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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有5 00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了2 000多年。它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靠对近乎猖獗的外族入侵逆来顺受。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征服者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文化，要么逐渐淹没在被征服者的海洋中，而中国人的耐心遮掩了他们务实的特点。现在，决定命运的又一个时期即将降临。
1860年的冲突之后，皇帝和朝廷内的主战派逃离首都。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恭亲王扮演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的角色。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后，于1861年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概述了眼前面临的可怕的战略选择：
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
这是战败者所处的典型的两难境地：一个国家能够一面貌似顺从征服者，一面维持自己的凝聚力吗？又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扭转不利的力量对比？恭亲王援引了一句古训：“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
鉴于没有绝佳对策，恭亲王实际上依据远交近攻的原则，在奏折里将面临的危险分出轻重缓急。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惯用的战略，100多年后再次为毛泽东所运用。恭亲王的奏折评估了几个入侵国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显示了他对地缘政治的非凡敏锐。虽然英国构成了眼下的实际威胁，然而就对中国国家完整的长期威胁而言，恭亲王在奏折中把英国置于末尾，而将俄国置于首位：
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为了实现针对外国列强的长远目标，恭亲王提出设立一个新政府机构——一个外交部的雏形，以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分析外国报纸对中国境外的新闻报道。他很有把握地预测说，这只是应急之需，“一俟清剿结束，与诸国事务由繁转简后，随行裁撤”。
新成立的这一部门直到1890年才列入京畿及中央政府各部衙门名册中。其官员多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暂且借调过来，并且轮换频繁。尽管中国的一些城市已被外国军队占领，中国仍将外交政策视为权宜之计，而不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永久特征。
新部门的全名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含糊的名称可以解释为，中国根本没有与外国人搞什么外交，而是把他们作为中华大帝国的一部分署理其事务。
落实恭亲王的外交政策之任落到了李鸿章的肩上，他是一位因带兵与太平天国作战而脱颖而出的重臣。李鸿章素有大志，举止儒雅，受辱不形于色，深谙中国文化传统，但又对中国的险恶处境有不同凡响之认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李鸿章成了中国对外的面孔。他本人也把自己看做外国列强和清廷之间的调解人。前者不断向中国勒索领土和经济权益，后者则妄自尊大，认为自己的政体在万邦之上。就其性质而言，李鸿章的政策断无可能获得任何一方的完全赞同。尤其在中国，人们对李鸿章的一生功过褒贬不一，尤其是呼吁采取强硬路线的一派。清廷中保守好战的一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时不时地就要与外国列强兵戎相见，令李鸿章处境艰难。但他的努力显示了晚清时期他在中国面临的种种严峻选择之间游走的出色能力。李鸿章显达于危难之秋，在19世纪中叶中国各地起义迭起时崭露头角，成为一位出色的将领和“夷务”专家。1862年，李鸿章被派往中国东部富饶的江苏省任巡抚。他发现，主要城镇均被太平军包围，全靠决心捍卫自己新的通商特权的西方军队才免于陷落。李鸿章依照恭亲王奏折里的箴言，同外国军队结为联盟，以消灭共同的敌人，由此奠定了办理夷务权威的地位。在中西联合作战的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建立了工作关系（二人最终因李鸿章下令处死戈登许诺赦免的被捕太平天国将领而闹翻）。戈登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冒险家，日后在苏丹的喀土穆被马赫迪起义军围困时打死。1864年太平天国遭到镇压后，李鸿章加官晋爵，位高权重，在此后频繁的外交危机中成了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首席谈判代表。
作为遭到远比本国强大、文化迥异的国家围攻的一国代表，李鸿章有两个选择：努力弥合文化上的鸿沟，走军事强国之路，从而缓解因歧视异邦文化而招致的压力；或者靠炫耀其特色固守本国文化，靠自己坚定的信念赢得他国的尊重。
19世纪的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作出这一抉择得益于一个有利条件：日本与西方初次相遇时，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并显示了社会凝聚力。而李鸿章却无法选择这条路，他自己的国家因一场起义山河破碎。为了镇压这场起义，他需要外国的帮助。再者，李鸿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儒家传统，无论这样做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李鸿章在中国境内东奔西走是中国动荡不安的黯淡写照。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年内——1869～1871年，李鸿章风尘仆仆，从法国代表抗议当地反基督教骚乱的大西南，赶至再次爆发一连串骚乱的北方，随后再次折回中越边境附近爆发少数民族起义的大西南，继而赶赴西北处理一次回民叛乱，随后返回北方因教徒被杀受到法国军舰威胁的天津，最后前往东南，处理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关于台湾岛的危机。
在一个由西方制定的行为守则主导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别具一格。他身着宽松的士大夫朝服，戴显示官阶的“双眼花翎”或穿“黄马褂”。与他打交道的西方官员看到他的这身打扮茫然不解。李鸿章按照清制头顶剃光，脑后拖着一根长辫，头上戴一顶椭圆形官帽。他言辞简练，所说的汉语只有少数外国人能听懂。李鸿章举止安详，超凡脱俗。与他同时代的一个英国人对他既敬畏，又琢磨不透，把他比喻为一个外星来客。李鸿章的仪态举止似乎是想告诉他人，中国的艰辛和作出的种种让步不过是中华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暂时险阻。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一位士大夫重臣和指挥军队镇压太平天国的统帅，曾在1862年对他面授机宜，教他如何把内敛这一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作为一个外交手段：
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如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李鸿章和同时代任何一位大臣一样，笃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帝国传统特权的正义性。他与其他大臣的不同之处不是他对中国至尊地位的看法，而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他看到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在当时缺乏物质基础，或者说军事基础。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研究过西方的火器，设法了解外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因而认识到中国危险地落伍于世界其他国家。他在1872年呈给皇帝的一份阐述政策的奏折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彼方日出其技与我争雄竞胜，挈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
李鸿章得出了一个和魏源的观点类似的结论，只是当时的变革问题远比魏源时期紧迫。李鸿章告诫说：
目前时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倘若依旧固守成规，不思变革，国家日衰矣。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
19世纪60年代，中国就政策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辩论。李鸿章与朝中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称为“自强”的方针。李鸿章在1863年的一份奏章中，首先作为一个前提（同时也是为了说得婉转一点，以减缓对朝廷的冲击）提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然而鉴于中国近年来连吃败仗，李鸿章告诫道，中土的士大夫阶层再也不能小觑外国的发明了，“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中国需要火器、蒸汽船和重型设备以及相关的生产知识和技术。
为了增强中国人阅读西洋书籍和设计蓝图以及与洋人专家交谈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学习外语（此前中国认为，所有夷人都渴望成为中国人，所以觉得学习外语毫无必要）。李鸿章提出，中国应在主要城市，包括多年来一直竭力阻止外国影响渗入的京城开设学校，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课程。李鸿章把这一项目说成是一种挑战：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能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益。
恭亲王在1866年的一份奏章中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学发明成果：
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中国需要对外部世界开放自己，向此前它视为藩属和蛮夷的国家和人民学习，首先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传统体制，其次是恢复其上国地位。
倘若清廷能够一致支持恭亲王对外交政策的构想和李鸿章将其付诸实施的努力，这本来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是，这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官员与顽固守旧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后者抱残守缺，顽固地认为中国根本无须向外国人学习，如同孔孟时代的古圣人孟子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翰林院大学士倭仁据此抨击恭亲王在中国学校延聘外国教习的计划：
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体现了中国过去1 000年来的历程。然而，这种信念并没有解答中国如何应对眼前威胁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在技术上赶上西方的问题。中国的众多大臣似乎仍然认为，解决外夷问题的方法是处决或流放己方的谈判者。北京挑战外国列强期间，李鸿章三次遭到贬黜，但每一次后又被朝廷召回，因为反对他的人找不到更好的人选，只有依靠他的外交才干以解决他们自己造成的危机。
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又以镇抚四海的帝国自居，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步履维艰。最终一场宫廷政变迫使赞成改革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再次执掌大权。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和走向近代化，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要求本国的外交官设法减少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害，防止主权进一步丧失，同时，又没有授予他们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手段。中国外交官奉命争取时间，但又没有一个如何利用他们争取到的时间的计划。中国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东北亚均势中又多了一个新成员——正在迅速工业化的日本。