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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虽疆土辽阔，但并不指手画脚地去干预他国事务。它要求他国纳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然而朝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且中国行使宗主国权力时，允许藩属享有近乎独立的自治地位。19世纪末，桀骜不驯的朝鲜人与位于本国西北部的巨人中国达成妥协，两国相安无事。从狭义上讲，朝鲜仍然是一个进贡国，朝鲜历代的国王定期遣使至北京上贡。朝鲜吸收了儒家伦理学说，并在正式书函里使用汉字。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潜在通道，因此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极为关注。
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在日本的战略构想中发挥的作用仿佛是日本自己的投影。日本同样把外国对朝鲜的控制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朝鲜半岛好似从亚洲大陆插向日本的一把尖刀。当年的蒙古人因此曾把朝鲜作为一个跳板，两次试图入侵日本群岛。随着中华帝国的影响力日衰，日本伺机控制朝鲜半岛，着手实现自己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和政治诉求。
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中国和日本在汉城卷入了一连串的宫廷阴谋，互相争夺对王室的控制。由于朝鲜成了外国觊觎的对象，李鸿章建议朝鲜的君主学习中国对付入侵者的经验，即来者不拒，令潜在的殖民者互相争斗。李鸿章在1879年10月写给朝鲜一位大臣的函件中，忠告朝鲜应当寻求远夷的支持，尤其是美国：
你们可能会说，避免麻烦的最简单办法是闭关自守。然而就东方而言，此法断无可能。日本的对外扩张非人力所能阻挡。贵国政府难道不是被迫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吗？就目前形势而言，以毒对毒，以力制力难道不是我们的最佳对策吗？
据此，李鸿章建议朝鲜“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他告诫说，与西方国家通商会有“伤风败俗之弊”，例如鸦片和基督教。然而西方列强与掠夺领土的日俄不同，“惟欲与贵国通商”。与西洋通商是为了平衡外来列强构成的威胁，防止其中任何一个独霸朝鲜：
既然你们了解敌手的实力，就应该采取一切手段离间敌人；慎行而用诈，此乃改善谋略者所为也。
李鸿章只字未提中国在朝鲜的利益，要么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与其他外国影响造成的危险不是一个性质，要么因为他得出结论，中国实际上没有力量保护朝鲜不受外来影响。
中国和日本各自声称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两国势同冰炭。1894年，日中因朝鲜国内叛乱分别派兵赴朝。日本最终扣押了朝鲜国王，扶植一个亲日政府上台。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开战。然而只有日本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清政府拨给中国海军的款项则被挪用修缮颐和园。
战争爆发后仅几小时，日本即摧毁了经费拮据的中国海军，而这支海军貌似是中国几十年自强运动取得的成果。又一次被迫赋闲在家的李鸿章奉旨前往日本城市马关谈判一项和约，去完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在一场军事惨败后设法挽救中国的尊严。战场上占据主动的一方往往故意拖延议和，尤其是每拖一天，对自己的谈判立场越有利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进一步羞辱中国，拒绝接待中国派出的一连串谈判代表，称他们官阶太低的原因。这是日本有意在侮辱中华帝国。此前，中国派出的使节是天朝特权的象征，无论官位高低，地位均在他人之上。
马关讨论的议和条款是对中国人上国观念的一次残酷冲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废止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为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打开了大门）；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将满洲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包括战略地位重要的大连和旅顺港。多亏一个日本刺客的子弹，中国才免于更屈辱的结果。在谈判地点，子弹擦着李鸿章的面颊而过。日本政府出于羞愧，放弃了几条更苛刻的要求。
李鸿章躺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表明他不因屈辱而低头。他的坚韧也许与他掌握的下列情况有关：就在谈判进行期间，中国的外交官正在积极接触其他在华有利益的列强，尤其是俄国。自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向太平洋的扩张一直是中国外交需要应对的问题。李鸿章预见到了日本和俄国在朝鲜和满洲的争夺，并在1894年指示其外交官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要特别谨慎。李鸿章刚从马关回国，即促成俄国领头，外加法国和德国的“三国干涉”，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
这次外交活动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因为俄国再次将它对中俄友谊的解释付诸实施。作为相助的回报，俄国又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不过这一次它做得比较隐蔽，没有明目张胆地索取报酬。三国干涉后，俄国把李鸿章叫到莫斯科，签署了一个秘密条约，其中一个条款使其贪婪之心昭然若揭。条款规定，为了确保中国免遭日本新的攻击，俄国将修建一条贯穿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俄国在密约里保证不把这条铁路当做“侵犯中国领土的借口，或侵害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权利及特权的借口”
。然而这正是俄国下一步要干的。铁路建成伊始，俄国即提出，铁路沿线地带需要俄军驻扎，以保护其投资。几年之内，不仅日本被迫放弃的地区悉数落入俄国之手，俄国还占据了更多的中国领土。
这成为李鸿章身后最具争议的话题。三国的干预遏制了日本的进逼，至少是暂时的，然而代价是俄国在满洲一家独大。沙俄在满洲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在华的其他列强争先恐后地争夺在华利益。任何一个列强攫取新的利益后，其他列强马上跟着提出自己的相应要求。德国占领了山东半岛上的青岛；法国在广东夺得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对越南的控制；英国扩大了在香港对面的新界的存在，还在与旅顺港隔海相望的地方得到一个海军基地。
以夷制夷的战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一个列强能独霸中国。在有限的范围内，北京清朝政府得以维持其统治。但从长远来看，靠引入外国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互相制衡以挽救中国的策略若要奏效，中国必须强大到别国不能等闲视之。然而，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正日益减弱。
“绥靖”一词成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所采取政策的别称。若要安全地奉行对抗政策，羸弱的一方必须有办法让强大一方的失败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否则，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是唯一稳妥的办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在自己军事上比对方更强大的时候奉行了绥靖政策。然而，绥靖政策同样具有政治风险，有可能会丧失社会凝聚力，因为它需要公众继续信任其领导人，即使他们看上去似乎屈从了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所处的困境。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在掠夺成性的欧洲、俄国和日本与冥顽不化的本国朝廷的夹缝中间求生存。后代中国人承认李鸿章的才干，但对他签署的丧权条约，尤其是与俄国和日本签署的条约，包括割让台湾给日本，或一言难尽，或心怀怨恨。这一政策激怒了一个骄傲的民族。尽管如此，中国因这一政策得以在100年的殖民扩张期间保住了主权的一些基本要素。同一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家无一例外完全丧失了本国的独立。中国貌似对外国逆来顺受，但最终摆脱了屈辱。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在呈送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概括了自己外交活动的出发点：
毋庸赘言，中国若能在一场战争中凯旋，我会欣喜若狂。臣风烛残年之日，倘若能看到蛮夷国家最终被降服，恭顺圣上，将不胜欣喜。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无力打胜一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事关大清的完整与否，有谁会愚蠢到投鼠而不忌器呢？
挑动俄日在满洲争斗的战略导致了两个列强之间的争夺，俄日都在渐渐地试探对手。俄国在疯狂扩张中，不再顾及与其他掠夺中国的列强达成的默契，即在各自瓜分中国的目标和维持一定程度的中国主权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而告终。凭借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朝鲜，还有中国的满洲，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未能完全如愿以偿。罗斯福总统依据美国外交中鲜见的均势原则出面调停了日俄战争，从而阻止了日本攫取整个满洲，维护了亚洲的平衡。俄国在亚洲受挫后，再次把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