的孔子教诲却流传于世。待到杀戮结束、中国再次统一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儒家思想被奉为官方哲学,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和其后的经史典籍构成了儒家经典,有点像是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混合体。熟谙儒家经典成了入朝做官——通过科举选拔出士大夫官吏,他们肩负维护庞大帝国和谐之责——的首要条件。
身处乱世,孔子提出的对策是施行正义的和谐社会之“道”。孔子称,远古的黄金时代曾实现过这种正义与和谐。在信仰上,人类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挽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合理秩序。信仰的目的不是启示或解脱,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遗忘的克己美德。 在一个儒家学说主导的社会里,好学是一个人显达的关键。因此孔子教诲道: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儒家秩序激励人们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孔子与一神论宗教的先知不同,他绝口不谈人类如何获得个人救赎。孔子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获得国家的救赎。孔子思想着眼于现世,肯定的是一种社会守则,而不是来世的救赎。
皇帝位于中国等级秩序之巅,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没有可比性。皇帝集社会秩序的宗教信条和世俗说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统治者,又代表了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就其政治作用而言,皇帝被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君主,凌驾于世界政治层级之上。这反映了中国等级森严的儒家社会结构。中国的礼仪坚持以叩首的方式承认皇帝的主宰地位,即行三跪九叩大礼。
皇帝扮演的第二个抽象角色是他作为“天子”的地位,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皇帝的这一角色暗示,他本人负有道德上的义务。皇帝施仁政,主仪典,严刑律,系天下万物“和谐”于一身。一旦皇帝荒淫无道,天朝即陷入混乱。哪怕是自然灾害,也有可能意味着天下失和。当政的朝廷会为此丧失赖以治天下的“天命”,叛乱蜂起,直至改朝换代,重新恢复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